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长期遭受日本的殖民统治，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农业国。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时，韩国工业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千疮百孔。从1953年到1961年，由于美国的大力援助，韩国经济开始恢复。在从1962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韩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状态。从1961年到1994年，韩国GNP从21亿美元增加到3729亿美元，人均GNP从82美元上升到8389美元，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奇迹。韩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走进口原材料、出口高附加值的工业品，依靠并开拓海外市场的道路。韩国近年来的发展使之成为直逼发达国家的亚洲“四小龙”，为世界各国所瞩目，被世人称为“汉江奇迹”。
韩国经贸发展概况
1.韩国经贸发展的前提条件
（1）国土、耕地与自然资源。韩国类似于日本，是一个地域狭小、资源缺乏、人口过多的地区。韩国的国土面积为9.92万平方千米，南北长约500千米，东西宽约250千米，地形特点是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山地多集中在北部和东部，平原则以西部和南部居多，韩国的山林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6.1%，耕地占22%，工业用地占0.5%。由于山地较多，韩国耕地资源十分短缺，1989年韩国耕地面积为212.7万公顷，人均占有耕地0.05公顷，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韩国除大米尚能自给外，粮食自给率一直持续下降，不得不依赖进口。据报道，今后10年韩国的大米进口量将占到国内消费总量的8%。2006/2007年度玉米进口量占国内总消费量的90%以上。土地资源匮乏一直是韩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韩国的自然资源也比较匮乏，大多数工业化所需的矿产，如石油、铁矿石、铜、金、银等都依赖进口。由于山区占国土面积的65.4%，石灰石以及钨、铝的蕴藏量较大。
（2）区位条件。韩国位于亚洲大陆东部朝鲜半岛南部，东南西三面环海，北部以三八线为界，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壤。韩国的区位条件对其经济发展相当有利。从地理位置上看，韩国正好处在东北亚的中心和环太平洋区域与东北亚区域的交汇点上。这决定了韩国既是东北亚地区的军事要冲，又是联系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纽带。同时，韩国三面临海，海岸线长达4727千米，拥有仁川、群山、木浦、釜山、蔚山等众多深水良港，优越的海运条件和众多的港口为韩国发展海外贸易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提供了运输便利。
（3）劳动力资源。截至1998年，韩国人口总数为4600万，其人口的一半都集中在汉城（现首尔）、釜山等大城市，人口密度较高，劳动力资源比较充裕。近年来，各地农村人口纷纷涌向大城市，逐渐使人口的地区结构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传统的农村型向工业化城市转变。1970—1993年期间，韩国的经济活动人口从1006.2万人增加到1980.3万人，年均递增1.28%；经济活动参加率（即劳动力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1993年为61.1%。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就业问题一直解决的比较好，失业率除1980年为5.2%外，其他年份均低于5%。由于韩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的十分迅速，以及韩国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并且实行义务兵役制，所以韩国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技术文化素质和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较高。
（4）基础设施。韩国将交通运输、电力、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称之为“社会间接资本”。基础设施是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先决条件。在交通运输方面，1993年韩国的铁路总长度为6517千米；公路通车里程为61295千米，其中高速公路1602千米；港口吞吐量26894万吨；船舶拥有量638万吨；航空港14个，1992年周转旅客量达2597万人次，货物运输量108万吨。据统计，道路铺装率从1960年的3.7%已增至1995年的77.8%，1995年的道路里程数是1960年的50多倍。在电力方面，1993年韩国的总发电量为1444亿千瓦。其中核电站的发电量为565.32亿千瓦时，占韩国总发电的39.15%。在邮电通讯方面，计算机、电话等设施普及率很高，已成为城市和部分农村家庭生活的必需品。电话普及率也从1960年的每1000人拥有3部电话，增加为1994年每1000人拥有397部。
（5）教育与科技研发水平。韩国具有重教好学的优良传统，政府和民间都极其重视发展教育。据有关资料统计，1993年韩国中央政府支出中有16.8%用于教育事业，这一比重名列世界前茅。1993年韩国教育经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大学入学率已达38.3%。同时，韩国十分重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1991年，韩国政府用于科技事业的投资已占GNP的3%，年投资总额超过50亿美元。而且根据计划，韩国的科技投资总额及其占GNP的比重还将有更大幅度的提高。同时韩国拥有一支高素质、善创新的研究与开发队伍。1988年，全国的专业研究人员就达5.65万人。另外，韩国制造业出口中高科技产品比重、专利数、技术出口额等指标近年来也迅速上升。
2.韩国经贸发展概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韩国是典型的农业国，朝鲜战争曾使韩国经济处于全面崩溃的状态。战后一段时期，韩国经济基本上还是以落后的农业经济为主。韩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各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韩国经济的起飞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之时的1961年，韩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62年开始正式实施，后来的一系列五年计划的成功实施使韩国从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国。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集中体现在五个五年计划期间。1961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21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82美元，而到1986年国民生产总值为918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2296美元。韩国花了2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欧美国家约200年时间才能完成的现代化经济发展。
韩国五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在五个五年计划中一直居高不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韩国的GNP增长率高达11.9%，充分表明了韩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腾飞阶段。1962—1986年间，韩国的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也为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有效的推动作用。同时，另一个现象也值得关注，韩国的投资率远远超过国内储蓄率，其超出部分在20世纪60年代美援终止后，由借入的国外储蓄所弥补。可见，外资的合理利用对韩国的经济腾飞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是韩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方面，随着出口和进口的显著增加，韩国的国民经济也不断增长，到目前为止出口一直是韩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使得韩国的失业率稳步下降。
