昆明的天蓝得纯净，昆明的云白得悠闲，昆明的太阳温暖明亮，昆明的蓝天、白云、太阳和人的距离很近。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长时期来，在封闭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四季如春的自然气候中生活得闲散自在，优哉悠哉。他们习惯了眯着眼泡在茶馆里，抽烟、喝茶、听围鼓听围鼓：听演员和票友在茶馆里清唱。。看马帮驮着盐巴、茶叶、蔗糖，从遥远的地方走来，又向遥远的地方走去。
抗战以后，昆明拥来了大批内地人，这座城市的生活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内地人有的是从那条路况很差的湘黔滇公路上辗转而来，有的是乘火车绕道越南再到昆明——那条铁路还是20世纪初法国人为了弄走云南的矿产资源而修建的。清华、北大和南开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迁移到昆明后，昆明这座西南边陲小城开始真正有了现代的、文明的气息。
徽因、思成到昆明后，租了一户黄姓人家的房子住下来。还没等一切安置好，思成就病倒了。
思成年轻时脊椎受过伤，长途跋涉的辛劳使他的脊椎病发作。背部肌肉痉挛，痛得彻夜难眠。医生诊断说是因为扁桃腺的脓毒所引发，决定切除扁桃体。可是切除了扁桃体后，又引发了牙周炎，满口牙齿疼得吃不下任何东西，甚至连水都不能喝。医生又拔掉了他满口的牙齿。半年多时间里，疼痛使他不能在床上平卧，日夜半躺半坐在一张帆布椅上。医生怕他服用过量的止痛药产生药物依赖，建议他做些手工，以分散注意力。坐在躺椅上能做什么手工呢？徽因找出家人的袜子来，让他学着织补。
徽因觉得思成的病痛比自己生病还难受，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减轻思成的痛苦。她承担起了全部家务，买菜、做饭，洗洗涮涮。她变着法子做可口的饭菜，只想让思成多吃一口。过去女佣做的所有事情，如今她一一亲历亲为。思成、徽因当初决定来昆明，是想能早日安定下来，重新开始营造学社的工作。可来到昆明后，许多问题依然无法解决，没有经费，没有图书资料和起码的设备，没有从事研究的任何条件。同时，生计问题也同样严峻。治病要钱，租房子要钱，家里的各种开销要钱，而他们离开北京时所带的钱已所剩无几。
为了维持生计，徽因接受了去云南大学为学生补习英语的工作，每星期六节课。课虽说不多，但云南大学离他们的住所很远，每次去上课来回要翻四个山坡，路上要用很多时间。
昆明海拔高，爬坡上山走得快了，徽因感到胸闷气短，特别是下课回家，更觉得有些累乏。
山坡上有坟，还有一些矮矮的柏树，漫坡上开着蓝色的野菊花和金灿灿的报春花。一株茶花长在背风处，有一人多高，花朵碗口大，桃红色，娇艳无比。徽因每次路过这里，都要留心看看，看那些美丽的花朵静静地开放，静静地凋零。
一个月下来，徽因得了40元钱的课时费。领到薪水，徽因在回家的路上走进了卖日用杂货的商店。
徽因早就看中了这店里的一块扎染布，她喜欢那布的质感和图案的新奇别致。
掏钱的时候，徽因又犹豫了。好看是好看，买回去做什么用呢？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该给娘买顶帽子，她早晚一受凉总是头疼。该给小弟买双鞋，孩子的脚长得快，又爱到处跑着玩儿，他早就说想要双球鞋。还有，要把这个月的房租留出来，还要买点肉，孩子们几天没见荤腥了。徽因从来没为花钱的事情这样犯过踌躇。
最后，徽因买下来一种皮尺，那是外出考察古建筑必不可少的工具。皮尺要23元钱，是她这个月收入的一半多。徽因一点也没有犹豫，她想，思成见了这皮尺一定也会很高兴。
走到回家的那条街拐角处，徽因又花了几角钱为孩子们买了一块核桃糖，一包糖炒栗子。核桃糖是昆明的特产，把核桃仁和熬化的蔗糖在盆里混在一起，凝结成冻状后扣在案板上，买多少切多少，像北京的切糕似的。娘爱吃，孩子们更爱吃。糖炒栗子也让徽因想起北京，不过昆明的糖炒栗子比北京的好吃。栗子大，炒得又透，糖水渗进了栗子，吃起来又面又甜，吃完了栗子，手上还黏着一层糖。
