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幸福，但是幸福女神又是那样神秘莫测，以至于幸福难求难得。人生存于天地之间，不但要承受来之不易的幸福，也要承受躲不过之灾祸。
一个贫困的青年突然有一天接到国外的姑姑来信，让他前去继承一份丰厚的遗产。这种幸福在旦夕之间，不期而至，仿佛白日做梦。另有一个青年在与朋友郊游爬山时，不慎落入山谷，摔成残废。活泼爱动的人，不得不每天与床为伍，这种痛苦不啻于进入地狱。
幸福和灾祸有时候可能不受个人的掌控，但是如果从我们自身出发，修养身心，那么还是能够创造幸福、躲避灾难的。自然灾害、大规模战争可能无法抵御，但个人的幸福、祸患要靠自己去追求、去抵抗。要顺其自然，就得面对现实。灾祸面前能自持，经得起，顶得住，遇上了，慨然以对，寻死觅活不值得。幸福突然来临，不必太兴奋，乐极生悲。
还是老子那句著名的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当祸患来临，我们自身可以通过自己的态度来将其转化为另一种幸福。
1978年4月1日，舟舟出生在中国的武汉，这一天正是愚人节。他是个先天愚型儿。智力只相当于四五岁的孩子。但是他的父母并没有因此而怨天尤人，而是坦然接受了这一巨大的不幸。他的父亲工作时，经常把舟舟带到自己的乐团里，耳濡目染，舟舟越来越喜欢音乐。而且他偏爱指挥，当音乐响起时，舟舟就会拿起指挥棒，挥动短短的手臂，像真正的指挥，直到曲终。从此一位特殊的指挥家诞生了。
祸不会是永远的祸，经过当事人的修正，它可能会变成福。在福与祸这对矛盾关系中，要做到顺其自然，想要改变，必须得接受。就得想得开，看得透。有时候想开点，看透些，就是福；想不开，看不透，就是祸。美国的哲学家威廉·詹姆士说：“能够接受发生的事实，就是能克服随之而来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大作家。无论是“文学大师文库”还是“20世纪中文小说排行榜”，海外都一律将沈从文排在位于鲁迅之后的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及文学大师的行列。20世纪80年代，他的作品《边城》、《萧萧》等相继被改编成电影。这些电影以独特的艺术格调为喧闹的影坛吹进缕缕清风。但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作家在建国初期却退出文坛，从此销声匿迹，在中国的文学发展史上留下说不尽的遗憾。
沈从文的“退出”固然有着社会的因素，但是做出这种选择的却是他自己，他的淡定与从容，包含了超越历史的智慧，正印证了那句话“宁静以致远”。我们不知道沈从文的“退出”有过多少灵魂的迷乱和内心的挣扎，但是当他放下那支曾创造出翠翠、萧萧等鲜活艺术形象的笔，改行到历史博物馆整理文物，他就完全脱离了迷惑与痛苦，面对读者的不解，亲朋的惋惜，沈从文只是报之以微笑，不作任何解释。有人劝他重新拿起笔，有人替他愤愤不平，沈从文虽然酷爱文学创作，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告别了文学，割断自己与文学的联系，钻到历史尘埃一般的文物中。每有报刊来约稿，他的回答是：过时了，所以才“避贤让路”，他的话毫无怨气，完全出自内心。
有人说沈从文糊涂了，一个文思泉涌、笔下生辉的优秀作家却在历史博物馆做起了为展品写标签的工作，那是无须用脑子也能做的活计，这仿佛是历史在开着玩笑。而沈从文却安之若素，自得其乐，也许在沈从文的理解里更偏于“难得糊涂”吧。
沈从文善于寻找自我平衡。他在历史遗留下来的金、石、陶、瓷堆中“探寻那通向人类真实昨天的迷径”，同时也在寻找自己后半生的生命意义。每天，他早早来到博物馆门口，等候门卫开门。研究沈从文的专家凌宇在《沈从文传》中这样记叙道：“北京的三九寒天，气温极低。太阳还没出来，寒气直侵入人的骨髓里去。沈从文躲在一个稍能避风的墙角里，穿一件灰布棉袄，一面跺脚一面将一块刚出炉的烤白薯在两手间倒来倒去取暖，他正在等博物馆的警卫开门。博物馆里，成千上万的文物在他眼前展开了一个新奇的世界，犹如阿里巴巴偷到了打开山洞的秘诀；使他有如置身于令人眼目迷乱的稀世珍宝之间。沈从文兴奋不已，一股巨大的贪欲从他心里升起——他不是垂涎于这些文物的金钱价值，而是为深藏在那一履一带、一环一佩、一点一线、一罐一坛之间的巨大的知识财富，以及燃烧其间的永世不灭的生命之火所迷醉。”
从沈从文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悟出人生的哲理，人有旦夕祸福。古往今来，天灾人祸，留下多少伤痕，如果我们过于在意它们的疼痛，人类早就失去了生存的兴趣和勇气。只有那些能够顺其自然的人和事，才有长久生存的可能。
反思与领悟：
很多人都喊着活得太累，殊不知，这完全是由自己的心态造成的，当遇到幸福和灾害，不是过于高兴而忘乎所以，就是过于悲伤而失去信心。假如持一种“难得糊涂”的“糊涂主义”，一切顺其自然，认真做事，老实做人，得则得，不能得不争；当得没得，不急不恼；不当得而得，也不要，这才叫聪明人，活得轻松，悟得透彻。
智慧新语：
抹去滞重、苦涩的记忆，学会理性的淡忘乃现代人驱赶烦恼、消化挫折、清除心理积淤的“洗涤剂”，是一种睿智的颖悟和超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