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旧时两省、三府、七县交界之地的浙江乌镇。祖父、父亲、哥哥都是中医，两位祖父医道相当好，门生很多，遗留下来的不少脉案，曾由我表哥沈雁冰介绍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准备出版，不料日寇进攻上海，被毁于“一·二八”炮火。
我六岁那年，父母相继病故，就由哥嫂抚养。我小时候，家境不坏，哥哥为我请老师到家里来教我读古书，《论语》、《孟子》、《左传》，都要我读得会背的，白居易的《长恨歌》我也朗诵过三十遍，老师津津有味地讲解，但叫个小孩子，怎么能理解这些作品呢？自然是囫囵吞枣，作为随口曲似的唱唱而已。
九岁跟姑母到上海考取了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小学四年级。我表哥在该馆编辑所任职，所以家里让我远行。如今在教育部任初等教育司司长的吴硏因先生就是尚公小学的校长。最近出版的中学课本《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是王芝九先生（我的级任导师）编的。尚公小学会计是吴校长的外甥赵体真先生，目前还和我通信。
尚公小学七年制毕业后，我考取吴淞中国公学初中二年级。二表哥沈泽民正在上海编《民国日报·副刊》。他赠我《中国青年》、《向导》这些刊物，使我受到先进思想教育。被害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梅中林（湖北人）、杨显（贵州人）二位同学在学校里和我很接近，比我高两年级的同学中，现任上海同济大学校长的夏坚白，解放战争期间，我们还有信往来。
中国公学校长陈筑山，同学们反对他，闹风潮，一部分教员也对他不满，离开学校。从浙江白马湖春晖中学也因起风潮而出来的老师们在上海创办立达学园，我就转入立达学园。立达主持人是匡互生先生，他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来办学校，后来为立达奔走而死的，同学们对于他都起敬仰的感觉。老师们也受到他的教育精神和毅力的感召，克服一切困难来爱护这所学校，把学校当作自己的家来爱护它。有不少先生不但不领薪，还时常筹款来补助学校的开支。当时在上海大学执教的陈望道先生（现在是上海复旦大学校长）也来尽义务，教过我们修辞学。
我在立达，同秘密地参加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同学们的行动有时简直是打成一片的。例如“五卅运动”，我是积极热烈地参加的，上海学生总会还派我和贺美璇同学去宁波宣传，为罢工的工人们募捐。
我的大侄女陈智英那时也被我带来上海读书。她很活泼，曾经化装下工厂去做宣传工作。她前后两个爱人都是党员。
黄源（本名黄河清）和我在立达同学时感情很好的。吴朗西也在江湾认识。同学夏侠自杀了，同我在法租界散发传单，被巡捕房拘留过。这一件事真给我极大的刺激，同时，我又眼看家里哥嫂生活腐化，抽鸦片，家境在衰落下来，我缺乏冷静分析的头脑，苦闷极了，开始有意识地用烟酒来麻痹自己的感觉。在上海既然不再能安心读书，我就和同学张贞黻东渡日本。
那时东京的生活并不贵于上海。在国内，第二外国语我读日文，到日本后，看见它的文化前半期模仿中国，后半期抄袭西洋，尤其是军国主义的德国，我又好高骛远地想到与其在日本不如去欧洲，并打听到在法国的费用和在日本的差不多，于是我在东京进了雅典法文专科学校。丸山顺太郎是我的启蒙老师。
在东京，和张贞黻、吴朗西、郎伟、孙俍工同住过。后来我邀黄源到了日本，就同他住在东京市郊代代木上原。在有来往的日本朋友中，现记得的，要算那位受了托尔斯泰思想影响，日俄战争后即退休的海军中将饭森老先生，他是诗人秋田雨雀的好朋友。他到过上海，很喜欢吃中国菜。由他介绍，我们认识了一些具有虚无主义思想的日本青年。
在去法国之前，我得到姑母帮助同哥哥分家。所谓分家，我有了一个去法国的路费而外，还分得几间市房，待哥哥将来为我变卖。同时我写信给我的未婚妻潘芝芬，解除了我俩小时候由双方家庭订的婚约。
我同广东同学庄重买了从东京直达巴黎的联票，路过长春、哈尔滨、满洲里，我们都下车来玩了几天。到莫斯科，我们去中山大学找到了我的二表哥沈泽民、二表嫂张琴秋，张闻天先生同他的弟弟张健儿也是我的老同学。莫斯科的大发电厂已经修建好了，我们本打算在这个饱经灾难充满着光荣历史的城市里参观一星期，可惜因为护照没有办妥，第二天就不得不走了。