始于1962年的“一五”时期是韩国发展史上最重要的5年。在这一时期，韩国政府建立了韩国日后几十年始终坚持的“政府主导、出口导向、非平衡增长”的经济发展基本战略。“二五”期间，韩国对工矿业和农林水产业的结构进行了合理的调整，加大了出口力度，国民收入有了明显提高。“三五”计划中，由于执行了重化工业政策和出口促进政策，GNP和出口实现了明显的高增长率。但与此同时，投资的边际效用下降和国民经济中产业结构失衡的现象日趋恶化。由于国内外的多种因素，韩国在“四五”计划期间经济的发展速度有所减慢。而随后进行的“五五”计划时期，是韩国现代经济史上在物价稳定基础上取得高速增长的一个典型时期。同时，韩国政府制定的“民间主导、稳定为主、自由竞争”的新的经济发展方针对韩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五”期间韩国经济的自立程度明显提高，物价空前稳定，国际收支明显改善，企业的技术开发、合理运营水平明显增强。
随后实施的“六五”计划、“七五”计划，更加注重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韩国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并在各个领域取得了良好的收效。总体来说，20世纪50年代韩国经济逐步从崩溃的边缘走向复苏；60年代，成功的实行了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变；70年代，凭借自身发展跻身于世界新兴工业国家的行列；80年代，韩国的产品具有了相当的国际竞争力；90年代，韩国力争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在强有力的权威主义政府的主导下，推行政府主导型、工业导向型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模式。
韩国经贸发展的历史阶段
战后韩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是一个自然资源严重缺乏的国家，在面临战后百废待兴，经济千疮百孔，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困境下，通过认真选择和适时调整找出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目标模式，走上一条迅速实现经济起飞道路的成功历程。韩国通过出口—进口资本资料—形成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强化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这一良性循环机制促进了经济发展。
战后韩国的经贸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即战后恢复时期、战略转变时期、经济调整时期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转换时期。
第一阶段，战后恢复时期（1945—1961年）：在这个时期韩国经济处在恢复阶段，发展速度不高。整个20世纪50年代，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以4.4%的速度缓慢递增。出口商品的产值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韩国摆脱了日本长时期的殖民统治状态，但由于日本资本、技术的撤离和其后不久朝鲜半岛的分裂所造成的“南农北工”的经济互补性联系的丧失，韩国经济一度处于极端艰难的境地。1948年韩国的工农业生产仅为1940年的21%，主要工业部门的生产都大幅度下降，同年的农业产量也仅及1940年的72%。
随着国际形势和朝鲜半岛局势的相对稳定，韩国在美国的援助下，提出了“复兴经济”的口号，进入了经济恢复的时期，并开始推行进口替代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使韩国具有了一定的消费品工业部门和基础设施，培养了一批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增强了经济自给能力。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初，进口替代的结果并未使韩国经济结构状况得以改善，国民经济结构和工业结构的畸形状态并未消除，经济增长也未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在朝鲜停战后的9年中（1953—1962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为3.7%，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仅为0.7%，商品出口量微乎其微。
韩国的对外贸易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1946年，韩国的出口额仅为36万美元，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也处于停滞状态，1960年韩国的对外出口额为3000多万美元，而进口则达到3.16亿美元。
第二阶段，战略转变时期（1962—1979年）：这一时期也称经济起飞阶段。韩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立了雄厚的重工业基础。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5%，出口年均增长38.4%，出口额由1962年的0.54亿美元猛增至1979年的154亿美元，矿业和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62年的16.3%增加到1979年的30.3%。钢铁、汽车、造船、机械、电子、化纤、石油等大规模重工业基础纷纷建立。从1961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近20年间，韩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战略转变。
朴正熙政府针对韩国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弱点，在1972年通过了《维新宪法》，并成立了“统一主体国民会议”，提出企业要“产业兴国，面向海外市场求生存”的口号。政府吸取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长处，制订了一个由30家企业与政府合为一体的国家五年发展经济的计划，主要政策是：由政府出面征购土地给企业无偿使用；政府出面向外国贷款，使企业购买设备和技术，再由企业生产出成品销往海外市场，赚取外汇上交政府，同时国家对生产企业减免征税。这样的五年计划，显示了国家强有力的支持和高度的协调统一，极大地刺激了韩国工业的发展。著名的三星公司就在这一时期建成了当时世界最大的尿素生产厂。另外，朴正熙政府还制定了韩国工业从发展轻工业制成品向重工业过渡的总方针，通过大量生产轻工业品、纺织品和日用化工品，打入美国、中东、欧洲及南美等海外市场，赚取了大量外汇。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韩国政府利用与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机会，大力吸引日资，引进日本的成熟技术，重点发展重型机械、化工、钢铁、造船及汽车等产业，并依靠这些产业带动了整个加工制造业的起飞，原来的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产品，开始转化为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为主的产品，增强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完成了第二阶段的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变，从而形成了规模工业的基础。
韩国的经济起飞得益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良好的国际环境，即国际信贷市场的宽松，发达国家国际分工的调整，国际市场非耐用消费品的巨大需求。1965年日韩邦交正常化，得到了巨额战争赔偿和技术设备的投资。二是在于韩国本身选择了一条正确的符合韩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即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以正确的政府政策为导向。后者是韩国经济腾飞的根本因素。
在对外贸易方面，韩国也进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韩国的出口总额由1961年的4100万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147.04亿美元。1977年是一个转折点，进出口都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实现了贸易收支的基本平衡。