思成、徽因与迁移到昆明的一些机构联系过，表示他们愿意为抗战服务——无论做什么工作。可是他们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声和反响，倒有一些个人找到了他们，请他们帮忙设计住宅，设计庭园。
这些事务费了思成和徽因不少心思和精力，可那些人却从来想不起思成、徽因的劳动应该得到实实在在的酬报。
有的时候，思成、徽因会收到漂亮的请柬。那是一些有钱有地位的人来到昆明后要大宴宾朋。在向来宾介绍客人时，思成、徽因总是作为名人之后被隆重推出。
尽管思成、徽因从小就见过各种场面和要人，但出席这种应酬却让他们感到十分不自在。每逢这种场合，徽因必得声明：“……思成不能酒我不能牌，两人都不能烟。”
遍地烽火，生灵涂炭，这些人照样心安理得地讲究排场和吃喝，这令思成、徽因不能接受。以后再有这样的邀请，不管是谁，他们一概谢绝。
航空学院那几个年轻人毕业了，正式开始在空军服役。思成、徽因作为特邀家长出席了他们的毕业典礼。他们每天在昆明上空演练着飞行速度和驱逐格斗，时刻准备和日机决一死战。思成、徽因爱这些年轻人，他们对这场战争抱着必胜的信念，为了国家，随时准备死在战场上。他们惟一不满意的是自己驾驶的飞机太落后，速度和性能都上不去。
思成、徽因关心着前方的战事，台儿庄的血战令他们激动不已，内地那些激战中的城镇、小县，许多是他们野外考察时走过的地方，每当从报纸上看到，就唤起他们故土般的感情。看着报纸，徽因对思成说：“你猜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我真想在山西从军！”说着，她也觉得不大现实，就又说道：“不过在军队能做什么自己可不大知道！”
思成没有徽因那么多幻想，当他的身体开始恢复健康，他就开始了重建营造学社的努力。他总结了学社的工作，制订出新的工作计划，然后致函中美庚款基金会，问询如果他在昆明恢复学社的工作，能否得到基金的补助和支持。不久，基金会的董事周诒春回信说，仅梁思成一个人还不能组成一个机构，如果学社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刘敦桢和梁思成在一起，就承认营造学社的存在，也就可以考虑继续给予补助和支持。思成立即给刘敦桢写信，请他来昆明共振营造学社。很快，刘敦桢从湖南老家回了信，同意携家来昆明。思成的学生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也先后来到了昆明。就这样，险些夭折的营造学社又重新竖起了旗帜。
1938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师和学生陆陆续续从各地来到昆明。他们有坐汽车的，有徒步行走的，还有从越南绕行的。张奚若一家来了，赵元任一家来了，陈寅恪也来了。金岳霖没有家累，他绕道香港、海防，从河内乘窄轨火车到了昆明。闻一多身穿长袍，挽着裤脚，长髯飘飘，和学生一起从湖南经贵州徒步行走到了昆明。
中央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也迁移到了这里，思成的弟弟思永一家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来到昆明。
亲人、友人们又见面了。在流亡的日子里，许多人只剩下身上穿着的一套西装或一件长袍，即使找到一间住房，也是真正的家徒四壁。不过，彼此的处境都差不多，国难当头，兵荒马乱，大家能重新聚首，就是一种温暖、一种慰藉。
徽因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喜欢听老金和（张）奚若笑，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忍受这场战争。这说明我们毕竟还是一类人。”
