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这解决了隐含在喜剧性中的最本质的矛盾。把那些本不起眼的事说成是不起眼的，一点也不可笑，可笑的是非要将不起眼的事说成举足轻重的。说到那些不是自愿的行为，其中存在重要矛盾，因为在我们的想法中，一个自由、理性的人的行为应该是自愿的。所以，如果教皇正要将皇冠加于拿破仑头上时猛地咳嗽起来，或者在婚礼中最庄严的时刻，新郎和新娘不合时宜地打了个喷嚏，这其中的喜剧性就显而易见了。一种情形是，如果完全关系到一个理性的人的自由，那么，他越不情愿的时候，这种喜剧性就越强烈。情爱上的亲热举动也是如此，在这里，喜剧性再一次突现在我们眼前，而其中的原因是由于情侣们想给这些举动赋予一种绝对的含义，以此来掩盖其中的矛盾。
大家都知道，孩子们是最富有喜剧感的，他们一见到可笑的事，就嘻嘻哈哈地笑起来。那些情侣们肯定会被那些可爱的孩子们笑话，如果有人有意唆使孩子们讲出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一定会忍不住讲出来，然后哈哈大笑。这或许是因为孩子们没明白其中的含义吧。这就怪了，犹太人漏掉了某一含义时，也没这么惹人大笑啊。这里正好相反，一个人漏掉了一丁点含义，所有人都大笑不止，但谁也说不出这含义在哪儿，当然就会被漏掉。情侣们不辩解，歌颂爱情的人也一言不发，像《王国宪法》上讲的那样，他们只想说说那些讨人喜欢、惹人高兴的事。但是，对此思考的人如果能阐明他的范畴就好了，思考着爱的人更应该立刻联想到他的范畴。而说到爱，人们从不这么做，尤其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没有完善的牧耕学的指导技术，因为在田园诗中，诗人们会设法让爱像在菜园里一样自发生长，而那些告诉情侣们如何去爱的人就偷偷将不符合风俗习惯的行为带了进来，于是我在****的倒错中发现了喜剧性成分：最崇高的经验很少体现在崇高的领域内，而是体现在与之截然相反的另一领域。看着那种爱，那种想永远属于对方的渴望高涨了，如果高涨十次，就有十次像萨夫特吃撑后晕倒在食品橱前一样结束，这无疑很喜剧性。更喜剧性的是，事情已如此糟糕，竟然被认为是爱发展到了极致。
有矛盾的地方，也一定存在喜剧性。这条线索我一直在探究。假如你们跟着我在这条路上继续探究，甚至探究得有些心慌意乱了，亲爱的伙伴们，那你们就转过头去，别再跟着我了。因为我自己都像一个头上罩着面纱的人，虽然在看着、说着，但我见到的只是一个谜，一个我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没看见的谜。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如果它没办法与它的原因一起属于理念的范畴，它就会变得很可笑——虽然它曾被当成了后果。举例来说，当一个人跳进浴缸洗澡，当他晕头转向地从滚烫的热水中出来，伸手去抓浴绳，想站稳，却错拉了淋冷水的绳子，冷水劈头盖脸地淋下来——后果可想而知。但可笑的地方在于他抓错了绳子，而不是绳子一拉冷水就淋下来这一点。相反，如果拉了淋冷水的绳子，而冷水不淋下来，那才可笑呢——比如，为了证明对矛盾之物的相关论断是正确的，我一个人豁了出去，准备接受一场惊慌失措的考验，兴冲冲地去拉了那绳子……冷水竟然没淋下来！恋人们想永远、唯一地属于对方。为了表达这一点，他们使出了在某一瞬间凝聚起来的全部的力量，热烈地拥抱，这举动虽然看起来很怪异，但据说里面包含了爱的狂喜所能带来的全部快乐。
然而，一切快乐都是自私的。恋人的快乐对被爱者来说不自私，但鉴于他们加起来或者说相爱时已合为一体，所以这个整体与自私差不多了。可是，他们还是上当受骗了，因为在同一瞬间，整体还是压倒了个人，整体看起来春风满面，个人却成为被奴役的对象。对于这些，我比阿里斯托芬更觉得可笑。将人劈成两半而产生的滑稽效果，对阿里斯托芬来说是没有被充分重视的矛盾。我们看着一个人的时候会觉得他是一个整体，自在的整体，我们有这种想法情有可原，但前提是在我们弄清楚他沦为其中的一半之前，他作为其中的一半拼命地追求另一半。半个苹果并不滑稽，滑稽的是整个苹果突然变成了半个；前者没有矛盾，后者却肯定有矛盾。人要是从头到尾都把女人只是男人的一半当真，在恋爱中就不会那么滑稽了。但是，那享受着整个人的公民特权的男人在东奔西走的追逐中，让大家看到他只是半个人时，这场景就会滑稽起来。你越想这事，就越觉得它很滑稽；因为如果男人真是一整个一整个的，他即使恋爱也成不了整个，他和深爱的女人凑成了一个半。难怪神一直在偷偷地笑呢，因为那个男人确实挺可笑的。
但是，我还是要回到自己认定的后果上去。恋人们既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另一半，我们当然能肯定他们认为自己已是一个整体了，这一点应当能够体现出他们渴望永远为对方而活着的心愿。然而最后，他们不仅不肯为对方而活，倒是为种族而活，并且对这事深信不疑！——结果会怎样？某个后果已发生了，却没办法追究它的起因，那这个后果就很滑稽，而且连承受这后果的人也随便变得滑稽。万一当初劈开的两半重新找到对方，这意味着他们又找回了心灵的满足和宁适，可是这两半随即又形成了一种新的存在。两者结合后会形成一个新的存在，这在恋人们看来很容易明白，但要从他们那里分化出一种新的存在，就很难讲得通。而由此造成的后果比它的起因严重得多，恋人们相互找到后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无法想象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恐怕没有哪一种乐趣能跟这种相比。相反，宁息会满足每一种快乐，忧郁也一样，这表明所有的欲望都是喜剧性的，那这样一种忧郁也很简单，虽然没有一种忧郁能像爱的忧郁那样有力地见证这一与生俱来的喜剧性。另一方面，在我们讨论这一惊人后果的过程中，这又是一码事。这后果来去皆无影无踪，要么不来，一来就成了后果。