第三阶段，经济调整时期（1980—1988年）：由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原因，以及20世纪60至70年代韩国高速发展时期的经济内部矛盾的积累，使韩国持续的经济高速时期在70年代末期结束了。
为此，1981年韩国政府出台了稳定物价、开放市场、平衡发展等政策，将调整和稳定经济放在首位。对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突出体现在第五个五年计划中。
“五五”计划（1982—1986年）的重点是优先发展精密机械工业、电子工业、信息产业等尖端的技术产业，为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经济结构打下基础。首先，根据现状转变观点，改“经济增长第一”为“稳定第一”，在放慢增长速度的同时，对生产力的布局和产业结构加以调整，消除不均衡现象。其次，改变以往推行的赤字财政政策，通过稳定物价，消除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提高储蓄率。第三，坚持出口主导，贸易立国，但突出强调利用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全面加强产品竞争力。最后，将投资重点转移到以节能为中心的技术改造上，强调挖潜改造，提高产品质量。
这一时期，在外贸出口方面，韩国也采取了两项重大的举措，一是大力兴建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截至1987年6月，共建立了40多个大规模出口自由区，其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总额的50%；二是通过在外贸管制、外汇管理、信贷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大力扶持综合贸易商社，为出口提供信息和服务。上述政策的实施，使韩国经济得到了调整和恢复，经济状况有了极大的好转。这段时期是韩国对外贸易的加速发展和黄金时期，1980年韩国的出口额为172.14亿美元，1988年为596.48亿美元，出口增长3.5倍。尤其是1987年韩国贸易第一次出现顺差，1988年韩国的贸易顺差最高，达到114.4亿美元，同时，出口结构有所改善，出口产品中重化工产品占54%，轻工业产品占40%，初级产品只占6%。
但是韩国的工业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产业间、产业内部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失衡的问题。例如，一味强调振兴出口产业，忽视了内需产业发展；优先发展重化工业，使得仍有竞争力的轻工业未能充分发挥作用；重点扶持大企业，导致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对工业的过分倾斜导致农业相对滞后。
第四阶段，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转换时期（1988年至今）：虽然20世纪80年代初期韩国国内出现了一些动荡，曾一度影响经济发展，但1986年由于原油价格下降、国际利率下降和韩元兑日元汇率下降，韩国的经济又一次步入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但曾经出现的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使韩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如何在减少能源进口的同时，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认为不但韩国要有一般性的工业，还要同时建立起国际工业，尤其是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高技术产业。韩国根据日本通过发展高技术产业来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经验，认定电子工业是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同时又可以满足国防建设的需要，是当今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而且韩国认为汽车工业的发展不但是本国经济发展及国民经济的需要，还能参与国际竞争，占领国际市场。因此，韩国积极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倾国家财力优先鼓励发展电子、汽车工业。由于当时国际市场出现对家电和汽车需求旺盛的势头，韩国在对外贸易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1990年韩国的出口额达到6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十位贸易大国，而且出口产品结构日趋合理，产品销售遍布世界各地，并从昔日的债务国变为债权国，外汇储备达到152亿美元。连续多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2%，成了世界，尤其是东方各国瞩目的工业国家。
面对20世纪90年代世界范围的新的产业结构调整趋势，韩国政府强调要依靠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进一步使产业结构摆脱资本积累的局限。
从1992年起实施的第七个五年计划，将信息、新材料、机械电子、生物工程、精密电子、尖端化学、航空航天等工业作为重点产业，使尖端产业制品占制造业制品的比率由1987年的8.3%提高到1994年的15.4%。加大科研开发的投资力度，从1986年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上升到1997年的3%。同时，还从产业政策和科学技术两方面发展农业，增加农产品的供给，协调轻重工业的比例，优化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仍以每年两位数的发展速度跻身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但到90年代中期，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一些小型公司开始破产，韩国工业巨头也连连倒闭。1997年1月，韩国第l4大工业集团韩宝钢铁公司宣告破产，随后三美集团也相继破产，甚至连韩国工业的象征之一起亚集团也宣告破产。由此，继泰国、印度尼西亚爆发金融危机后，韩国在1997年年底陷入金融大动荡。这说明金融危机的爆发并非是突发横祸，而是韩国经济积弊甚久的结果。
尽管1997年年底的韩国金融危机使韩国经济遭受重创，但是经过国外援助和韩国经济自身的实力、潜力和优势，韩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管理体制下，推行了金融、企业、劳动、公共部门等四大领域的结构改革，完善了国民保障和福利体制，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程度，缓解了诱发经济危机的因素，确立了开放型市场经济秩序的框架。经过上述努力，韩国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恢复，经济增长率从1998年的-5.8%上升到1999年10%，2000年上半年又进一步上升到11%。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由刺激消费逐步转化为增加投资，扩大出口。另外，中小企业创业活动也日渐活跃，整个经济恢复到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上。
韩国经贸发展战略
韩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应归功于以下几方面：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具有指导性宏观调控计划的经济体制；正确的出口导向战略；重视教育、科技和人才。韩国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为韩国的经济腾飞，进入发达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倡导贸易立国，实现由进口替代型向出口导向型转变的发展战略
20世纪60年代初期，韩国政府就提出了“贸易立国”、“出口第一主义”等主张，并逐步由进口替代型经济向出口导向型经济过渡。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主要分两个步骤实施，首先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然后对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实施出口导向战略。