金岳霖在给费正清的信中谈到徽因：“……仍然是那么迷人、活泼、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她。惟一的区别是她不再很有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话和笑，因为在国家目前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述和欢笑的。”
有了朋友，有了熟悉的人际环境，过去的时光仿佛又回来了，昆明的生活就有了几分美好。大家聚在一起时，徽因以她一贯的热情和诗意赞颂昆明的阳光有些地方很像意大利。
当然，无论何时，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沉甸甸的结，那就是对于抗战局势、国家前途的担心和忧虑。金岳霖说：“实际上我们的思想状况多少有点严肃，在我们心中藏着一些不表现出来的思念、希望和焦虑，这些东西用不着表现出来，因为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它形成了一股感情的暗流，而表面上我们只是关心像房子、食物一类许许多多我们叫做日常生活的琐事。对于联大圈子的人来说，问题是大学的校址直到现在还定不下来。有许许多多的人为的障碍和物质的困难。想要保持中国的大学高等教育并非易事，不过我想我们总会成功的。”
思成、徽因一家租住在昆明城内黄姓人家的三间房子里，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谈到了他们的生活：
……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东西吃，而孩子们，现在是五个——我们家两个，两个姓黄的，还有一个是思永（思成的弟弟）的。宝宝常常带着一副女孩子娴静的笑，长得越来越漂亮，而小弟是结实而又调皮，长着一对睁得大大的眼睛，他正好是我期望的男孩子。他真是一个艺术家，能精心地画出一些飞机、高射炮、战车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军事发明。
营造学社恢复后，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工具书和图书资料。思成的弟弟思永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那里有一个图书资料丰富的资料馆。史语所的所长是傅斯年，思成去和他商量，征得他的同意，营造学社的成员可以借阅史语所的图书资料。从此，营造学社就随着史语所的搬迁而搬迁。这一切在思成看来都算不得什么，只要能继续自己热爱的古建筑研究，只要徽因和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他就总是那么诙谐、乐观。
让思成、徽因高兴的是，世界建筑学权威期刊《笔尖》发表了思成关于赵州石桥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是思成30年代外出考察研究的结果。离开北京时，思成把论文的英文手稿寄给了费慰梅。费慰梅将手稿转给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威廉·爱默生。这位法国建筑史专家一直在研究法国的拱桥建筑，梁思成的论文让他了解到中国的拱桥建筑比欧洲要早十个世纪。他立即给《笔尖》写了推荐信，把梁思成的论文寄了过去。当思成、徽因在昆明收到了印刷装帧精美考究的《笔尖》杂志时，真是喜出望外。思成的研究工作，引起了国外建筑学界的注意和重视，思成由此恢复了与世界建筑学界的联系与交流，即使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也保持了对建筑学最前沿研究成果及动态的了解和把握。
中国大西南重峦叠嶂的高山，阻挡了日本侵略者的脚步，却阻挡不住日本飞机的轰炸。当时的所谓大后方，从重庆到贵阳到昆明，三天两头遭空袭，“跑警报”就成了居住的“大后方”的人们的家常便饭。
警报分三种：预行警报、空袭警报和紧急警报。
