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活动是生命存在的自然性活动，正是审美活动使生命按照“自然美”的规律生成人，也正是审美生存才为“人性”向宇宙之道返归即为“道性同构”提供了可能性，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会根据自己的审美需要调适与生存环境的关系。被称为“知识爆炸时代”的现代社会，科技驱动着经济如同脱缰的野马肆无忌惮地践踏着生态文化，一切以GDP为目标的价值观造成了“人性”日益异化，人普遍精神困乏、信仰缺失；现代工业和现代生活造成的大气污染、水源污染、气候变暖、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物种锐减，被人类改造的自然已百孔千疮，逐步与人类失去了亲和关系；现代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显，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恐怖主义、民族歧视、贫富差距、核武器威胁、传染病传播加剧等，使世界变得更加不得安宁，整个地球如同一座巨大的火山随时都有可能喷发，人类在安身立命应有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面前感到生存缺少了安全感。在现代化的境遇下，人类如何生存和看护好人与自然万物的共同家园，已成为当代生态哲学与美学面临的重大课题。
上述问题积重已久，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根本的解决，有待于全人类长期的共同关注与努力，但历史是连续性的，人类不可能冬眠下来等“三大危机”消除了再重新醒回来生活，而应立足于现实遭遇，以审美的人生态度自觉调适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心性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诗意栖居的境界。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只是失却了许多美的东西，并不是说世界就没有美了，大多的自然之美只要人为不继续干扰，它就会通过无极衍化的生生功能而实现创生和转化，更何况许多美并不是大自然物质属性的，而是属于人的精神意识的，是可以根据人审美意识和水平的提高而源源不断产生的。所以，只要人们拥有自然精神和审美情怀，人依然可以在当今世界实现诗意地栖居。
一、在绿色生态文化中审美生存
曾经有人把地球几百万年的进化历程浓缩拍摄成一个十分钟的短片，在前七分钟的时候地球还是郁郁葱葱的绿色世界，到了第八分钟随着人类文明的出现而有一部分绿色开始消失，而在最后短短的几秒钟也就是从１７世纪现代工业生产开始大规模发展的时候，消失的绿色面积几乎比前面所有时间中消失面积的总和还要多，自然进化历程中最晚出现的人类正以空前的疯狂速度吞噬着地球几百万年的生命积累，人在剥夺自然生命价值的同时也使自己的精神世界走向衰退，藐视自然、精神困顿、信仰缺失是当代人面临的最深重的心性危机。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７日《人民日报》报道：
据西藏自治区地勘局的调查资料，１９９１年至 ２００４ 年的１３ 年间，长江源头格拉丹东地区的冰川退缩了７５０米，平均每年约退缩５７米。时隔五年，２０１０年６月５日，“科学网”报道：近日，“绿色江河”环保组织联合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共同公布长江源冰川退缩最新资料。长江支流尕尔曲的源头岗加曲巴冰川在 １９６９ 至 ２００７年间，最大表面冰体退缩距离超过４０００米，平均退缩距离超过２８００米。２０１０年是联合国国际生物多样性年，而长江是世界上冰川数量最多的大河，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冰川的加速消融势必会改变长江的生物多样性。
绿色是生态的颜色、生存的颜色、审美的颜色、诗情画意的颜色。此颜色并非仅仅是物象层面的色彩而更是蕴含于文化灵魂深处的生命底色。以余潇枫教授为创始人的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新近成立了“生态安全与生态文化研究所”，将“绿色正义”、“绿色关护”、“绿色时尚”三大课题作为“永恒课题”的研究范畴，并提出“绿色政治”、“绿色经济”和“绿色生活”之研究路向，是具有生态全球化远见的。绿色不仅意味着环保，更意味着从超越文化隔阂、物种偏见和生存霸权的狭隘生态范畴的层面，对人类、对自然万物、对地球家园的生命关怀意识出发重新审视当今全球的文化、伦理、政治、经济以及审美观、价值观、人生观等问题。余潇枫指出：“将生态问题视为安全问题，是人类重视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方面；将‘绿色正义’视为解决生态问题的基点，则是人类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提升。