这一点谁能弄清楚呢？对那些爱的初涉者来说，最使人快乐的东西也就是最重要的东西；重要得使恋人们都甘心情愿地戴上一个新名称的帽子，而这顶帽子完全是由后果带来的——很奇怪，它具备了一种追溯以往的力量；那爱着的人现在是父亲，被爱的成了母亲；这名称对他们来说是最美好、最动听的词语；对另一个人来说，这些名称更美。因为，还有比儿女的孝心更美的吗？依我看，这孝心实在是最美的东西，对于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们从小都被教导儿子应该尊敬父亲，并且这对儿子有益无害。这个我懂，我甚至从来不怀疑其中有矛盾，我觉得自己被孝心这一美丽的纽带幸福地牵系着。我深信，最重的债是一个人欠了另一个人的命，而且这笔债既不能用账单来偿付，又不能由账单来测算。
西塞罗曾经就父子关系说过一些话，对此我深表赞同，他的意思是：在父亲面前，儿子肯定是错的，是孝心教导我们这样做的，甚至还教导我别去刺探其中的真相，不如就隐藏在父亲的庇护下。这看起来不错，我也乐于去做别人最大的欠债鬼，但反过来说，在我决定让另一个人欠我的债之前，我得先把这事弄清楚，因为在我看来，欠别人的债与别人欠我的债，并且这笔债可能永远无法还清，在这双重关系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孝心禁止儿子去考虑的事，爱却会叮嘱父亲去考虑。在这里，矛盾又出现了。假如儿子和父亲一样，是一个永恒的存在，那么，做父亲意味着什么呢？我很愿意做父亲，甚至一想到要做父亲，我就眉开眼笑，而做儿子的想到自己与父亲的关系，就被深深打动了。现在，我完全理解柏拉图那句话了，那句极其精彩、堪称经典的话——动物会生下另一个与它同类的动物，植物会长出另一株与它同类的植物，所以男人会生出另一个男人。但说这话等于白费口舌，思想还未圆满起来，某种含糊不清的情感却被引发了，因为母亲永远无法生出永恒的存在。每当父亲从永恒的本质的角度看儿子（而这也是看他的最根本的办法），都忍不住喜笑颜开，因为他无法察知儿子所有的美和内涵，尽管他对他来说是一片孝心。
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父亲是从身体性状的角度来看儿子的，他一定也会大加赞赏，因为父亲的身份和象征太崇高。最后，假如我们可以设想父亲对儿子施加了影响，父亲的天性是形成儿子天性的基本前提，那么事情还是有矛盾。因为这样一来，这个念头会把人吓住，仿佛做父亲是世间最令人可怕的设想。让人死去还是让人生存，这中间似乎无法比较。前者仅在时间里决定他的命运，后者则是在永恒里决定他的命运。这里面包含了一个矛盾，你或哭或笑都毫无意义。父亲是一种想象吗？或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最恐怖的现实？它是美好的恩典，还是快乐的冲极？它是水到渠成的，还是经过了艰苦的奋斗？
看看吧，这就是我摒弃爱的原因，我认为思想是我的全部。如果爱是一种能生出狂喜的快乐，那我宁愿摒弃这种快乐，但我不想得罪父亲；如果什么时候爱成了一种条件，一种赐予最大的恩惠的条件，那我不会再要求这样的机会。不管怎样，我得保证我的思想平平安安。我并不是对美视而不见，吟到诗人们的歌调时我的心也被撼动了，我朦胧地想着那些爱的概念时，我的灵魂也感到了深深的忧伤，但是对于思想，我绝对是个永远的忠臣，所以，如果我无法保住我的思想，只要我还在强烈地渴望我的思想，那我一定不会快乐。我绝不会为了保全生命而抛弃思想，因为对我来说，思想是我永恒的本质，它的价值甚至大于父亲、母亲和妻子。
我真的认为，那处在爱中的事物是最神圣的：假如在一种情形下不忠是卑鄙的，那它的前提一定是爱；假如欺骗是可恶的，那一定是在爱的过程中欺骗是可恶的；但我的灵魂是圣洁的，我从来没有心猿意马、三心二意，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女人就喜欢，即使动摇后还是盲人骑瞎马地一个猛子扎进某一种看似重大的关系里。如果真知道什么是可爱的东西，我应该完全知道我诱惑别人是对还是错，但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我只能绝对地说我还没意识到这些。如果我用这种方式为自己辩解，如果我笑得直不起腰来，抑或如果我在畏惧中沉沦——因为我没有恋人们那样的能耐，在那羊肠小道上淡然若定、驾轻就熟，仍把它当成阳关大道，一点也不被那让人心神溃散的怀疑所搅扰，而这怀疑肯定已驻进他们心里。可是，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已考虑周全，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口中的直接地’是指不假思索地行动，就是胡闹，所以所有人都是采取行动前把各种可能的意见都想一下——如果我要为自己开脱的话。如果我旁若无人地大笑，结果会怎样，会不会不经意地冒犯那被爱的人；如果我消沉下去，会不会立即将她推入绝望的深渊之中？因为我非常清楚，女人不可能有这么彻底的反思精神，而且一旦发现了爱的喜剧性的女人，就容易败露她已有的知识，这样的女人对我就更不理解了（因为只有神和男人才有能力发现爱之喜剧性，而女人只是像饵料一样诱使男人变得滑稽），一个知道什么叫可怕的女人很难再可爱，然而无法理解我，她会被消灭的，而我只要有思想的保护，永远不会被消灭。