一有预行警报，住在昆明的人就开始向城外转移。出了大西门，穿过西南联大新校门前的马路，有一条石砌的小路，小路两旁是远离市区建筑群落的山野，行走不便的人们可以就地而坐，等待警报解除。沿着小路再往前走，路边的山坡上有一道深沟，这深沟不知是什么年代地质裂变形成的，如今成了天然的防空壕。有人常来这里躲警报，呆着没事，就在沟里又修了防空洞；还有人在防空洞上嵌刻了对联。有一副对联据说是陈寅恪先生所作：“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另有一副对联也让人印象深刻，大概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所作：“人生几何；恋爱三角。”
从“预行警报”到“解除警报”，其间需要很长时间，长长的一天就在躲警报中过去了。人们不胜其烦，纷纷往郊外迁移。
龙泉镇龙头村位于昆明东北20里处，村旁有一条长堤，堤上长着高大笔直的桉树。这里风景如画，没有军事目标。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搬到了这里，营造学社也搬到了这里。他们暂且在一个尼姑庵的空房里工作。
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纷纷来到这里择址盖房，一来为了躲避频繁的空袭，二来为了解决住房问题。李济、钱端升、冯友兰、陈梦家等都先后盖起了自己的房子。徽因和思成也在这里盖了一所三居室加一间厨房的住宅。因为物价不断上涨，盖这所房子花了比预算多出三倍的钱，除了用尽本来就不多的积蓄外，他们还欠了债。到最后阶段，每一块木板、每一根钉子都让他们费尽周折。思成亲自做木工和泥水匠，徽因和孩子运料、打下手，为的是能省一点儿工钱。
这是两位建筑师一生中为自己设计建造的惟一一所房子。土坯的墙壁用石灰粉刷得洁白，轻质的木结构梁架上覆盖着青灰色的瓦，房间高大通风，房后是一个院子，院子里有尤加利树和叶子花。一切看上去简单明快而雅洁，徽因、思成和孩子们都很喜欢这房子，老金也很喜欢。他在梁家住宅的旁边加盖了一间“耳房”，他们开心地自嘲道：北总布胡同集团又集合齐了。
星期天，那几个年轻的飞行员轮到谁休息，谁就会来龙头村思成、徽因家度过这个假日。有人外出执行任务，也会从外地给思成、徽因写信来。广东小伙子小陈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尉，在一次空战中，他击伤了一架日军的轰炸机后，自己驾驶的飞机也受了伤，迫降在广西边境。整整两天，他与指挥中心失去了联系；直到第三天早晨，他才乘一辆客车回到昆明。在他失踪的两天里，徽因、思成整夜睡不着觉，看到他平安回来，只是下巴受了些轻伤，他们有说不出的欣慰。
这个星期天来的是江苏人小黄，他提琴拉得好，人又特别文静，徽因总觉得他很像自己的弟弟林恒。他轻声细语地和徽因说着话，他告诉徽因，他快要结婚了，女朋友是江苏老家的。他还红着脸让徽因看了照片，那是个娟秀的中学生模样的姑娘。徽因衷心为他们祝福，可心里的忧虑却挥之不去。这些年轻人驾驶的飞机机型落后，性能不良，一旦发生空战，他们只能拼上自己的生命。可徽因又能说什么？又能做什么呢？她只能尽自己所能让这些还带着孩子气的年轻人在自己这里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做饭的时候，她为难得在厨房里直转，这天家里什么好吃的菜都没有，她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最后她削了一盘荸荠作配菜炒了一份鸡丁。鸡是自家养的，荸荠是飞行员小黄带来给孩子们吃的。大家都夸徽因烧的这份菜好吃，老金更是连声称赞，过了多年还念念不忘。
在以后的几年里，这些年轻的飞行员相继牺牲在反击日军的空战中。按照他们留下的通讯地址，他们的遗物一次次被送到梁家，徽因、思成一次又一次地承受着这近乎残忍的哀恸的打击。
生活就绪之后，思成就开始准备外出考察的事情。前些年，他们的考察局限于华北一带，如今有了考察西南建筑的机会，他们当然要全力以赴。
1939年秋，梁思成与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一行离开昆明，沿着岷江、嘉陵江和川陕公路，跑了大半个四川。