‘绿色正义’的价值取向使我们的生存理念从‘人类自身’转向‘生物圈’，这意味着人类立场的双重转变，即从‘国际’转向‘全球’，从‘自我中心’转向‘与非人类物种共存’。生态问题的‘安全化’以及非传统安全受到重视，体现了人类共同体意识的空前觉醒，觉醒程度则体现为由‘浅绿’向‘深绿’跃进。”绿色生态全球化的宗旨是为人类寻回一条与自然万物和合共生、诗意栖居的审美生存之路。绿色生态全球化象征着使一切生命都拥有共同的根源和走向，都拥有生命的安全感与精神归属感，都拥有个体内在生命存在与审美价值。从长远看，任何一种文化地位的确立不取决于它在与其他文化的竞争中获胜并取得霸权优势，而取决于人与万物共同的生存家园能否健康的完美的永续的也即绿色的存在。事实证明，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老庄生态美学思想是一种绿色的生态文化，已日益被全人类所认同并内化为绿色生态意识，从而为抛开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以尊重万物生命和关护万物家园的生态主义，为践行“要拯救自然先拯救人的心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生态审美哲学范式。既然当今世界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拯救人类心性，使人类对地球的长远生存前景负起历史责任，那么有着全球化特征的绿色生态文化不应否定和排斥他者，而唯有共同承担起这一使命才能确立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这正是疏浚老庄“返朴归真”与海氏“诗意栖居”审美通道并构筑以天人合一为核心价值旨归的老庄生态美学“道性同构”范式的出发点和终极旨归。
中国传统文化深受易学阴阳平衡、生生谓易思想的影响，向来强调天人合一，把自然生态、社会人文生态和人的心性生态同时理解为超越又内在的存在。特别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主张顺应自然无为的天道来构筑平等自由的人性，很容易使人在审美生存的层面达成与自然的和谐。“道生万物”是自然所具有的维系整个生命世界动态平衡的一种伟大的精神，绿色生态文化构建的初衷必然是对保护人类与地球生命整体可永续衍化的历史性义务的秉持，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缺乏对人与自然的形而上关联的洞悉，但如何将这种哲学与美学层面的领悟落实到科学领域和制度规范领域却是能否走向绿色的生态文明社会的关键所在。因此，老庄生态美学必须与现代绿色制度建设以及绿色科技发展结合起来，使古老的中国生态文化赋予当代精神和实践价值。
与绿色生态文化的发祥地中国相比，西方国家情况要复杂得多，绿色生态文化建设的任务要艰巨得多。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mold J畅Toynbee）指出：“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汤因比以其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从当代生态哲学“生态圈”的理论高度，提出了人类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对于西方来说，绿色生态文化的建设则首先需要借助老庄生态美学思想“道性同构”范式，以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将人从极端主体性的迷误中唤醒过来，摆脱已日渐严重的自我异化趋势，通过“返朴归真——世界的返魅”的文化范式的重建，重新回归自然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西方现代文明需要把与自然、神圣、世界的生命整体割裂的科技和制度重新放置到与完整生命情境的关联中去，认真反思现代科技与市场制度对造成自然生态、社会人文生态和人的心性生态“三大危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充分意识到科技发展的目的不是征服自然和控制世界，而在于尽可能深入地理解宇宙奥妙的生生之道和衍化规律，使人与自然万物和合共生、诗意栖居。现代文明唯有以绿色生态文化为核心，更深入地理解万物栖身的家园，更有效地维护自然生命的可永续衍化，使人类审美存在时，才能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主流。
二、在社会现实中实现生态自我
从笛卡尔开始，自我就被当作一个封闭的意识系统。“我思故我在”，在我之外的一切存在物都是我思维、感知和认识的物件，是被强行纳入我的思维活动的碎片。现代文明社会以个人主义为本位，一切价值均以个人为中心，个人本身就是最高价值的目的，社会和其他事物只是达到个人最高价值目的的某种手段，个人主义造成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竞争、疏离和对立的关系，这是造成当今社会人文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老庄生态美学思想“道性同构”范式以及当代绿色生态文化就是要通过对自我意识的更新使人际关系重新回到和美的境界之中。