具体来说，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根据国内外的经济状况，主要发展国际市场需求旺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既可以有效利用国内已形成的工业基础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克服内部发展资金匮乏和国内市场狭小的缺陷，又可以为以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积累资金。为此，韩国政府采取了货币贬值、出口补贴、税收减免、简化海关程序、提供出口信贷和支付担保等一系列措施以保证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面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部分重化工业向外转移，以及韩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优势的丧失等状况，韩国一方面对原有的产业进行了技术改进，另一方面进行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将发展重心逐步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为此，韩国确立了石油化工、造船、机械、电子、钢铁、有色金属、汽车、水泥、纤维及陶瓷等十大战略产业；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消除了瓶颈效应，为新的产业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兴建特定的专业化生产区；扶持垄断的综合商社以便利出口。这些措施的实施取得显著的成效：粗钢产量由1962年的14万吨猛增至1996年的3886万吨，居世界第六位；汽车产量进入世界前十名；船舶出口量居世界之首。此外，韩国也成为世界第六大电子生产国、第三大集成电路生产基地。韩国由此实现了出口战略的第二次飞跃，将国民经济推向了良性发展的道路。
出口导向政策的实施直接推动了韩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韩国的出口额大幅度增加，进口增长虽然低于出口增长，但也有较大幅度提高。出口的增长对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确立政府主导型宏观调控体制
由于韩国的市场经济机制不完善，难以克服其自身的缺陷，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韩国确立了政府主导型宏观调控体制。韩国的经济体制是建立在以市场经济、家族财阀为基础的政府计划指导和扶持下的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既不同于纯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企业的自由放任，也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企业的全面控制的特殊关系。
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既实行中央计划与监督，又发挥市场机制，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首先，国家成立了“经济企划院”，统筹管理国家事务，负责计划的制订与实施，预算的安排及各经济机构之间关系的协调。其次，为保证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宏观决策权，韩国赋予政府掌握投资主导权的权力，这使得在必要时政府有权采取行政手段干预经济，从而使大多数投资行为符合政府的政策意图，避免过度的自由竞争和过度的投资行为。再次，政府通过制订和实施经济发展计划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集中有限的资金，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最后，政府还可以运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通过经济立法和司法机构使用经济法规来调控经济运行，从而弥补经济调节手段不足所引起的弊端。
在韩国，高度集中的家族所有、家族控制下的企业财阀是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据统计，1989年，韩国前十家最大的财阀企业集团的营业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4%。同时，韩国的经济体制具有较强杠杆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各种信贷、金融、计划、外贸等主管部门和机构对企业财阀进行指导、扶持和调整。例如，韩国政府在企业面临资源贫乏、资金短缺时，会出面进行融资支持。这一方面是因为韩国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归政府所有，政府可以通过金融杠杆进行调控；另一方面是因为韩国的企业的债务和资产之比通常较高，基本上处于3：1或4：1到1：1之间，企业有较强的融资和借贷需求。因此，政府会依据市场竞争机制选择的结果对竞争力强的企业给予大力支持。政府还可以通过信贷鼓励企业投资于有风险的生产与经营，对各种规模经济进行支持，刺激企业增加出口，提高国际竞争力。此外，政府对国际资本的借贷具有授权的权力。韩国特有的经济体制和政府一系列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为韩国经济的起飞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3.引进外资为经济起飞创造前提条件
任何有效的经济战略和政策，都必须依赖于必要的投资才能实现，而20世纪60年代初期，韩国国内的资金十分有限。为弥补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和技术的不足，曾经积极引进外资，向海外大举借债。1959—1994年，韩国总计利用外资509.68亿美元，其中，借款占81.29%，为414.33亿美元；外资直接投资占18.71%，为95.35亿美元。外资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出口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保持高投资率和高经济增长率的重要作用。
韩国引进的外资参与了能源交通及通讯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兴建和十大战略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为韩国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提供了可能。韩国利用外资贷款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占韩国出口总额的一半，这些企业同时也增加了就业。另外，据估算，韩国增加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外资的贡献占40%。
在外资的使用上，韩国主要以利用国外借贷资本为主，以防外国资本对国内经济的控制。在外资投资效率上，韩国充分发挥了国外贷款的造血功能，大部分贷款由政府控制使用，集中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制造业部门以及大型高技术、高效率的工程建设方面，一直保持较高的投资效率，所以韩国并未因大规模举债而酿成债务危机。
4.将科技立国作为经济发展之本
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其对科技和科研的投入息息相关。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韩国明确提出了从“贸易立国”向“技术立国”转变的战略，力争实现从以数量型为主的出口经济向以科技为基础的质量型为主的出口经济过渡。韩国注重发展自己的科研力量，增加科技投资，培养科技人才，鼓励技术开发、引进、消化和改良。韩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一直实行教育高投资政策，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保证了庞大科研队伍的人才供给。为加快科技发展，政府实行集中的科技管理，不断加强科研机构的建设，加大科研经费的供给力度，始终将科研经费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韩国对应用技术和基础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并重，为充分吸收和获取先进的技术和信息，韩国每年都派有关人员到美国、日本等国家学习研究。在引进与学习的基础上，韩国也十分注重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如今韩国是世界上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第三个能生产256K集成电路的国家，在新能源技术、新兴材料、激光技术等方面，韩国的新技术也较为领先，可以说科技立国和以政府为主导的科研开发为韩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韩国经济在短期内实现起飞的成功之道，还在于它推行了一系列有效的经济发展政策。在经济发展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韩国就提出了“经济高于政治”的方针，确立了“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和实现现代化”的国民经济发展首要目标。随后，韩国采取了大量引进外资、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适合国际市场的新的主导产业，实现发展战略的重要转变，引进先进技术等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为韩国经济的起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韩国经贸发展的安全隐患