这一次思成外出达半年之久，徽因和母亲带着孩子支撑着艰难的日子。
龙泉镇没有自来水，每家都必备一口大水缸存水。搬迁到这里的人多了，水缸成了当地最紧俏的物品。一窑缸烧出来，买缸的人蜂拥而至，有时挤抢得厮打起来。徽因家的水缸有一米多高，吃的水用的水都要雇人担来储存在里边。
做饭也不容易，灶台是一个烧煤球的火盆，火盆上支着一口锅，每次做饭都要先蹲下来把火煽旺，然后俯身在火盆上操作。
家中最宝贵的财产是热水瓶，它使一家人能喝上开水，这是他们保留下来的生活习惯。
物价不停地上涨。刚到昆明时，大米三四元钱一袋，如今已涨到100元一袋。其他东西的涨幅也都差不多。没有电，没有电话，没有交通设施，照明用菜油灯，但菜油也很贵，所以他们和当地农民一样，天黑下来就睡觉。
孩子们正是长的时候，徽因许多精力要用于一日三餐。为了让孩子们吃饱饭，她天天要想法到处去买那些买得起、买得到的东西，然后是收拾和洗洗涮涮。当她浑身酸疼地上床睡觉时，已经是精疲力竭了。让她感到力竭的不仅是体力的劳作，而是这种毫无乐趣可言的生活。长时期来，她习惯在思想和感情生机蓬勃的交流中领会生命的快乐，缺失了这些内容，生命变得黯淡无光，她觉得这只是活着，而不是生活。
老金给费正清的信中谈到徽因说：“她仍旧很忙，只是在这种闹哄哄的日子里更忙了。实际上她真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以致她有浪费掉她的生命的危险。”
搬进龙泉镇的新房没多长时间，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又听说联大和所有在昆明的研究机构都要迁往四川，有人说教育部已经做了决定，搬迁只是迟早的事情。
这消息让徽因心乱如麻。盖房借的钱还没还完，为了还债全家人节衣缩食，可接着又要搬到不知什么地方去。还有那让人沮丧的战事，好像这场战争还要无休无止的打下去。尽管为了对付艰难的生活徽因表现出了足够的坚强，可这种无法把握的混乱和无序状态却不能不让她感到自己的渺小和脆弱。
黄昏时分，天暗了下来。夕阳为昆明的西山勾勒出一道模糊的轮廓，有人说那像是一尊卧佛。
徽因靠在床头，心情抑郁而忧伤。
老金从城里回来了，他手上有一封费正清和费慰梅给思成、徽因的信。看到徽因郁郁的神情，他拿着信在徽因面前晃了晃，他知道，这正是徽因所盼望的。
房间里没有灯，凑在窗口，徽因拆开信刚看了个开头，泪水就模糊了她的视线。她流着泪读完了美国的来信，发现老金还在屋子里。他先是说些不相干的事，然后就说起那最让徽因烦心的事情——教育部的指令已到，迁出云南看来已没有商量的余地。
徽因接下来根本没听见老金在说什么，直到他谈起梁家尴尬的经济状况，谈起他手头正好有100美元，梁家可以用来还债，徽因的思绪才回到现实中。
徽因立即问他，是不是最近发表了什么英文文章收到了稿费？老金连忙否认。
这时，徽因已猜出，这钱一定是费正清夫妇让老金转交给他们的。而老金又是这样不善于说谎，即使是善意的谎言，他也说不圆。
友人的情谊和馈赠让徽因既感动又难过。感伤如潮水般袭来，她忍不住趴在枕头上哭出了声。泪水冲洗了心中的郁积，大哭后，她感到了放松后的麻木和极度疲倦。
战争、疾病和通货膨胀使思成和徽因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平民生活。
1940年秋，费正清和费慰梅给思成和徽因寄来了100美元，思成和徽因用这笔钱还清了盖房所欠下的债。百感交集的徽因在寄往美国的回信中写道：
亲爱的慰梅和费正清：读着你们8月份最后一封信，使我热泪盈眶地再次认识到你们对我们所有这些人的不变的深情……种种痛苦、欢乐和回忆泉涌而来，哽在我的眼底、鼻间和喉头。那是一种欣慰的震撼，却把我撕裂，情不自禁泪如雨下。……
读了你们的来信使我想，我最近给你们的信是不是无意中太无条理、太轻率了。如果是这样，请原谅我。我想不论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保持一种合理的欢乐语气，而我又并不是对什么事都那么乐观……现实往往太使人痛苦。不像我们亲爱的老金，以他富有特色、富于表现力的英语能力和丰富的幽默感，以及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能处变不惊的本领，总是在人意识不到的地方为朋友们保留着一片温暖的笑。