除了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导致自我与他者隔绝而产生个人主义之外，以货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塑造出的商品化人格也是造成疏离的人际关系而产生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社会交往过程被极度理性的“交易算计”支配着，人在社会交往中注重的是投资与回报的关系而不是真心与情感的交流和旨趣的相投，人们天天面对着虽然丰富多彩却与自己的内心世界没有真切关联的现代生活，产生了对社会生活的厌倦以及人际关系的冷漠，人与人长期相处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并且呈现出“越是熟悉越是陌生”的趋势。而人的本性是追求自在生命彰显的，现代人惧怕自己的个性和独立存在价值被冷漠的现代社会所淹没，于是人们有意识地寻找表现自我存在的机会并采用非常怪异的手段进行发泄式的活动，在个体行动中表现出浮躁虚伪、夸张作秀、喜怒无常、矫揉造作等特点，甚至丧失人性无理由地报复社会和无理由地戳伤生灵。据有关报道：
新华网陕西频道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２日电（记者梁娟、谢方芳）：陕西省南郑县一幼儿园１２日上午８时左右发生一起砍杀儿童事件，已造成７人死亡，２０多人受伤。在此之前，国内已发生过多起类似的恶性事件。
惨案回顾：３月２３日，福建省南平实验小学发生凶杀事件，造成９名小学生遇害，５名小学生受重伤；４月１２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发生凶杀事件，造成２名小学生遇害，５名小学生受伤；４月２８日，广东省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发生血案，１５名学生和１名教师被砍伤；４月２９日，江苏省泰兴中心幼儿园发生行凶事件，５儿童受重伤；４月３０日上午，山东省潍坊一男子闯入校园砍伤５名学生后自焚。
这就让整个社会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来保护可怜的孩子们？！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发生六起狂徒冲进幼儿园和小学乱杀乱砍毫无抵抗力的无辜幼儿和小学生的血腥惨案，足以说明社会人文生态危机与人的心性生态危机并发症的严重性。可以说，赵本山与小沈阳的诙谐小品、老毕主持的星光大道、央视的心理访谈节目以及林林总总的流行歌曲、网络文学等等所谓现代流行文化，只能使人们渴望交流和认同的心理得到象征性的暂时满足，却无法使人摆脱在现实人际交往和深层生命体验中所处的孤独与困惑的处境。在此等文化背景中，“要拯救社会人文生态先拯救人的心性生态”成了时代的共鸣，加强绿色生态文化建设成了当下的重大课题。
绿色生态文化建设要从更新自我意识入手以重新培育和谐的人际关系。西方文化将自我意识当作先于具体生命活动而存在的前提，而绿色生态文化审美观认为，自我不是封闭的意识系统，而是在与他者普遍联系着和广泛交流着的审美生存活动过程中不断生成与完善的，仅仅通过反观内心永远无法实现自我。中国著名生态哲学家余谋昌先生把自我实现理解为：从本我到社会自我——从社会自我到形而上学自我（大我）——从大我到生态自我梯度提升的三个阶段。自我实现的三个阶段是人不断扩大自我认同对象范围的审美过程，也是人不断走向文化成熟的过程。当人达到“生态自我”时，就能够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此时的人就成为了在绿色生态文化中审美生存的人。
实现了“生态自我”的人，自我和他者不再以彼此作为身份确认的参照物，而是将“天人合一”也即自身生命与宇宙生态精神的合一当作自我实现的目的，每一个他者和自我在这个走向生态整体世界的过程中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绝对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只有生命展开的不同形态，自我与他人的对立关系转化成在老庄“齐物”思想观照下的多元化的审美存在关系。从而“我与你”的关系成了彼此不同的生命世界在做双向或多向的交流与融合的和美关系。正如德国著名宗教主义哲学家马丁 · 布伯（M artin Buber）描述的那样：当我凝视一棵树时，我可以从空间位置、时间限度、性质特点、形态结构等各种角度来理解它，但这不过是把它当作一个对象。而当我凭借着“发自本心的意志和慈悲情怀”凝神关照树时，我就可以感受到树在天空下舒展枝叶的自由，感受枝条与风、雨水和阳光相交接的喜悦，感受根脉在泥土中伸展的温暖和踏实。这时，我从树的角度来理解生命，就会“像山一样思考”，我获得了一种我自己的人生所不能体验的快乐，“在物我不分的关系中拓展了自己的生命境界”。