难道没有人想笑吗？你们知道我想谈爱的喜剧性，指望开怀大笑，说穿了你们这伙人就是指望能多开心一下，我自己自然也希望开心一点，但你们听完后大概很难如愿以偿。这不同的结果，恰恰证明我已谈论过喜剧性了。假如没有人嘲笑我的发言——那自然好得很，可爱的伙伴们，那就嘲笑嘲笑我这个人吧，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当你们谈及爱的时候，我什么都没听懂——也许是因为你们都是新手吧。
年轻人说完就坐下了。他似乎比宴会前更美了。他坐着，眼睛凝视着前方，看似没把身边的人放在心上。勾引家约翰尼斯想起身反驳年轻人的发言，但被康斯坦丁拦住了，他说现在不是讨论时间，要按照顺序发言。不过，这番话还是引起了讨论，因为大家并没有定好先后顺序。这讨论很快又被康期坦丁打断了，他说他有能力制定先后顺序，大家很信服他。
于是，康期坦丁继续说：该沉默就沉默，该开口就开口，下面就让我简短地说上几句吧，因为我们那位年轻朋友已说过一番又长又不可思议的话了。他对喜剧性的看法简直让我想跟他打一场怀疑之战，因为他的发言和他本人一样可疑。你们看看他，那个迷茫中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应该笑着还是哭着去恋爱了。如果早知道他吵吵着要来做的关于爱的发言是这样的，我一定会阻止他，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一切都来不及了。所以，我关照你们，各位亲爱的好伙伴，你们来这里就是为了逍遥快活，如果之前的发言让你们不高兴，请你们忘了吧，千万别多想，做个囫囵吞枣的人吧。
接下来，我要谈谈女人。我思考过这一范畴，也细探过；我寻求过，而且找到了；我有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发现，现在，我就与你们一起分享。我认为，女人应该被归入玩笑这一范畴中，这对她们来说是最合适的。去成为绝对，去绝对地行动，并把绝对表现出来，这些都是男人们的戏，而女人的戏是在各种关系里安然相处。这是两种格格不入的存在物，它们之间绝对不可能有联合行动。这一分歧恰好就是一个玩笑，而玩笑最初就是和女人一起来到这个世界的。但是，如果按照这样推理，男人一定知道怎么将自己归入绝对这一范畴，因为如果不这样就没有任何结果，或者说，结果会千篇一律、太大众化——男人与女人没有区别，都单纯地只是半个人。
玩笑不是美学范畴，而是一种有缺陷的伦理范畴。它对思想产生影响，这影响就像听到一个人开始发言后滔滔不绝地背上一两句话，得出一个苍白无力的结尾，然后就是一片死寂，最后只会影响听众的情绪。女人也是这样。我们想把她禁锢在伦理范畴。我们闭上了眼睛，以寻求来思考绝对。思考男人的想法时，我们睁开了眼睛，将目光凝视在那个小巧玲珑的可人儿身上。我们用审视的目光看着她，看她是否符合我们设想的各种具体特征。渐渐地，我们变得不自在，思忖着：哇，这一定是个玩笑。这玩笑就在于运用了那个范畴，将她置于那个范畴，因为和她在一起时，严肃的也变得不严肃了，而这正是玩笑的根本。因为如果我们要求她严肃起来，那她就不是玩笑了。这就像将她置于真空之中，然后从她体内抽出所有的空气，这的确非常残酷，并且毫无趣味可言。但是，如果将空气充进她体内，将她吹胀到变形的尺寸，让她以为自己已得到了她想得到的一切——她和一个16岁的小美人儿想得到的东西几乎一样。这就意味着表演开始了，在引人入胜的情景下开始了。年轻小伙子的想象力不及这个小美人儿的一半，但就像裁缝们常说的：这还得除去折扣，因为她全部的想象都是幻觉。’
如果我们不用这种方式看待女人，只会给她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但是，经过我的这一番阐释，她变得无害而有趣了。对男人而言，最可怕的事莫过于老生常谈，而且如上了瘾般一直继续下去。一旦上瘾，所有真正的想象力就白搭了。因为成了骗子，还有悔恨的机会，并能就此改正。十句话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无疑十分令人懊恼，可要是十句话全都是真的，而且句句都是老生常谈，就算是悔恨，我也不想再理会。对女人而言就是另一回事了。按照规定，她可以在一天里将自己变成一个最纯洁、最可原谅的谎话；她赤诚的灵魂可以证明她不是存心骗人。她本来是说话算话的，可她现在说的全是反话，无论是真是假，她说话的语气都是可爱、坦率的，因为她已准备为这反话而死。这时，一旦哪个男人庄严地向爱缴械，他应该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要是再有哪家保险公司替他埋单就再好不过了。但是，像女人这样一种易燃的质料，一定会使保险公司大费脑筋。
他做了什么？他与她相认了，假如那一天是除夕，她就会像引爆一根烟花一样被引爆。紧跟着，他也将自己引爆了，如果不这样，他一定是面临危险了。他会失去什么？他会失去一切，因为绝对之物的对立面只会是另一绝对之物，那便是老生常谈。他不会去社会中寻找专门为道德败坏者设立的疯人院，因为他还没有到或者远不及道德败坏的程度。他只是被无穷地缩小了，被胡闹弄得筋疲力尽，让自己出丑。这情形绝不会发生在男人之间。如果一个男人在胡闹中投降，我肯定会鄙视他；如果他用计骗过了我，我只需要将伦理范畴套到他身上就行了，危险随之就变小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事情超过了预计的界限，大不了我朝他的脑袋开一枪一了百了。