…………
很难言简意赅地在一封信里向你们描述我们生活的情景。形势变化极快，情绪随之起伏。感情上我们并不特别关注什么，只是不过随波逐流，同时为我们所珍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某些最好的东西感到朦胧的悲伤。这种感觉在这里是无价的和不可缺少的。……
你们这封信来到时正是中秋节前一天，天气开始转冷，天空布满越来越多的秋天的泛光，景色迷人。空气中飘满野花香——久已忘却的无数最美好的感觉之一。每天早晨和黄昏，阳光从奇异的角度偷偷射进这个充满混乱和灾难的无望的世界里人们仍然意识到安静和美的那种痛苦的感觉之中。战争，特别是我们自己的这场战争，正在前所未有地阴森森地逼近我们，逼近我们的皮肉、心灵和神经。而现在却是节日，看来更像是对——逻辑的一个讽刺（别让老金看到这句话）。
老金无意中听到了这一句，正在他屋里咯咯地笑，说把这几个词放在一起毫无意义。……老金正在过他的暑假，所以上个月和我们一起住在乡下。更准确地说，他是和其他西南联大的教授一样，在这个间隙中“无宿舍”。他们称之为“假期”，不用上课，却为马上要迁到四川去而苦恼、焦虑。
从徽因的信中可以看出，即使在这样艰难的生活中，也丝毫没有改变她对美好事物的细腻敏锐的感受能力，以及轻灵的俏皮和幽默。
老金住在龙头村梁家的“耳房”里，在备课和写作之余，喜欢和宝宝、小弟在一起，教他们说英语，和他们一块玩儿。宝宝和小弟喜欢老金喂养的那只云南大斗鸡。这只鸡个头很大，差不多和饭桌一样高，它常常伸着脖子到饭桌上和老金一起吃饭。
老金身材高大，因为他的眼睛有毛病，畏光，所以常年戴着帽子，进屋也不摘下。他的帽子前檐压得很低，平时总是微微仰着头，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的。宝宝和小弟只要听到深一脚浅一脚的脚步声，就会欢叫着迎出去。
昆明的水果很多。老金从城里回龙头村，常常会从水果摊上买一个最大的石榴或梨子回来，兴高采烈地叫宝宝和小弟拿家里的水果来比。比赢了，他乐得咯咯笑；比输了，就把石榴或梨子给孩子，下次再找大的买。
沈从文这时在西南联大教写作课和中国小说史，有的星期天他会跑很远的路来梁家坐坐。
沈从文喜欢买好看的工艺品。昆明街头的摊头店铺有很多黑红两色刮花的圆形缅漆盒，他很喜欢。一次，他买到一个漂亮的大漆盒，特意兴致勃勃地给徽因送了来。
听沈从文谈天最有意思。他最爱谈的是他走过的地方那些奇异的风光和各种有趣的人。
他谈云南的白云，云南的蓝天，他谈玉龙雪山的杜鹃花开得那么大，他谈一座大山绝顶住着一户人家，只有这一户！他谈某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西南联大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每次跑警报总是带着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只有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他还谈老金，有一次，他的写作课请老金去和学生开讲座，题目是“小说与哲学”。不料老金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与哲学没有关系。有学生问：那么《红楼梦》呢？老金答道：“《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老金所讲授的西方逻辑学课程，被许多学生视为畏途。课下，学生陈蕴珍，即巴金夫人萧珊。问他：“金先生，你为什么要搞逻辑？”老金回答：“我觉得它好玩。”老金上课爱提问，可他叫不出学生的名字，有时他会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那时，联大的女学生都喜欢在阴丹士林蓝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听他这么一说，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学生就都很紧张，也很兴奋。沈从文讲这些时，笑眯眯地，像在聊家常，可每次徽因和所有在座的人都听得乐不可支。