1.产业结构不合理，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
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确立了“先工后农”和“贸易立国”的发展道路，其指导方针是“发展经济，工业立国，出口主导”。这一政策的贯彻实施，使得韩国在把经济发展的重心从自然农业转向现代化工业的过程中，未能处理好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呈现出工业企业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而农业长期停留在小农经济的状态。
20世纪70年代的“新村运动”，使韩国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但就整个农业生产面貌来说，其落后状态并非根本改变。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虽然从财政、金融、价格等方面继续扶持农业，但是由于受到“家庭劳作式”经营方式的约束，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农用面积减少，农村青壮劳动力外流，农民负债过高等问题并未解决，农业生产力低下依然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工业和农业的这种不协调状况，在工业内部体现为少数先进的大企业与众多落后的中小企业并存，特惠政策扶植的出口产业与经营条件艰难的内需产业并存。
产业结构的这种畸形状况是与韩国长期推行重工轻农，重出口轻内销政策密切相关的，因为无论从银行贷款、引进资本，还是从税收减免或财政扶持来看，工业都优先于农业，出口产业都优先于内需产业，大企业优先于中小企业。
虽然近年来，韩国政府对这些由于产业结构畸轻畸重的双重性所产生的种种弊端，采取了许多挽救措施，诸如扶持中小企业和农业，减少对大企业和出口企业的特惠支援，而且这些措施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要根本改变这种产业结构的双重性问题，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2.国际贸易条件日益严峻，出口面临极大挑战
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长期奉行以进出口贸易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和国际经济贸易竞争，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但国际经济贸易环境风云变幻，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普遍抬头。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广泛采取非关税壁垒政策，严格限制纺织品、服装、鞋类、消费性电子产品的进口，而这些产品正是韩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所以影响了韩国此类产品产业的发展。同时，近年来由于韩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远远超过同期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的幅度，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优势被严重削弱，而中国、东盟、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同类产品却以价格优势纷纷进军国际市场，使韩国轻工业产品的市场份额日趋萎缩。
在重工业和化工产业产品的出口上，韩国也处于不利地位。韩国的产品生产技术主要来源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由于韩国在近年成功地利用他国提供的先进技术发展电子、汽车、船舶、金属制品等产业，并以比较低廉的价格打入国际市场，使技术提供国同类产品的出口市场受到侵占。为此，这些技术提供国目前对韩国所需的技术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以防止“飞来去器效应”。通常它们只提供中等技术，或只提供制造机械设备的部分技术，阻碍韩国相关产业的发展。这造成了韩国现有的技术力量薄弱，产品技术密度不高的现状，使得韩国产品在与发达国家同类产品争夺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只能靠压低价格来保持一定的份额。
3.外贸依存度过高，经济发展容易受外部因素影响
韩国的外贸出口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很高。2006年，韩国GDP增长率达到5%，但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18.4%。2006年韩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71.5%。可见，出口对韩国经济发展所起作用的重要性之大。
同时，韩国对外贸易过于偏重于美国和日本两国。美国是韩国的第一位出口对象国，日本是韩国的第一位进口对象国，它们在韩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中都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韩国的出口总额中，对美国的出口占30%以上，对日本的出口约占20%；在韩国的进口总额中，从日本的进口占30%以上，从美国的进口占20%以上。韩国进出口贸易的地区分布过于单一化的状况，决定了韩国对外贸易的脆弱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美之间由贸易逆差转变为贸易顺差，而且顺差趋势不断强化。在对美贸易顺差迅速增加的同时，韩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也在迅速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除美英以外，经济普遍不景气，日本、德国的经济恢复缓慢，国际市场需求不旺。这种状况导致了韩美、韩日贸易摩擦层出不穷，韩国对外出口遭受极大影响。
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和出口区域的过分集中，使韩国经济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而且这种现象造成国内市场狭小，也使得韩国在国际市场一旦发生较大波动的情况下，国内经济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虽然韩国目前的出口势头依然未减，但这主要是因为其国内大规模的投资造成的，韩国的外贸结构和模式始终是韩国经济的一个潜在隐患。
4.财阀企业的各种弊病日渐显现
韩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和在其框架下的与政府密切相关的财阀企业的发展，对韩国的经济起飞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韩国政府对财阀企业的过度保护与扶持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政府对财阀企业的过度保护，使得市场规律受到扭曲。韩国政府对经济集权性指导作用在韩国经济的发展的前期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通过支付巨额补助金和出口补贴等办法对经济进行的过多干预，给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助长了企业对政府的过分依赖，限制了企业各部门之间的自由竞争，削弱了市场调节机制的正常发挥；另一方面，使政府的财政负担日益加重，非生产性行政支出不断增加。
其次，企业过度负债经营，银企关系不规范。韩国财阀企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依靠贷款来扩大经营，企业自有资本的比率很低，对金融机构的依存度很高，1995年，韩国前30家最大企业的自有资本比率仅为18.2%，而负债率却高达386.7%，是美国的2倍多，日本的4倍多。由于韩国的金融体制是官办性质，而且政府与企业之间过于密切，这势必会造成银企关系不规范，银行对企业的监控力度不强，进而导致韩国大企业债务负担沉重、经营风险加大，极易陷入资金周转不灵的困境。
最后，财阀企业盲目扩大规模，不注重专业化经营和技术创新。韩国的财阀企业在政府的过度保护与扶持下，容易产生不顾市场规律盲目扩大企业规模的冲动。韩国最大的5家财阀企业，平均每家的经营项目都在140种左右，并拥有几十个相关企业。这种经营领域过大，专业化程度较差的经营战略使资金难以集中使用，形成规模效益，因此资金的利润率较低。同时，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大大超过国内正常的资金供给量，造成了利息率长期居高不下，对外借款大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长期处于高位状态。