可是，难道能和女人决斗吗，这将成何体统？谁不明白其中道理？这就像一个玩笑——就像波斯国王泽克西斯，一声令下要手下人将大海泻干。奥赛罗谋害了黛斯德蒙娜，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甚至还认为他罪有应得；一开始他就让自己出了洋相，此后就只能像个傻瓜一样做到底。因为即使在谋害她的时候，他关心的也只是会让他出丑的行动。与之相反，被唐·璜勾引的艾尔薇拉只要佩带着复仇之剑，就算凄凄惨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莎士比亚将奥赛罗写成了悲剧性人物，这一悲剧性只能归结于奥赛罗是有色人种。因为，亲爱的伙伴们，一个有色皮肤的男人绝对不会被认为是机智、聪明的，他一愤怒，脸是不会变绿（这已是心理学上的事实了）的，他被女人出卖后处境非常悲惨，就像女人遭遇丈夫的不忠时，她让人觉得很悲情一样。
一个动不动就脸红到脖子根的男人也许很悲惨，但这样一个男人也很滑稽。那些我们也许认为是机智、聪明的男人，要么不妒忌，一旦妒忌了也会很滑稽。当他拔剑冲上前去，那真是再滑稽不过了。多可怕啊！如果莎士比亚再写一个相关题材的剧本，在剧中让女人的不忠遭遇玩世不恭的抗拒，不仅能觉察到这一情形的喜剧性，甚至还能描述所有人都具备将它搬上舞台的天赋。试想一下，如果苏格拉底偶然发现妻子赞茜比在招蜂引蝶——在这里我之所以说偶然’，是因为我们如果想象苏格拉底为赞茜比的不贞而气恼，甚至监视她，这就太不苏格拉底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那神秘曼妙的微笑能将全雅典最丑的男子变成最英俊的人，而那微笑最终将奇迹般地变成高声的狂笑。阿里斯托芬常常拿苏格拉底寻开心，但他没有设置这样一种情形，即让我们想象苏格拉底跑上舞台大喊：她在哪儿？她在哪儿？我要宰了这臭婆娘。’这臭婆娘无疑就是赞茜比，不忠的赞茜比。苏格拉底是不是真的戴了绿帽子其实只是一件小事，因为赞茜比在这方面无论怎么出格，都像在口袋里打了个响指，苏格拉底就算吃醋吃得青筋暴露、额上长角，也是精神英雄。难道他会落到妒忌的地步，竟然想杀死赞茜比？这样说来，赞茜比的威力未免太大了吧，起码比苏格拉底对整个希腊城邦和死刑判决拥有的威力即使他妒忌的威力更大。所以，如果把绿帽子与他妻子联系起来看就是喜剧性的，但与别的男人联系起来时就是悲剧性的了。
西班牙人的荣誉观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是，这里的悲剧性因素从本质上看是由于受了伤害的丈夫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他的痛苦是毫无意义的痛苦——这就很悲惨了。向妻子开枪，要挑衅和决斗吗？蔑视她吗？这些只会让这可怜的男人更滑稽，因为女性本身就是弱者。难道真的要用这样的方式对一个弱者吗？处处考虑这些，还要将一切都掺杂在一起。她如果真的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一定会得到比男人更多的钦佩，因为人们压根就没指望她做出什么成绩。如果上了男人的当，那么她就会成为众人同情的焦点；如果男人上了她的当，当着那个可怜的家伙的面，大家会表示怜悯，安慰安慰他，一旦他走开，大家肯定会取笑他。
我们最好能聪明一点，把女人当玩笑看。其中的乐趣世间少有。让我们把她看成一种确定的量，而把我们自己当成一种相对的量。我们不应该和她闹矛盾，和她唱对台戏，这样做只会使我们自投罗网。正因为她无法限制自己，所以当我们与她稍有矛盾，她就会充分地表现她的厉害，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我们绝不能怀疑她说的话，应该句句当真。当我们一碰到她摄人心魄的放肆的眼神时，我们就得像偶像崇拜者那样，踩着小碎步，翩翩起舞，侍奉在她身旁——我们跪倒在她面前，我们为她憔悴，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她，直到得到她的青睐。我们百依百顺地守护着她，像一个尽忠的奴隶。这才够意思。
众所周知，女人是会唧唧喳喳地讲话的，但不幸的是，她的反思能力并不强，无法确保她在一段时间内不自相矛盾。如果男人不经常让她矛盾一下，也许她最多只能坚持一个星期，结果，这困惑很快就会来劲。假如我们没按照她吩咐的去做，这困惑就会那样过去，因为她讲得利索忘得也利索。但是，她的崇拜者既然已经完全顺从她，完全听凭她使唤，这困惑自然就一目了然。女人越有才华，就越能引人发笑。才华和想象力成正比，越有才华，想象力就越强。想象力越强，越能在瞬间迸发出力量。接下来，这困惑就会越来越明显。女人这样逗人发笑的现象很少见，因为男人很少会如此盲从女人的意念。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牧羊人就算对爱人盲从，也没有惹人发笑。
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滑稽价值连城。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为有时候我只要一想到我妻子，一想到我伺候她时需要表现出来的谦卑和热情，就会茫然不知所措，甚至失眠。没有人的经历比热衷于这一游戏的人更离奇，包括那些赌博的人，因为我们可以肯定：每个女人都具备这种可能性，即容易飘飘然，然后胡闹一通。每个女人都有一些无可无不可的淡漠、厚颜、胆识等特性，这倒也与她们的性别相符。真正的恋人一定能在心上人身上发现能想象到的所有魅力。我们只要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具备才华，就不会荒废它，好歹也要让它成为一种美德继续发扬。我不想再多费唇舌了，这些普通的言词什么也说不清，每个人都能明白我想说什么。就像人们玩的游戏，有人用鼻子顶拐杖，有人能让杯子在转圈的时候不把水溅出来，有人会在鸡蛋堆里跳舞等，这些游戏既好玩又来钱——像与女士交好的男子那样感受到其中的无穷乐趣，这也是一门很有趣的功课。