费尔巴哈就人的“类性”问题，进行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人的本质包含在共同体之中，类是人的内在生活与本真的存在样式。人只有在类中才能‘成为人’，并且也只有这个时候，人才能成为真正自由自觉的人，从而获得人的全部本性和人之为人的神圣性。”老庄生态美学思想“道性同构”范式必须以引导和规范当代人实现“生态自我”使其成为“真正自由自觉的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才能使中国古老的生态文化走向世界、走向当代与未来。因为唯有把整体生命境界的复归作为自我实现的目标，才可能产生出我与他者的和美关系，从而消除社会人文生态的潜在危机。从老庄生态整体审美思想的角度来理解自我和我与他者的关系，他者和我一样都是置身于天地间而努力向“道”即生命母体复归的审美存在，彼此之间是同源同在和共存共生的和美关系，每一个个体只有不断使自身向他者的生命世界敞开，并且通过理解与接纳他者而拓宽自己的生命境界才能实现“生态之我”最后臻及“天人合一”的审美生存的终极境界。
三、在本然生活中持守生态情怀
老庄自然无为、平等自由的生态美学思想是一种体道悟真的整体观照取向。体道悟真是以有观无、以物观道的心性审美体验过程，是通过感官把内在心性与外在世界融为一体，让心性在宇宙衍化创生之中去体验自然的审美过程。南宋诗论家严羽论述诗的情境时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审美方式就是体道悟真。宗白华在论及中国画的意境时说：“中国绘画里所表现的最深心性究竟是什么？答曰：它既不是以世界为有限的圆满的现实而崇拜模仿，也不是向无尽的世界作无尽的追求，烦闷苦恼、彷徨不安。它所表现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它所启示的境界是静的，因为顺着自然法则运行的宇宙是虽动而静的，与自然精神合一的人生也是虽动而静的？ ？就是尺幅里的花鸟、虫鱼，也都像是沉寂遗忘于宇宙悠渺的太空中，意境旷邈幽深。至于山水画如倪云林的一丘一壑，简之又简，譬如为道，损之又损，所得着的是一片空明中金刚不灭的精粹。”这种绘画精神正是得益于老庄特别是庄子逍遥自由的生态审美思想。徐复观认为，庄子追求精神的自由，而“精神的自由解放，是以一个‘游’字来加以象征的”，逍遥游是庄子追求的最高人生体验和境界。所游之处不仅是“尘垢之外”、“无何有之乡”，更是一种趋于极致的大美，一种体悟得“道”后获得的绝对精神自由。
从日常生活的自然性角度来看，现代生活有一种日益复杂的趋势，可以说越来越远离自然本初的朴真之美。现代人似乎很难享受那种淡然、悠闲与简单的快乐。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上，人们被权势、金钱、竞争搞得心旌摇摆、身心疲惫，几乎丧尽了人本该有的那份闲情逸致，也即忘却了本然、悠然、浑然的审美生存意义，而这些恰恰是日常生活的快乐之源、幸福之根，恰恰是生命本初美的标志。人是现实的人，人在现代化处境下如何臻及“天人合一”至美境界，这是老庄生态美学范式指导与规范人的日常生活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现实生活视域上，人作为人应有一份闲情逸致，更具体地说，就是要求人要本然地生活。本然则本真，本真则自然，自然则简单，本然地生活即意味着简单地生活。简单地生活就是在拥有平常的衣食住行基本生活条件后，就知足常乐、随遇而安，不刻意追求更多的财富、地位和名利，不为外在生活过多地操心，应如老子提倡的“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通行本第６７章），持守慈悲与俭朴的品性，不铺张、不张扬、不虚荣、不出人头地，让心性有一种天然的自在与自足。老子、庄子、谢灵运、陶渊明、李白、王维、苏轼、范仲淹、郑板桥以及现代的朱自清、徐志摩、沈从文等文人雅士都是持守闲情逸致追寻本然生活的典范，在简单的日常生活之中寻找意义，从日常发生的事情中寻找快乐，甘为“物质上的平民，精神上的贵族”，平和、淡泊、快乐地过好每一天，享受生活内在的质朴与恬美。
简单地生活也是悠然地生活，而悠然首先要懂得知足，不知足者就会一辈子忙碌与焦虑、欲得与无奈、奢望与失望，永远无法悠然起来，贪欲过度时还会带来灾难。实际上，人的幸福不在于得到多少而在于放下多少，做人首先要学会放下，懂得了放下就得到了悠然也就得到了幸福。老子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人只有做到无执无待，不为物累，才能真正悠然地过好每一天。悠然也是日常生活中自然状态的特征，是把自然要素纳入日常生活之后的一个结果。现在世界各地涌现出一种新的生活现象：放缓生活节奏享受慢运动，放缓竞争，享受悠闲带来的那份特有情调与乐趣。这代表了人们对自然生活的重新认识，对悠然生活的理念的再发现，对审美生存境界的向往并在世俗生活中付之于实践。在天台桐柏宫道学院的茶斋的墙上挂着一幅由住持张高澄道长亲书的道诗楹联：“朋来相契深谈道，客去收心静养神。”这份平和与宁静，不仅是修道之人应有的品性，也是审美生存之人需要追求的境界。