到了巴黎，最先找到卫惠林、胡愈之先生。因为在长途旅行中疲劳过度的缘故吧，我的神经突然病了。遵医生嘱咐，到空气较好的地方去静养，于是我就到了离巴黎西南８８公里的夏尔特（Chartres），进了那儿的国立中学，后来又去埃纳省（Aisne）夏笃·梯埃里（Chateau‐T hierny）的私立中学住了一个时间。在这些学校里住，是为了一半养病，一半练习听课。从前教过我数学的刘薰宇先生、教过我生物学的张作人先生那时又都是我的同学了。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朱光潜先生常来巴黎，他劝我读希腊文，后来我在蒙伯利埃（M ontpellier）请一位神父教我读了一个时期，不过终究没有学会。
我哥嫂不给我卖房，断绝我接济。我在法国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若不是庄重有所帮助我，真不堪设想。因为缴不起学费，我就在蒙伯利埃大学文科做旁听生。收获葡萄的季节，才能下乡去找临时性的工作。我和庄重在法国南方接近西班牙的地方做过这种工作，平时很难找到活儿的。
原是勤工俭学生，那时在蒙伯利埃大学给一位教生物学的老教授当助教的朱洗是我最得益的朋友。我们每天都在一个饭馆里吃饭，同道散步。他诲人不倦地讲给我听很多关于生物学的知识。从前在中学时期，我有志于学生物学的，所以我特别喜欢听他的讲述。
世纪末文艺思潮在法国颇流行。我有个时期，也沉迷于恶魔主义的波特莱尔的作品。我译过一些象征派的诗。这是些出于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表现病态思想的东西。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种上面，我后来回想起来着实懊悔！
在蒙伯利埃，有一次，听到了法国无政府主义老将赛白斯蒂项·福尔（Sebastien Faure）的讲演，我着迷了，我开始用心地读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书籍。后来，从海上回国以后，我在广东新会西江乡村师范、福建泉州平民中学教书，就是因为受了福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创办的“蜂房”教育的影响所致，他所写的报导“蜂房”的小册子，曾经被我译成中文，幸而没有出版。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唯物主义地认识历史，只以“善良的愿望”或“理性”的要求为基础，不顾实际，空谈理想，原是毫无用处的。
西江乡村师范学校主持人是陈洪有，泉州平民中学主持人是叶非英。我在这两个学校热情地苦干过两年。把一个小侄女、一个小侄子都带了出来，当时还自以为在干革命工作。后来我因为身体不好，才回上海。巴金到这两个学校去小住过。我这段历史，可向同学单复（本名林景煌，福建泉州人，现在沈阳市沈河区大南门里《文学月刊》编辑所工作）调查。
在泉州同事的吴朗西、陆圣泉（笔名陆蠡）、伍禅等人也都在上海，同巴金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黄源在帮助傅东华编《小说月报》，我译的诗在这杂志发表。后来他给鲁迅、茅盾出面编《译文》，我给《译文》也译过一点法国理想主义哲学家兼诗人居友（Marie‐gean Guyau 。）的论文。我在上海不是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住，就是在黄源寓里宿。黄源时常向我谈起鲁迅先生的伟大之处。我在茅盾家见过鲁迅先生，但一直都不知道认真地向先生学习，想来真是惭愧！
我到南翔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主持人陈笵宇，已故世）去教外文。原为的是到乡间去住可以养好身体，有点固定收入，可以帮助丧亲已不能负担的我的侄子和侄女，平时业余也想做点翻译。私立学校经费拮据，薪水低，想不到我的小侄子陈荣芳从广东回来，在我那儿患伤寒症，因为筹不到充分款子，不能及时地送他去上海好的医院医治，竟病死在乡间！