在****状态中，我们应当绝对信任她——她是忠诚的，因为我们往往会对游戏产生厌倦之感，尽管如此，我们还应相信那披荆斩棘般的浪漫之情会一次次爆发，假如我们不利用叹息和烟雾（这是浪漫的氛围），去关掉安全阀’，她大概就会在这上面毁灭了。我们只需将她推到朱丽叶这么极端的份上就行了——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人会想去碰罗密欧的一根头发。说到理智方面，她完全值得我们信赖，假如咱们中的哪一位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女人，转瞬之间他手头就多出来一位整日冥思苦想的女作家了。他必须用崇敬的眼光，看那小小的黑母鸡’接下来会生出什么蛋。真的无法理解，苏格拉底竟然从来没有呵斥过赞茜比，更没有让自己走到这份上——也许他是想多练练，就是为了可以随时启用，像个驯马师一样。他调教出最听命令的马儿，明白该怎样将马儿驯得服服帖帖，为自己所用。
我想说得具体一点，以便更好地阐明这个特别、有趣的情形。我们说了很多关于女人的忠诚之类的问题，但这些说法常常是信口开河。从纯粹的审美观点看，这个领域属于诗人发挥戏剧才能的领域，就像一个人在舞台上到处找寻自己心上人的幻影，或者坐在飞转的轮前等着心爱的人的幻影一般。因为一旦发现他或她出现在面前，美学就会转过头去不再理会。她的不忠和她前面的忠贞原本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一种伦理意义上的不贞，只有在这时候，妒忌作为一种悲剧性的激情才会闪亮登场’。这共有三个情形，女人似乎占了便宜，因为有两个是忠贞的例子，只有一个是关于不贞的，只要她不确定自己究竟爱谁，她能做到忠贞就是不可思议的、了不起的——当他对她的忠贞视而不见并毅然拒绝时，结论仍然如此。谁如果用足够的才智和超脱之心来看待这个问题，就能在我刚才的话中为玩笑’这一范畴找到充分的证据。我们这位年轻朋友开始发言的时候就让我困惑了好一阵子。他摆开架势，好像要顺着这一话题说下去，一遇到困难，却又惊慌失措地跳回了老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将不幸的爱情与死亡联系在一起，也很容易解释。如果我真的坚信这一点——为了能开得起玩笑，这一点当真的态度我们至少该有吧……
这一番话当然全因一个女人或一个带有女性气质的男人而起。我们立即就能看出这一点，因为这是在瞬间发生的冲突，在那一瞬间会受到极大的吹捧。虽然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但它只想达到瞬间的快乐，其作用就像一份蛋白牛奶酥，只能存在于一时；虽然它关系着整个人生，却不会对临终的人施加什么影响，只会使生者快速地帮助和送走将死之人。假如哪个男人对此做了一番发言，那实在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因为没有人能看上他，甚至不配别人来取笑他。相反，女人是这方面的天才，也可以说，她的可爱就来源于此，她从头到尾都意趣盎然，生气活泼。于是，那些夫人就死于她的爱情了，这是必然的——她不是说过她想吗？这正是她的动情力所在，因为女人就是男人——至少她敢于说出男人都不敢去干的事在这里，我们会想起克氏和贾娜·奥尔森小姐之间的事：她称没有他她活不下去，但她早已与弗里兹·施莱格尔订婚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她才是真正的男人！我这么说就等于给她下了道德判决。
亲爱的好伙伴们，你们也是这么想的吗？至少，亚里士多德是这么理解的。他公正地指出，女人是不能拿来用在悲剧里的。这是多么明显的事，她无疑放在一出半小时的闹剧里更合适，她被当成正儿八经消遣的伤感，万万不能被放进五幕正剧里。于是，她死了。但是，难道她就因此再也不会爱人了吗？为什么不会再爱？——要是让她起死回生，她还会再爱人吗？如果她起死回生了，她就会改头换面，成为另一个人，一切都重新开始，爱也重新开始，是初次的爱，这一点都不稀奇。死亡，你的威力是多么了不起啊！再厉害的催吐剂、泻肚药，也比不上你。
假如我们一直非常警觉，不忘了它，这一困惑多少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死去的人是我们在生活中碰到的最好玩的人。他这样的人竟然很少出现在舞台上，这确实很奇怪。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人。一个人就算只有一次被认为是死了，他本质上也是一个好玩的喜剧人物，而一个真的死去的人对我们来说再好玩不过。请务必留心这一点。说实在的，我发现这一点还是与一个熟人在街上走时偶然想到的。那时，有一对可爱的人儿与我们擦肩而过。从我熟人的神色中我可以判断出他认识那一对儿，我就问他是不是认识他们。天哪，’他答道，我最熟悉他们了，尤其是那女的，她就是我那死去的人儿。’你死去的什么？’我问。天啊，她是我死去的初恋。是啊，说起来还是一桩离奇的故事呢。有一天，她说：我活不下去了，然后就走了——就是死掉了。我甚至都来不及为她上保险，太晚了。她已经死了，一直死着。现在，我像诗人们所说的那样到处飘荡着，找寻着心上人的坟墓，想给她献上一滴泪。’眼前这个看起来神情委靡的人这样说着。事实上，他被抛弃了，但看到他的心上人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死到了这一地步，还是颇感欣慰。