5.资源缺乏，经济发展受制于人
韩国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的能源和原材料自给率低，动力资源、矿物资源和农林资源匮乏。韩国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原油、原木、无烟煤、橡胶、铁矿石等资源性产品的全部或大部分都要从国外进口，其中，石油、棉花、原糖、铝等100%靠进口，煤、焦炭等动力资源的70%需要进口，石油的进口量高居榜首。据测算，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天都要进口石油93万桶。韩国的农产品自给率也很低，并且呈现连年下降的趋势，除大米可以自给外，许多农产品都需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能源和原料的稳定供应是工业企业保持正常生产的先决条件。而韩国资源供应的对外依赖性，无疑是制约韩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近几十年韩国经济的兴衰历程，也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虽然韩国对此采取了不少预防措施，但其抗冲击的防御能力仍然不是很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韩经济关系
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一江之隔，地理上的毗邻性便利了两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在双方长达三千多年的文明交流史中，朝鲜民族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并成为东亚儒家文化圈中一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半岛分为南北两国，虽然南方的韩国不再与大陆接壤，但却隔海相望。政治的原因导致两国隔绝了近50年，但两国的经济交流和民间交往却始终没有间断。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两国的经贸关系迅速升温。“到2005年，两国贸易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对象国，韩国则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外资来源国。”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地区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和拓宽，中韩两国在其推动影响下，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更加明显，合作机遇越来越多，合作需求越来越迫切。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加剧了两国间的经济竞争，甚至引发争端。
1.贸易密切性
中韩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越来越密切，这种密切性既体现在贸易额上的增加，更体现在贸易协定数目的增加和贸易规则的统一。据资料显示，2005年两国贸易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韩国则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韩两国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也决定了两国贸易结构的互补性，中国对韩国出口的最大商品是纺织原料及制品和矿产品。韩国对我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是有机化学品、电子产品、油类制品、钢铁制品、编织物、一般机械、皮革及相关制品等。近年来韩国电子产品、钢铁制品、一般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量稳步上升。中韩贸易的密切性还体现在两国政府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先后签订了《中韩政府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海运协定》、《中韩政府文化合作协定》、《中韩引渡条约》《中国铁道部和韩国建设交通部铁路交流与合作协定》等一系列贸易及相关协定，并成立了中韩经贸和技术合作联委会、中韩贸易务实会议等多种合作机制，从而在规则和制度上保证了两国贸易的发展。
2.产业互补性
中韩两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和资源禀赋等国情的不同，两国的产业也各有优劣，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劳动力资源充沛，薪资水平较低，据相关资料，“中国工人每小时平均薪资为0.92美元，而韩国工人的平均薪资为7.75美元，差不多是中国的8倍左右”，因此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此外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资源和农产品相对韩国来说既有价格优势又有质量优势。韩国经济起步较早，发展水平较高，在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如汽车、造船、钢铁、石化、通信等产业，一直是韩国的支柱型产业。两国产业的互补性既拉动了两国贸易的增长，也促进了产业内的相互合作。
3.能源合作
中国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而韩国原本就属于能源贫乏的半岛国家，自实现工业化以来能源需求量也较大，是1999年世界第六大石油消费国和第四大原油进口国，因此，确保能源供给是两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而两国经济上的密切联系和互补性，以及地理位置的原因，使两国在能源方面进行合作的潜力巨大，特别是在开采俄罗斯油气资源方面。俄罗斯能源储存丰富，是世界重要的能源出口国，其油气资源主要集中在东北亚地区，其对能源需求严重依赖进口的中日韩三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减轻三国对中东地区的依赖，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确保能源安全，而且现在国际石油价格不断攀升，一度达到每桶70美元，这给中韩两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压力。因此，积极引进俄罗斯的能源对两国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俄罗斯油气资源合作方面，中国应加强与韩国的合作，中韩之间不存在像中日之间政治遏制的顾虑，因而能够形成双赢局面。而对于韩国来说，由于朝鲜半岛是欧亚大陆的延伸，铺设从俄罗斯经中国再到韩国的油气管道是最经济的。除此之外，中韩两国能源企业也有广阔的合作前景，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能源公司与韩国的现代、鲜京集团，具有雄厚的资金优势、技术实力和市场基础，可以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结成战略同盟。
4.环境合作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环境问题在东北亚地区日益严重，沙尘暴、酸雨、水灾、物种灭绝、城市污染、海洋污染、资源枯竭等环境危机频繁发生。由于两国地理位置十分接近，因此一国国内的环境危机经常会波及影响另一国。如中国的沙尘暴问题，就一度给韩国造成很大影响。2002年春季受中国沙尘暴的影响，韩国就出现全国范围的扬尘天气，一度导致国内六个航线停飞。酸雨问题也是当前两国面临的严峻环境问题，特别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化，中国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废气排放国。而大气的污染不仅危害中国，韩国也深受其害。此外，中韩两国隔黄海相望，海洋环境也是两国共同关注的问题。由此可见，开展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是两国经济关系中的重要领域。自1998年至今，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已召开了六次会议。韩国政府还积极鼓励私营企业进军中国环境市场，在2003年发表的“中国环保市场现状和进军战略”报告书中，提出韩国应灵活利用政府的对外经济合作基金，同时建议韩国政府降低这一基金的利率。
5.旅游合作