学校后来经费困难得办不下去了，那时碰巧庄重有位留日同学林琦在南京训练总监部军学编译处当编辑，处长杨京昌要他介绍编译方面的人才。他写信给庄重，庄重便来约我，和另一位留日同学张易，我们三人同上南京去做官。做官的生活同我思想是有极大抵触的，使我的言行前后不一致，内心很是苦闷。我就利用空闲时间翻译小说。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自强出版社出版的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伪装的爱情》就是在那时候译的。
不久，“七七”抗战爆发了，我写信给上海的亲友想回家乡去做点较为实际的救亡工作。陆蠡他们回信劝我不要回去，说我的家乡是在第二道防线上，很快就会沦为战场。果真８月１３日日寇又出兵进攻吴淞上海。在日寇进逼和人民激愤的压力下，南京国民党政府被迫应战，在１４日发表了抗日自卫的宣言。那时我想到抗战既已全面开展，不回去也没什么了。
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是守城司令，所以我们的机构最后撤退。我就跟着他１９３７年年底到了湖南湘潭姜禽镇。到长沙，碰见黄源，他正要去新四军工作，把刚生了孩子的爱人许粤华嘱托我照顾，他就挟着《鲁迅全集》和钱君匋刻给他的一颗“黄源在前线”的章子走了。
１９３８年４月，训练总监部在武昌改组为军训部，军学编译处人员全部留用。６月间，我和同事毕亚翘的女儿毕德孟结婚。武汉吃紧，军训部向后方撤退时，曾经在湖南祁阳、广西桂林停留过。我的大孩子就是在桂林省立医院生的。敌机疯狂地轰炸，桂林炸得很厉害，我们所住的新广西旅馆中燃烧弹起火，我们所带的行李和证件一起被烧光。我的耳朵也几乎全被震聋。
随着军事的节节失败，军训部最后撤退到了四川璧山。１９４０年（确实的年月日，我记不得了），有一次形同强迫的要全体职员加入国民党，美其名曰“集体入党”，我也非自愿地参加了。直到今年（１９５６年）６月间听了高教部的审干报告，才向组织上追呈这一事实。我在蒋匪帮统治的四川住了十多年，耳闻目睹尽是些泄气的事情。起初还以为脱离军事机关到学校工作或许生活得比较有意义些，在作新疆学院文学系主任的茅盾，我写信给他请他介绍教育工作。他曾经为我托人设法介绍一个教书的工作，没有成功。后来，我才知道所谓教育界也是漆黑一团的。解放以前，我在四川教过十来个学校，我差不多都是同学校当局闹散场的。我自动离开了军训部之后，由刘昌合（陆军大学的体育教官，现在武汉大学任职。刘的爱人陈伊文是我爱人的已故世的舅舅的妻子，所以认识）介绍到陆军大学编译处当法文编译官。因为不需要在陆大山洞住，所以我在沙坪坝重庆大学兼课，那是陈启和（留法的福建人，重大土木系教授，他的家在璧山和我的家在一个院子里，所以认识，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去台湾，现在不知在何处）介绍的。在陆大，我被新上任的教育长徐培根无理由地革职。那时我在沙坪坝和丰子恺先生一同住，他知道得很清楚的，他可以证明。重大训导长方瑞典（留法的文化特务）作风很坏，他要敲我竹杠，我没有送东西给他，就此闹翻。在中正学校，数学老师郭寿仁（丽尼的哥哥）任教务主任，我打抱不平，同校长田绍翰（重庆解放后，被枪毙）起了冲突后才离开的。同事李岳南、宋慕法（丰子恺的女婿，现在上海教书）都知道。在淑德女中，我认为那个姓张的女校长（基督教徒，后来去美国，我忘记她的名字了）处理教员薪水不公平，当面翻脸。隆昌立达学园校长陶载良，原是我中学时期的数学教员，他的思想已腐化，作风很坏，当他与国文教师周氏弟兄（我现在只记得弟弟的名字叫周国桢）打架时，我是毫不踌躇地站在周氏弟兄方面的，因此，陶校长和她妹妹陶某某（原是我在立达学园读书时的同学，那时已在隆昌立达担任职务）憎恨我。抗日战争胜利后，不消说，按照学校的名单报上去，伪教育部发下一笔复员费来，明明有我和周氏弟兄的份的，可是被陶载良全都领了去，带了他的几个心腹偷偷地逃走了，听说这市侩潜到了江苏松江，又把立达这招牌挂出来招生开学，他同妹妹是拿了复员费和公款的。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不止一次地用狠毒的口气责问我和周氏弟兄为什么不到共产党那边去。我后来才知道他的靠山是孔祥熙，所以要露出这种狰狞的面目。朱陈（朱光潜先生的公子，现今在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在隆昌立达待过一个时期，想必他能证明我所说的话的。
