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信陵君列传》，记述的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虽是人物传记，但故事性很强，信陵君、侯生、朱亥、如姬、魏王、晋鄙等历史人物，个性鲜明，形象典型。读后，使人自然联想起郭沫若创作著名历史剧《虎符》时的一则史料来。
郭沫若一生写了十一部历史剧。他在日本留学时，就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古代史。当他读了《史记·信陵君列传》及其有关史料后，就着手收集整理史料，很想把春秋战国时期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写成历史剧搬上舞台。然而由于他始终未能找到一个能将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等各部分联结成一个整体；能充分展示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生活事件；能表现人物之间在特定环境中，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矛盾冲突的生动而又丰富的情节，因而迟迟未能动笔。
1941年秋天，已是皖南事变的第二年。可郭沫若仍是满腔悲愤地在重庆街头徘徊。他见一位轿夫手里拿着一件闪光的金属物。他拿过来一看，原来是一件青铜制作的虎状东西，据轿夫说，他是从敌机轰炸后的废墟中捡来的。郭沫若就花了十块银元把它买了下来。回到寓所，他把青铜老虎放在书案上，仔细端详起来。青铜老虎长约三寸，背上有十个错金书分刻在两边，每边五个字，全文依稀可辨：“右须军衙干，道车×第五”，字体类似汉隶，可能是汉初或先秦的古物。郭沫若立即翻出《史记》、《战国策》，废寝忘食地考证了好几天，最后他终于断定，这只蹲在他眼前的青铜老虎，就正是在公元前257年，如姬从魏王卧室内盗出来又交给信陵君的那只虎符。郭沫若顿感豁然开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二十年前他曾构思过的人物，正栩栩如生的向他走来。郭沫若奋笔疾书仅十天，就写出了历史名剧《虎符》。表现了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激烈斗争，对坚持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起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今天，当我们论及《虎符》的创作经过时，是绝不会忘记那只青铜老虎的重要作用的。正如郭沫若自己所说：“就是这个铜老虎事实上做了我这篇《虎符》的催生符。”
没有这只青铜老虎的时候，郭沫若写不出来《虎符》，而他也不勉强去写；一旦有了这个生动而又丰富的情节，一部脍炙人口的历史名剧就脱胎而出了。这在中国戏剧史上，无疑是一个使人津津乐道的佳话，可在世界戏剧史上，就并非是绝无仅有的佳话了。早在《虎符》以前的1835年，俄国19世纪前期最优秀的讽刺作家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果戈理，准备创作一部讽刺喜剧，“把我那时所看到的所有俄国坏东西收集在一起，一下子把这一切嘲笑个够，给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在舞台上表演他们，让大家笑个痛快！”但果戈理却一直未曾动笔。原因就是他还没找到一个对于塑造人物形象，深化主题思想，增加讽刺喜剧艺术感染力的生动而又丰富的情节，果戈理自己也很苦恼。最后，他只好向老朋友普希金求助。果戈理在1835年10月7日，给诗人普希金的信中说：“劳驾给个情节吧，随便什么可笑的或者不可笑的，只要是纯粹俄罗斯的笑话就行。只要给我一个情节，马上可以写出五幕喜剧。”普希金立即在自己的创作素材中，选取了一个假钦差大臣，在外省招摇撞骗的故事，告诉了果戈理。果戈理欣喜若狂，立即着手进行创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不仅完成了《钦差大臣》的剧本创作，而且还于1836年4月19日，首次上演成功，在彼得堡引起轰动。由于作品无情地讽刺和鞭挞了俄国上层社会的腐朽，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农奴制度的黑暗，矛头直指沙皇的反动统治。因而果戈理遭受了诸多迫害，不得不于同年六月出走国外。
如果说郭沫若创作《虎符》的情节是买来的，那么，果戈理创作《钦差大臣》的情节就是要来的。在叙事性文学作品中，情节是何等重要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