悠然生活更是一种审美生活、艺术生活。悠然应以我们切身的感受为证，因为它不仅是时间的因素，往往更是一种闲逸幽雅的审美与艺术的心境。？ ？ 要真正领略到悠然的滋味，必须从事优雅得体的活动，而这种活动是审美的艺术的诗情画意的发自内心的自然律动。正如英国女作家、美学家佩吉特（Violet Paget）说的：“一切悠闲皆是艺术。”中国古代诗人、艺术家以悠闲为生活的审美之境，形成了寓情山水的浪漫主义风格。魏晋时期的雅士把这一自然生活状态推向玄虚空灵的至美境界。魏晋玄学思潮经过对老庄生态美学思想的体认和吸纳后，进一步加深和拓展了文艺生态思想的学理内涵，形成了主体心性与自然合拍而心融神释的生态情怀。深受老庄审美思想浸染的诗人们在回归自然的审美自觉中使早期山水田园诗创作的生态取向得到确立，其创作所呈现的自然生态情怀和人文面貌对后代生态诗学和艺术产生深远影响，最可贵的是深化和拓展了生态哲学与美学的学理内蕴，显现了对诗学和艺术生态思想的思维范式和认知理路。这对于当代人来说，摆脱身心疲惫与精神烦躁，唯有学会在本然生活中持守生态情怀，从而确立人的审美生存观。
§§第六章“浙中绿岛”——老庄生态美学思想的实践范例
时下，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美国生态思想家托马斯·贝里（T homas Berry）指出，每一个历史阶段人类都有伟大的工作要做，而我们时代的伟大工作即是呼唤生态纪的到来，在生态纪中，人类将生活在一个与广泛的生命共同体相互促进的关系之中。全球绿色治理要做的首先是以生态整体的角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新的“绿色正义”共识与全球安全的模式，把生态问题上升为一个全球面临的共同安全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是维护“绿色正义”、保护“自然母亲”和建立全球安全新模式的根本保证，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社会健康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对生态文明的肯定与强调是当代中国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表征之一。正如方元龙说的“生态文明，是指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一种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更为高级的文明形态。”
人类社会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批判和新的社会文明的转型早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即已开始。１９６２年，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说：“现在，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条岔路——一条很少有人走的岔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一石激起千层浪，卡逊的文章代表了人类绿色生态意识在２０世纪的觉醒，拉开了“绿色思潮”的序幕。１９６８年４月罗马俱乐部诞生，这是人类生态意识从觉醒走向成熟的里程碑。１９７２年，罗马俱乐部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发表，很快就得到了全世界的积极响应，进一步为绿色生态运动推波助澜，群众性的绿色生态保护运动在西方大规模展开。特别是“绿色经济”的提出，成了超越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经济传统模式和走新型经济发展道路的主导思想。基于这一历史背景，时任浙江省武义县县长金中梁审时度势跳出“中国制造”的迷圈，独树一帜悄然与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孙达人，浙江大学教授陈刚、徐金发、傅文伟等学者专家商议制定“浙中绿岛”建设规划，并以此为起点带领武义人走出一条与制造业发达的周边县市完全不同的绿色生态文明之路。
“浙中绿岛”，顾名思义就是浙江中部的绿色岛屿。从狭义上讲，是指浙江中部具有良好自然生态环境的某一特定区域；从广义上讲，它还包括社会经济生态、社会人文生态以及人的精神生态等全面优态境域。最早提出“浙中绿岛”概念的是武义县旅游部门，初始是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形象推出的，后来“浙中绿岛”成为金中梁施政的一个创造性的发展理念，也即成了武义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