当时教育界的另一方面呢，继“一二·一惨案”之后，１９４６年７月昆明又传来了骇人听闻的李公朴、闻一多被蒋匪帮用美国制造手枪暗杀的消息。凡稍有点良心的教育界人士对于这种法西斯主义暴行莫不切齿痛恨！李、闻二位烈士都是民盟中委，因此，我对中国民主同盟这组织也开始重视。
我去隆昌立达是丰子恺写了介绍信的，后来我和陶载良搞不好的事情，从我写的信中他多少也知道。在他离开四川时，曾约我同回故乡。那时在重庆的亲友十之八九都走完了，我拖着一大群孩子，哪里去筹这笔为数不小的旅费呢。我只好流落在蜀中了。
在四川承好友毛一波（那时他同汝龙在重庆住，后来去台湾，现在不知在何处。）介绍去唐家沱何鲁办的载英中学教书。我破天荒地每星期担任３６个小时的功课，一天到晚喊破喉咙上课。因为欠薪，还时常连饭都吃不饱。有一年冬天，提前放寒假，学校里既发不出薪，又赊不动米，在寒冬的季节里，连吃稀饭都成问题。沈寄踪和我同事，我们一起挨过饿的。
其间，我们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运动”。
越是接近解放，我的生活越是艰难困苦。这正像是黎明前的黑暗时期，陪都工商学院、南泉新闻会计专科学校都是些私立的学校，但即使学校是私立的，也都布满特务，不容你有说话的自由。在南泉新闻会计专科学校提前放暑假的大会上，我向同学们说了几句我们是无罪的人，用不着害怕的话，第二学期学校就停止聘我。我拖着五个小孩在小温泉的一间不避风雨的茅屋里住。唐式遵（四川军阀、大地主，后来被解放军击毙在西康）的家丁（南林学院总务主任，我记不得他的狗姓名了）看见我失了业，便屡次三番来催我搬家。若不是南林学院的几位湖南同学任显琴、陈维云他们挺身出来仗义执言，我的一家人有被驱逐在街头的危险。抗战时期，在澳门行医的我的侄婿柯麟（现任广州华南医学院院长），我的表哥沈雁冰都接济过我。这时候，四川与外界的交通几乎断绝，无法求援了。不过，我的一家人虽然日处穷困所迫之中，有时甚至好几天没米下锅，但我的精神倒是镇定的，这是因为做地下工作的人员像沈寄踪、任显琴、陈维云他们来我家通报好消息，我知道离解放的时期是不远了。同年去贵州打突击战溃退下来的周韦也到我茅屋里来隐居过一个时期。
１０月间，伪政治大学从广州狼奔豕突，窜来小温泉。刘昌合、陈伊文也跟着这学校又来四川。他们看见我一家人生活濒于绝境，就设法为我介绍教法文。我为了家小七口不饿死，竟然敢冒大不韪地出卖最后知识，去接受连梁漱溟都登报声明不接受的伪政大的聘书，像一个变节汉似的去出卖知识（因为抗战胜利以后，我都在私立学校教课的，夏坚白曾经写信来介绍我到磁器口教育学院去找校长，我懒得去接洽）。内心的矛盾在给方敬同志（那时他在北碚湘晖学院教书）的信中有所表白的。我教了一星期法文，领了一个月的薪。
１１月，刘伯承将军亲自率领，解放了大江南北，转战西南的第二野战军来解放重庆了。南温泉是所谓重庆的外围，胡匪宗南的部队在那里驻守抵抗，解放军打了三天三晚上才把我们解放出来。那时的情景很像炼虹（本名刘文苇）在１９５４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向着社会主义》第二辑《胡儿子和解放军》、《两种人格和两种兵》中描写的。重庆解放前后炼虹同我都在小温泉住的。
我参加革命工作的情形略述：曾经干地下工作的任显琴、陈维云给文化部沈雁冰部长报告我的思想和生活情况，沈部长把他们的信转给西南文教部楚图南部长。楚部长邀我去谈话，才取得联系。艾芜那时在重大当中文系主任，楚部长要他给我在重大安排一个工作。因为重大留下来的教师很多，暂时难以安排，到文联又因为缺乏收入，不能养家，因此暂时（１９５０年２月）派到重庆川东师范。
１９５２年１月，经承方敬、黎涤玄同志介绍，我在西南师范学院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三反”运动中，我担任教育前伪教育学院院长叶有恒（留法的）的工作，这是只“大老虎”，直到我接到西南文教部指派去东北时，还没有彻底做完成。在辽西师范专科学校，我因为耳患重听症，学不好普通话，后来专教习作指导。东北七所师专合并为三所时，组织上照顾我，把我调入辽西省图书馆（即现在的锦州市图书馆）做研究工作。几年来，因为自己学习能力差，又不够努力，所以毫无成绩可言。
根据１９５６年某月父亲所写的自传底稿整理
陈氏家世简表
祖父
妻姚氏字渭卿陈世璜
父亲
媳诸氏字陈粟香
妻毕德孟幼子陈璠字瑜清笔名诸候
妻沈氏长子陈璞字蕴玉
三小姐嫁南浔俞家
五小姐嫁乌镇近郊中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