我想，姑娘们每次死去都用不着埋葬，这对她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这样的话，那些认为男孩子是最费钱的奢侈品的父母，就会发现姑娘们其实更费钱。仅仅是不贞这样简单的情形是很难这么好玩的——我的意思是，当年轻妇人爱上了另一个男人，却对丈夫说：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求求你将我从我自己手里救出来吧。’然后，她就为无法忍受心上人要离开她去西印度群岛而死于忧伤了，或者强忍心中的悲伤。然而，他回来的时候不仅没死去反而与另一个男人结婚了——这对恋人来说，命运也真够离奇了。难怪这神色委靡的人要反复哼唱那首古老的歌曲，那歌曲中的叠句是很难安慰他的心的：请为我欢呼，为你欢呼，不是吗，那一天永远难忘！’
原谅我，各位亲爱的好伙伴，如果我喋喋不休地说得多了，那就先让我们为爱情和女人干一杯吧。从审美角度来看，她是个妙人儿，既姣美又可爱，但既然总有人说这话，我也不妨说一次：虽然同样是说她，但我们不应该用老眼光，而应该更深入’。让我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她吧！若从这一角度看，这事就等于是一个玩笑。就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女人是一种不完整的形式，即一种非理性的量，这一形式也许会在某一天、在某一更好的存在状态中被引回到男性形式中，完全有这种可能。但在这一生里，我们就尊重事实吧，她是什么就当她是什么。她不久就会原形毕露’，告诉我们她是什么，因为她也处在审美领域，她会深入’，也会被解放出来——对于这些，她会勇敢地让男人先说出口。就让一切这样发生吧，这样，那玩笑就会不停地继续下去。
康斯坦丁话音刚落，接着轮到维克多·艾里米塔发言了。他说：大家都知道，柏拉图为四件事而感谢过神，其中第四件就是感谢神让他和苏格拉底做了同一时代的人。一位早期的希腊哲学家指泰勒斯。已向神表达过对前三件事即神创造的是人而不是动物，创造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创造的是希腊人而不是野蛮人。的谢意了——按照我的推断，神自然当之无愧。哈哈，我如果也渴望像这些希腊人那样表达我的谢意，就无法对他们拒绝给予我的那些特权表示感激了，就只能动员灵魂的全部力量感谢神对我的恩赐——我成为男人，而不是女人。做一个女人实在是一件堪称为荒唐、复杂的事，没有哪个词语有如此强大的功能将它表达清楚，那些将就着能用的词语又是如此矛盾地存在着。对于这些，也只有女人能容忍得了，而且，更糟的是，她竟然还为此感到高兴、满意。她原本就比男人少一些内涵，不过，这些还不至于导致她不幸的命运，即使她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她也还是要默默地忍受。然而，她的不幸在于男人用浪漫的眼光来看她，她的生活因此大打折扣，失去了很多含义，也就是说，这一瞬间还意味无穷，下一瞬间就变得味同嚼蜡，而她从来弄不清自己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而这只是她的不幸之一。最不幸的是，就因为她是女人，所以她永远不知道这不幸。换成是我，若要我非做女人不可，我宁愿生在东方，在那儿，我起码能做一个奴隶，总比什么都不是地受人使唤做听差好。
就算女人的生活并没有完整地表现出这样的对比，她喜爱的也完全是她作为一个女人应该喜爱的，与男人没有什么区别，这表明她的生活没有意义。唯一的区别就是殷勤。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分析接受你殷勤的人，用一种十分奇特的范畴来分析。因此，对男人来说，被人献殷勤几乎等同于侮辱，因为男人很反感别人针对他用奇特的范畴。相反，对女性来说，被人献殷勤就意味着尊敬，一个莫大的荣耀。哎呀，这是让人悲哀啊！假如只是某一个轻骑兵特别爱献殷勤，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从骨子里看，所有男人都爱献殷勤，这似乎是他的本能，有很多种献殷勤的技巧。大自然虽然早将这一特权给了女人，而女人也本能地愿意接受这一效忠。这就是她的另一个不幸：因为假如只有少数几个女人接受了殷勤，倒还可以辩解，说自己是例外，但事实并不如此。这是生活在愚弄我们。如果殷勤中存在着真理，那么这真理也一定是互惠互利的，此刻，殷勤就成了证券交易所里的美与力，狡诈与势力之间的最新比价了。
然而，殷勤并不总是这样，它本质上是属于女人的。女人本能地接受着殷勤，这正表明大自然对弱者，对那些受过沉重打击的人是特别优待的——对这些人来说，幻觉带来的安慰比赔偿更具说服力’。只是，谁也想不到，这幻觉恰好就是灾难本身。大自然还常去帮助那些倒了霉的男人，安慰他、鼓励他，让他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美的人。这样，大自然就补充了这不足之处，男人拥有的远多于他在脑子里所能想到的。而如果他拥有这些是因为虚荣和自负，压根没有被悲惨地奴役，那么，他的自负就产生在哄骗之中，这俨然就是一种大大的嘲弄了。从倒霉这方面来说，大自然的确是没有放过男人，倒是女人在某种意义上被忽视了，也就是说，她从来没能将自己从幻觉中解放出来，这种幻觉只是生活用来安慰她的。
