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各种新思潮、新观念风靡一时。杨昌济便把陈独秀主办的刊物《新青年》送给毛泽东看，并鼓励毛泽东多投稿给《新青年》。毛泽东也正是在这时开始了解和接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1920年，杨昌济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毛泽东十分悲痛，作为学生，他努力地尽了自己晚辈的责任。这位他在学生时代与之感情至深的老师，成为他日后无比怀念的人。
另一位对毛泽东学生时代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老师便是徐特立。这位当年在湖南赫赫有名的教育家，被誉为小学教育界的"长沙王"。他曾创办长沙市第一所平民夜校和长沙县第一所小学。辛亥革命后，他在既无经费，又少房屋的情况下，艰苦创业，兴办了长沙师范学校。后来长沙县的小学教师大都出自其门下。他还创办过女子师范学校，对失学的女孩子给予免费照顾，并兴办了一所孤儿院，亲任院长，招收孤苦儿童，教他们学习。对这样一位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的老师，毛泽东是非常钦佩的。他和徐特立交往很多，并一直虚心地向徐特立请教。徐特立曾告诫毛泽东"不动笔墨不看书"，使毛泽东受益匪浅。毛泽东自此严格按照徐特立先生的要求去做。每读一本书，他都要在重要的地方做笔记和批语，读完后还要写心得体会，认真思考，形成了习惯。仅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所写的各种摘记、读书笔记和日记等就有很多，更不用说后来的中南海丰泽园内几万册书上的眉批了。这一习惯，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在他离开学校，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也依然惦念着这位恩师。
1927年，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屠杀革命者的白色恐怖面前，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徐特立做出过重要贡献。1937年1月，毛泽东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在延安为徐特立先生祝贺60寿辰。他特意按照湖南的风俗习惯，亲自为徐特立先生戴上1个红布锁，并说："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在读他为徐特立先生写的祝寿信时，毛泽东念道："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毛泽东素以中国文史知识的渊博、诗词书法的豪迈而为中外人士所称道。然而言及这位伟人在古诗词和书法方面的博大精深，不能不提及一位在他学生时代对他要求非常严格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这位性格急躁、严格得有点偏执的袁吉六先生，人称"大胡子"。他早年曾是湖南省保靖县的一名举人，在当地设馆教学时，由于博学多才，精通古文，写得一手好字而有着很高的名望。1912年袁先生举家搬迁新化县，出任第一师范国文教员。这位注重古文教学，学识渊博，讲解精辟的国文教员非常喜欢毛泽东写的文章，常常把毛泽东写的作文批上"传阅"二字让同学们学习。正因为袁先生钟爱自己的这位优秀学生，所以对他格外严厉。
毛泽东为记录下自己的思想发展，总是习惯于在他写的作文结尾处注上日期，以作为自己理解社会能力的一种记录。然而袁先生由于不理解毛泽东的用意，所以反对他这样做。他认为学生的作业只要先生改过就行了，无须再保存下来留作记录。他要求毛泽东将写有日期的作文一律撕掉重抄一遍，毛泽东未予理会。他当即怒从心头起，气冲冲地将毛泽东的作文撕了下来。毛泽东也厉声质问，要拉他去校长室评理。一场冲突过后，学生们都认为袁吉六先生的做法不尽情理，不时地在袁先生的课上表现出对他的不满。毛泽东却并未因此而全盘否定袁吉六先生。他喜欢上袁先生的国文课，深深地为他的国文素养所吸引，依然表现出对他的尊敬。后来毛泽东的同学周谷城回忆说："袁先生讲课很神气，但毕竟扣分太紧，学生不喜欢。毛泽东对这位先生却有好评。当时学校的学生由于受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影响，都竞相模仿他们的文体写作。袁吉六先生称这种半文半白的文章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认为作文之道，首应固本，完全模仿康、梁，实非所宜。他告诫毛泽东说：文章妙来无过熟，要多读、多写、多想、多问。他还经常将毛泽东叫到自己的卧室，为他精讲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和一些古典名著，并借给毛泽东各种不易借到的善本书。毛泽东深受教诲，开始认真钻研韩愈的文章，改变文风，学写古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毛泽东的国文基础和文章都大有长进，连很少夸奖人的袁吉六先生对毛泽东也大为赞赏，他说毛泽东的文章已'大有孔融笔意'。"1915年，毛泽东参加了第一师范学校反对校长张干的学潮，他带头写出了一份痛斥校长办学无能、贻误青年的宣言张贴出去，提出赶走张干的要求。后来有人告密，张干为此要开除这个带头"闹事"的学生。袁吉六先生知道后，同杨昌济、徐特立等人极力表示反对，并多次出面为毛泽东担保。他评价毛泽东为"挽天下于危亡者"，再三要求张干收回成命。张干迫于压力，只好作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