在难得的空闲日子里，徽因喜欢沿着长着高高桉树的长堤到临近的瓦窑村去，那里有一家烧制陶器的小作坊，徽因常常在那里看浑身是泥的师傅们制作陶器，她希望能在那里买到一个好看的陶罐。
和一切传统的制作业一样，烧窑制坯只传子不传女，而且按照行规，女人不允许进入制陶作坊。徽因花钱送礼说了许多好话，终于破例被准许进入，但在进作坊之前，必须对祖师牌位跪拜磕头。
一团泥巴被放置到转盘上，制陶师傅用脚控制着转盘的转动，双手不停地捋着那团坯泥，一次又一次，眼见得那双手下出现了一个个奇妙的造型。徽因在一旁请求道：“停下来，停下来，就要这个。”那位师傅半闭着眼睛，双手不停地忙活着，脸上毫无表情，对徽因的要求根本不理不睬。随着那些造型一次次出现，又一次次消失，徽因的希望也越来越强烈。最后，只见师傅的双手从下往上飞快熟练地一捋，转盘停止了转动。制陶人面带微笑得意地看着徽因，徽因定睛看去，那陶坯变成了一个标准的痰桶，她几乎不能掩饰自己的失望和想笑的感觉。
外出考察的思成回来了。营造学社这次为期半年对川康地区的野外考察，遍访了四川境内近40个县的古建筑。为了在冬季来到前结束这项工作，他们四个人分成了两队，梁思成、陈明达沿嘉陵江南下，刘敦桢、莫宗江渡岷江北行。最后，他们在成都会合返回昆明。
老朋友们聚到了梁家，听思成讲考察中的种种事情。
思成说，此次外出，发现西南的文化果然与华北不同。就古代建筑的遗存来看，这里没有华北地区那样巍峨壮观的寺庙，建筑年代也多为明清时期。其主要原因恐怕并不是如民间流传的“毁于张献忠之乱”，而是因为南方气候潮湿，木结构建筑难以长时期存留。再则，明清时期，华北一带为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而四川地处偏远的西南，其建筑自然不能与华北比肩。
但是，思成兴奋地说，四川的文化遗存丰富多彩，就他们所考察的大量汉阙、崖墓和摩崖石刻看来，可谓全国之冠。四川的汉阙，占全国汉阙总数的四分之三；崖墓的数量也很可观，岷江、嘉陵江两岸几乎随处可见；摩崖石刻更是几乎每一个县都有。其中，他们的考察重点是汉阙。
汉阙是汉代建于宫殿、祠庙、陵墓门侧的一种建筑。有木构的阙，有石砌的阙，现存的只有石阙。石阙形状如碑而略厚，上覆以檐，檐下常有刻作斗拱、枋额等模仿木结构形状的装饰，有的还有铭文、画像。汉阙是汉代文化艺术的珍贵遗存，梁思成研究汉阙，对了解分析汉代的建筑有重要意义。日后，当他在设计构想人民英雄纪念碑时，汉阙的造型也为他提供了思路。
谈到一路的艰辛，思成讲起来已是很平常的光景。
这次他们考察的地带多是山区，沿途郁郁葱葱的山林，风景很美，只是交通太不方便。往来主要靠马队和双人抬的滑竿，偶尔走上公路，能拦截到一辆军用卡车就是难得的幸运。
穿行在西南丛林中，特别容易感染疟疾，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背着蚊帐，带着奎宁和指南针。乡下的跳蚤更是多得惊人，他们每到一地，总是先弄一盆水，脱掉鞋袜站在水盆里抖动衣裤，不一会儿水上就浮着一层跳蚤。令他们烦恼的还有蚂蝗，每天无论把袖口裤腿扎得多紧，都免不了被蚂蝗叮咬。考察队成员每人都是体无完肤。
说完了考察，思成说起了四川的民风民俗。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老百姓却十分贫困。在那里，吸毒的现象很普遍。内地往往是有钱人抽大烟，而西南的吸毒者却大多是贫苦百姓。大片大片的土地种植着罂粟，骨瘦如柴的脚夫们白天到处揽活，晚上就把血汗钱买毒品。他们在街头巷尾找个角落一躺，蒙上毡斗篷就吸了起来，好像当地政府也没有人管这些事情。
听到这里，徽因转换话题道：“这一路，思成还有额外的收获呢！他沿途记录了好些四川的民谚民谣，有意思极了。”