假如我们从整体来分析女性生存，以便于将决定性因素挑出来，不同的女性一定会给人留下全新的印象。与男人的人生转折点不同的是，女人的转折点有几个，几乎每个看上去都是大起大落的。在第耶克的浪漫剧中，我们往往会遇到一个曾是美索达米亚的女王而现在沦落为哥本哈根的卖菜女之类的人物。每一种女性的命运都容易产生这种离奇的效果。假设这个姑娘就叫朱丽安娜，那么朱丽安娜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她从前是一个女王，居住在爱的荒唐言语这一广大版图上，她还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后，在那些洋相蠢态的夸张中高高在上——但她现在是什么，不过是家住澡堂子大街拐角处的佩德森太太。’
姑娘们在小时候被认为没男孩子那么有出息。等她长大一点，大家还是不怎么知道该如何培养她。最后，那重要的时刻来了，她甚至被尊为****君主了。男人殷勤地向她走来，他是来求爱的。他殷勤地，这点毫无疑问，因为所有的求爱者都很殷勤，这早就不是什么奸滑的骗子的专利’了。就连杰克·凯齐也放下木杖去求爱了，还跪下了，虽然他从一开始就抱着要在家中充当刽子手的心态，他认为没有理由不这样，甚至没拿公开行刑已罕见之至这一点来当借口。有教养的男人也会这么做。他跪下了，倾倒了，用最奇特的范畴来分析他心爱的人，因此他甚至忘记了自己下跪的姿势，就算他跪着时也完全明白这一切多么奇特。我要是女人，也情愿像东方妇女那样将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谁说讨价还价没有道理？做女人是多么不幸啊！而最根本的不幸在于你一旦做了女人，就很难再意识到这些了。如果她心里有些微的伤悼，她不是为以前的事伤悼，而是为以后的事。我如果是女人，那么第一件事就是拒绝别人求爱，而安于做两性中较弱的一方，这就是所谓的本分吧。但是，我会像一个高傲的人面临重大决策一样充满警觉，绝不迈出真理半步，而是老老实实地守在真理里。朱丽安娜可以进天堂的第七层，佩德森夫人却顺服在自己的命运里。
所以，我感谢上帝让我成为男人，而不是女人。可是，我为此割舍了很多。从酒歌到悲剧中的所有诗歌都在神化女人，这对她并没有什么好处，相反却更糟，对崇拜她的人来说无疑也是这样，因为他一不小心，她就会在情绪的支配下拉长脸，像他此刻正站在那儿一样。美、崇高、男人最崇高的业绩，这些看似辉煌的东西都得归功于女人，因为是她鼓舞了他，女人是最重要的鼓舞者。这一主题曾多次在音乐中表现出来，你听听那为爱而忧伤的牧羊人的笛声就知道这期间有多少牧羊人听过它，感受过它！
真的，我的灵魂中几乎已经不存在妒忌了，我现在只想着感恩于我的神了。因为我毕竟是自己愿意去做男人的，少一点骄傲，少一点得意扬扬，在现实中是如此，我本身并不愿做女人。我喜欢做那种无定的量，怀着一种无来由地自负轻狂。我宁愿成为一种有意义的具体的东西，也不愿做一个涵盖所有的抽象概念。所以，我认为思想的能力经由女人才进入这个世界——男人如果没有了女人，就如同没有了指引，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多少男人是经由一位姑娘才成为天才的，多少男人是经由一位姑娘才成为英雄的，多少男人是经由一位姑娘才成为诗人的，因为经由她，他成了将军，成了诗人——并不是经由自己得到的那个姑娘，是经由自己没有得到的那个姑娘。经由自己得到的姑娘，他只成了父亲。他也并不是经由他得到的那位姑娘而成为圣人的，因为他在她身上其实什么也没得到，而他想得到的是他无法得到的那位，就像大多数人是经由他们无法得到的姑娘而成为天才、英雄和诗人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女人的思想能力本身就能启发人的灵感，那么可以肯定一点，这灵感本身就是那个与男人牵系一辈子的女人。但实际的生存并不这样看。在一种否定的关系中，女人能促使男人的思想能力多产。从这方面来看，她又启发着男人的灵感，但这样直接表达出来，不加任何限定，就等于犯了谬误推理的错误——除非你是一个女人，才可以对这个错误视而不见。难道谁听说过哪个男人通过他妻子而成了诗人？只有那男人还未得到她时，她才是灵感。这又一次证明了诗歌和女人的想象中的自负。他还没拥有她这一点或许正表明他仍在为她奋斗。正因为如此，一个姑娘才能给一个为她奋斗的男人带来灵感，将他们都变成骑士。但谁听说过哪个人是为了他妻子而成了勇士的？他如果不这样，就表明他是因为力量不足才无法得到她。因此，一个姑娘给很多男人带来了灵感，唤醒了他的理想主义，假如她真的奉献了什么宝贵的东西，也就是这个了。但妻子就算奉献同样多宝贵的东西，也唤醒不了什么理想主义。他还没有得到和拥有她，正表明他是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他也许爱上了众多女人。虽然爱上众多女人算是一种不幸的爱情，但这同时也会带来奋斗的精神和向往，他的本质的灵魂的思想能力就在这奋斗与向往中了，而不取决于这些个人的零碎奉献凑在一起时的总和。
说实话，女人在男人身上唤醒的最高的理想主义就是不朽的意识，其中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我们要不可避免地去回答已设定的问题。就像我们说的一幕戏剧如果没有这个人或那个人对问题做出回答，就无法闭幕’一样，思想能力也是如此要求的，生活不能以简单的死亡的形式来做了解，必须给一个明确的回答，如果没有回答，起码我不会绕过它。从死亡的讣告上我们就能找到证据。我认为也应该这样，因为它如果要被移用到讣告里，就必须被正面地移用。它应该这么写：佩德森夫人活了多少年，一直到这个月24日与25日之间的夜里，她才依允了上天的意思’，等等。这样一来，佩德森先生就不可避免地回忆到了他求婚时的光景，这使他大受打击。简单地说，除了能再次相遇，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安慰他了。与此同时，为了再次相遇，他为自己找了第二个妻子，因为，尽管第二次婚姻也许不会像第一次那么有诗意，但起码不会重蹈覆辙。这就是正面的证明。