旅游业被誉为是绿色环保产业，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旅游特别是跨境旅游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韩两国在旅游方面的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地理位置上的相邻性，便利了两国人民间的来往；其次，旅游资源具有相吸性，韩国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对中国的文化古迹特别向往，而随着韩剧在中国的热播，中国人也对韩国的独特民俗文化和自然风光相吸引；最后交通的便利性，两国目前已开辟了多条直达航线。自1997年金融危机后两国旅游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目前韩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客源国，也是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最多的十个国家之一。2002年世界杯的举办成为韩国开阔中国市场的契机，金大中总统曾特别提出要采取措施吸引中国游客。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必将成为中国开拓韩国旅游市场的机遇。
6.文化产业合作
经济全球化必定造成不同文化的碰撞，而这种碰撞或表现为相互排斥和竞争，或表现为相互吸引和合作。中国与韩国同属于儒家文化圈，两国文明特别是传统价值观念的同质性便利了两国文化产业的合作与交流。近年来韩国影视剧凭借英俊漂亮的影视明星、曲折浪漫的故事情节、优质精良的制作技术抓住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心，也赢得了很多中年人的好感，结果在中国掀起一股韩剧热，有媒体称之为“韩流”席卷中国。而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港台地区的流行音乐在韩国也深受欢迎，引发了韩国学习汉语的热潮，韩国媒体称之为“汉风”。“韩流”和“汉风”之所以经久不衰，起支持作用的是两国共同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可以说是具有同质文明的两种不同文化的兼收并蓄。正因为有此基础，两国在文化产业（如影视、音乐、书画等）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并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7.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
自由化、集团化和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而当前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全球化程度已完全具备了实现区域集团化和一体化的经济条件。东北亚经济三强——中、日、韩之间的相互贸易增长迅速，2005年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韩国则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国；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国；日本是韩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在投资方面，2002年以来中国便成为韩国最大的直接投资对象国，而从1995年起中国是日本在亚洲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2002年日本对韩投资达14.03亿美元，占韩国引进外资的15.4%。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受政治和历史因素的制约，东北亚地区的一体化合作进展缓慢，且仅限于小区域，如环黄渤海区域经济合作和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环黄渤海经济合作圈主要包括中国东海岸的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韩国西海岸地区和日本的九州地区，而且各地区在资金、技术、资源和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上各有优势，既可互补不足，又可相互提供市场。目前，韩国在中国环黄渤海地区投资占其对华投资的80%左右。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日、韩三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曾一度成为三国学者讨论的热点。2002年11月朱镕基总理在东盟与中日韩峰会上提出适时启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可能性研究的设想。2003年10月8日，三国领导人签署了《中日韩三方合作联合宣言》，预示着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想进入一个新的启动阶段。韩国对建立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设想也积极支持。韩国总统金大中在1999年“东盟+中日韩”会议期间第一次提出探讨三国经济合作的可能性。虽然三国都持积极态度，但都有自己的打算，而且三国之间的现实困难也不容忽视，如：三国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必定在规则制定和利益分配上产生争端；韩日两国对中国崛起还保持警惕，特别是日本，而中韩两国对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十分不满；此外美国的态度也至关重要。因此建立自由贸易区三国应坚持平等互利、循序渐进、资源技术共享、实现共赢的原则。中韩在东亚货币合作、金融合作、铁路建设、货运合作方面也都有共同利益，中韩合作有条件、也应当在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方面发挥带头作用。
经济全球化与中韩投资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就是各种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以市场为导向自由流动和配置，既然是以市场为导向就要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通俗地说，就是哪里成本低、哪里获得的利润更大，经济要素就流向哪里。因此每次经济全球化浪潮都会以跨国投资浪潮为主要表现形式，而每次跨国投资浪潮都会引起产业的跨国转移。目前东北亚地区形成了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运动，第一次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当时美国国内资本过剩，美国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需要积极援助日本并鼓励私人资本投资日本，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作为后勤补给基地，极大的刺激了经济，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业迅速发展一举奠定了经济起飞的基础；第二次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战后20年的黄金发展期后，经济水平大大提高，劳动力薪资水平也随之提高，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已无优势，而此时的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抓住日本、西欧产业结构升级的机遇，利用自身廉价的劳动力优势，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第三次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知识革命把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向高潮，发达国家重点扶植和发展信息和生物技术等所谓知识产业，而韩国、中国台湾等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的汽车、造船、机械制造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新型工业化国家，而由于劳动资本的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再次发生转移；而中国、越南等国家在实行经济改革开放之后，抓住产业转移的契机，发挥自身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的优势，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速轨道。