思成笑道：“四川抬滑竿的脚夫们，人人几乎都是出口成章，听得多了，就想着把它们记下来。比如两个人抬滑竿，走后面的人看不见路，全靠与走在前头的人对话来默契配合。要是路上有一堆牛粪或马粪，走在前面的人就会说：‘天上鸢子飞。’后面的人立刻就会接道：‘地上牛粪堆。’于是就小心地避开了牛粪。山区的道路多是用石板铺成，年头久了石板有些活动，一不小心就会踩翻，轻则溅一身烂泥，重则失足摔跤。这时前面的人就会高唱：‘活摇活。’后面的人应声答道：‘踩中莫踩角（ｇｏ）。’稳稳地，这个地方就过去了。”
思成说：“别看脚夫们生活贫苦，却也不乏幽默，他们不会放过眼前任何寻开心的机会。要是路上看见一个姑娘，他们就会开各种玩笑。这个姑娘若有点麻子，前面的脚夫就说：‘那边有枝花。’后面的立刻接上：‘有点麻子才把家。’要是碰上个厉害姑娘，马上就会回嘴说：‘就是你的妈。’”
大家“哄”地笑了起来。思成接着说：“这样的民谣他们张口就来，特别有意思。有时他们高兴了，前面的人和后面的人你一句我一句就唱起山歌来。山歌的比喻丰富，语言风趣。这些东西只要有人注意收集，稍加整理就可以编一本《滑竿曲》。”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71—73页。
冬天来临了，尽管昆明的冬天依然阳光明媚，但人们却感到寒冷和不安。战争进行三年多了，人们看到结束这场灾难的日期仍然十分遥远。
日军飞机轰炸得越来越厉害了，人们每天都要跑警报。往四川迁移已成定局。
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
……我不是一个老往后看的人，即便这样我现在也总是想家，而我们现在要到四川去了！那会不会又是两三年的事呢？时间好像在拖延。
轰炸越来越厉害了，但是不必担心，我们没有问题。我们逃脱的机会比真的被击中的机会要多。我们只是觉得麻木了。但对可能的情况也保持着警惕。日本鬼子的轰炸和歼击机的扫射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个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
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1940年12月，迁移的事终于有了结果。西南联大仍留在昆明，营造学社随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搬迁到四川省南溪县李庄。从那里到重庆要走三天水路，是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
史语所为这次迁徙准备了大卡车，每家准许带80公斤行李。思成忙了几天，家里的东西打包的打包，送人的送人。出发前，思成发起了高烧，这时行李和物品都已装车，不好再重新拆卸，徽因只好让思成先留下治病，她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和外婆，乘卡车离开昆明去四川。车上共有31个人，有七十多岁的老人，还有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所有的人都挤坐在行李上。
大卡车拉着一车妇孺，翻山越岭两个星期到达了四川。三个星期后，思成也到了李庄。在给费正清和费慰梅的信中，思成写道：“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我们已经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将要去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外远离任何其他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留在昆明。”
在凄惶、混乱的时代中，徽因一家被挟裹到了李庄——一个他们在这之前从没听说过的小山村。他们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