目前东亚第四次产业转移正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趋势已相当明显，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的战后最长的一次经济增长周期向世界展示了知识经济的无限潜力，遭到金融危机重创的东亚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开始积极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在经过近20年的发展之后，在新世纪出现了劳动力短缺、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向内地转移的趋势，而汽车、造船、石化、钢铁、电子等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开始发展起来。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引起的这种产业梯形转移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全球产业分工，但它没有削弱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这是因为：一方面任何国家都不愿意在经济全球化中过分的依赖他国，从而丧失经济独立，因而不论是处于第一阶层的发达国家，处于第二阶层的新型工业化国家，还是处于第三阶层的中等发展中国家，都会采取积极政策扶持新兴产业、保护弱势产业、促进优势产业；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优势、技术优势、资本优势和信息优势对各种产业都具有吸引力，因此谁的综合优势越明显，资本就会流向哪里。总而言之，第一阶层国家会与第二、三阶层的国家在知识密集型产业方面发生竞争，而第一、二阶层国家也会与第三阶层的国家在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生矛盾和竞争。
1.韩国对华投资现状及基本特征
韩国对华投资起步较晚，主要是因为政治上的隔绝导致两国在第三次产业转移以前未形成承接，直到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韩国对华投资才发展起来，但增长速度十分迅猛。建交之初，韩国对华直接投资金额为1.19亿美元，到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已达21.42亿美元，年均增长78%，1999年受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韩国对华投资降到了建交后的最低点，但2000年以后随着韩国经济恢复，对华投资又呈现强劲增长势头，到2002年8月韩国对华累计投资共有6746件，总金额超过60亿美元。目前，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的海外投资对象国，韩国则是中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国。
韩国对华投资总体上呈现以下基本特征：
（1）从投资的行业来看，制造业是韩国投资的主体。从制造业内部结构来看，韩商在华投资在1997年前后呈现出不同的趋势：1997年之前，在制造业中投资最多的行业是文具制造，其次是纺织品、皮革、电子零部件装配等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这类投资采用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然后把产品出口到第三国的方式；但1997年之后对上述行业的投资一直呈现持续减少的趋势，而对电子通讯、石油化工、合金机械装备等行业一直呈上升趋势，这表明韩国在华投资的重心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2）从投资方式来看，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偏重外商独资形式。在所有对华投资项目中，外商独资形式比重超过50%，远高于同期我国利用外资中外商独资企业的比重。
（3）从地域分布来看，韩国资本的投资区域相对集中，明显偏重某一地区。韩国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和环渤海湾地区，2001年8月底韩资企业在山东省、天津市、北京市、河北省所在的环渤海湾地区投资达73亿美元，占全部投资额的48%，对东北地区的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的投资金额为15.5亿美元，占全部投资额的18.7%。
（4）从投资主体和投资规模来看，大企业投资金额大，但投资项目有限，而小企业投资项目多，但金额小。据统计，1992—2002年韩国大型企业在华投资中只有439件，占总数的6.3%，但占总投资额的60.6%，而中小企业投资为5149件，占总件数的73.6%，但投资金额只有22.41亿美元，仅占总投资金额的36.2%。正因为如此，韩国在华平均投资规模为88万美元，远远低于韩国海外投资平均规模243万美元，与同期我国利用外资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
2.韩国对华投资的原因分析
韩国对华投资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速发展，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地理因素。中韩一衣带水，隔海相望，临近的地理位置减少了生产要素的运输成本，也便利了韩国商人的往来。
（2）文化因素。一方面，中国东北地区有大约200万朝鲜族人，相同的语言和生活习惯便利了韩资企业在该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两国人民又同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观念为韩国企业在华扩大投资准备了文化条件。
（3）资源成本。韩国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半岛国家，能源和原材料基本依靠进口，这无疑增加了生产成本；而中国是一个资源大国，许多原材料可以就地取得，大大减少了韩资企业的生产成本。
（4）劳动力成本。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国内工人工资上涨，产品成本提高，竞争力随之下降，而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这成为最初吸引韩国企业来华投资的主要原因。据韩国工商会所、中国韩国商会所做的调查显示，在来华投资所有原因中，廉价的劳动力占51.4%，位居首位。
（5）开拓中国市场。韩国以出口导向型经济起飞，而对外出口的对象主要是美、欧、日发达国家，但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同时又面临着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竞争，韩国企业转而开始开拓新的市场。中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加上人口众多，成为韩资企业急于开拓的最大潜在市场。在韩企来华投资的原因调查中，有30.5%的韩企投资的主要原因是进入中国市场，居第二位。
（6）中国的投资软环境提高。各省市地区为了吸引外资往往对外资企业实行各种优惠政策，在土地、水电、进出口方面提供政策扶持。加入WTO后，中国的经济政策、法律制度、市场规则等与世界接轨，政府决策及公共服务效率大幅度提高，进一步改善了中国的投资软环境。
3.中国企业对韩国投资的现状
（1）中国企业近年来对韩投资上升较快，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05年11月共批准对韩直接投资113家，协议金额12.7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9.2亿美元。投资领域为：服务业89家，投资金额4226.7万美元，分别占78.76%和4.5%；生产加工业24家，投资金额8.76亿美元，分别占21.2%和95.2%。
（2）整体规模不大，平均规模相对较小，多为几万至十几万美元，百万美元以上投资企业仅有9家。
（3）服务类企业居多，主要为金融、航空、海运、旅游及劳务、贸易分公司和代表处等。
（4）实业类企业并购、参股合资方式投资呈增势并趋于大型化。
（5）大宗收购项目对象主要为中间产品和元器件生产企业。
（6）投资主体国有或国有参股企业居多。
关于中韩企业之间的并购，实际上这几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化集团并购韩国仁川炼油厂，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并购案，此外还有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公司收购韩国双龙汽车会社（48.92%股份）投资5.6亿美元，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参股GM通用大宇（10%股份）投资5970万美元。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韩国原现代电子（Hydis）的TFT-LCD业务投资3.8亿美元，这是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收购兼并方式投资韩国的成功范例，亦是目前中国企业对韩投资的最大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