佩德森先生对做出的回答并不满足。不，他要的是另一个世界里的重逢。大家都知道，假金属有时反倒能镀上一层比真金属更耀眼的光泽，所以银盘子会暂时锃亮一下。对假金属来说，这实在是悲惨的事，因为假金属一旦成为假金属，就会永远被贴上假金属的标签。但对佩德森先生来讲并不是这样。思想能力是每个男人应该有的权利。我嘲笑佩德森先生，并非因为本来是真金属的他只剩下最后一束银光，而是这一束银光泄了密，证明他已成了假金属。同理，庸俗势利一旦与理想主义并排而坐，只会使它显得更滑稽可笑，更容易使人像赫尔伯格见赫尔伯格的轻喜剧《说谎房间》。那样问：连母牛不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吗？’它简直滑稽透顶。
其实，女人完全可以唤醒男人的思想能力，顺带唤醒他的不朽意识，而且她总是从反面来唤醒的。男人通过女人成了天才、英雄、诗人、圣人的同时，也把握住了不朽。如果说女人使男人产生了憧憬的灵感，那么妻子则是唤醒了男人身上的不朽意识，只有妻子才能做到。实际的生存表现的恰恰与此相反。如果她真想去唤醒丈夫的思想能力，她就必须去死。就算真的这样，她还是不能在佩德森先生身上得手。如果她的死真的唤醒了男人的思想能力，那她就真的完成了一些了不起的事，如诗歌所描述的了不起的事。不过请记住，她正面完成的事是无法唤醒思想能力的。并且，她存在的时间越长，她的内涵也越来越可疑，因为她已经开始越来越正面了。
证据越是通过正面的方式提出，它能证明的东西就越少，因为若是这样，那向往就变成了对已经检验过的事物的向往了，我完全可以认为其中的内容已经消失殆尽了，它已经被经历过了，被生活过了。当在阴暗的角落里的喁喁求婚变成一种向往的目标——记得我们俩一块儿在鹿园’——的时候，提出证据的方式也越正面。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对一双过去穿着很舒适的旧拖鞋心生向往，但事实上，这个向往并不是灵魂不朽的证据。越是从反面提出，证据就越好。因为反面总是高于正面，很无限，也是真正的肯定性证据。
女人的内涵是反面的，相形之下，她正面的内涵是虚无缥缈的，严格来说甚至是有毒的。对于这个真相，生存为她隐瞒了，甚至还用虚荣的自负来安慰她。这自负远远不是男人想象的那样，是用父爱般的关怀来花言巧语，似乎她完全有资格自负。即使大家将她当成了与灵感相对的东西，将她当做一切罪孽的根源——无论是罪恶通过她而产生，还是因为她的不忠把一切都变得罪恶了——这种她当做’相当于也是一种献给她的殷勤。因为当我们听人家这样说时，心里会想，噢，原来女人可以比男人更罪恶，而且还可以无限地罪恶下去——这好像是对她莫大的夸奖。遗憾的是，现实中完全不是这样。应该用一种不声张的方式来宣读对这个女人的判决，尽管她自己还对这个判决不甚了解。因为接下来，生存就会整体地原封不动地接受这一结论，由此使男人为自己的妻子担了责任。
人们并不像惩罚男人一样惩罚女人，因为男人会真的被判刑，而对于女人，事情并不能靠重罪轻判来解决（因为如果这样，她的生活就不会充满幻觉）。首先，这个案子应该被取消，由公众即生存来付出代价了结。这一刻，她还被认为是狡诈的，下一刻，她就去嘲笑那些被她骗的男人，这很矛盾，百分之百的矛盾。以波第弗的妻子为例，人们认为她可能是受了男人的勾引，是可怜的受害者。所以，女人拥有了男人不可能有的可能性，莫大的可能性，现实却正好相反。其中，最恐怖的事莫过于她总是乐在其中的幻想，这幻想简直和妖术差不多。
所以，让柏拉图去感谢神让他和苏格拉底生在同一个时代吧，我至多只能对他表示妒忌；让他感谢神吧，感谢神让自己成了一个希腊人，我至多只能妒忌他。可是，当他要感谢神让他成了男人而不是女人时，我和他的想法完全一致。如果我成了女人，又懂得了我现在所懂的一切，这该多么恐怖啊！如果我成了女人，因此我连现在已经懂得的东西都不懂了，那就更恐怖。
但假如真是这样，那我们要千方百计地避免与她发生任何正面的关系。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事，只要女人掺和进来，我们几乎总会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完全出乎她的意外而使她狂喜，结果却能使男人送命。
与女人保持反面关系能使男人非常快乐。让我们给她面子，就这么永远说下去吧，畅所欲言。因为这本质上并不是由女人的某种特殊品性、她的可爱或可爱性，以及一切能持续多久决定，只取决于她是不是在恰当的时间出现，是不是恰好在想象力显现具象的瞬间出现。这只是短暂的瞬间，她接着就会重新消失。与男人发生正面关系会使男人变得局促、窝囊，所以，女人能为男人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在恰当的时间出现，但她是否能如愿以偿，就要看命运是否赏脸了。接下来，她能为男人做的最大的事就是对他不忠，越早越好。第一种思想能力帮他提高了思想能力，这绝对是对他的帮助。没错，第二种思想能力的获得是忍受着剐心之痛的，但也带来了莫大的快乐；没错，在不忠之前他绝不会有这样的期望，之后，他就要为此深深地感谢她了。但从人的角度来看，他真的没有理由感激涕零，这就更好办了。但假如她一直都忠贞，他可要受苦了。
这就是我要感谢神让我成了男人而不是女人的原因。此外，我要感谢神没有让哪个女人来束缚我一辈子，到那时才明白这个道理为时已晚。
婚姻堪称一项伟大而奇怪的发明。而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大家都觉得它是直接’跨出的一步，还是人的一生之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因为在与生活有关的事情中，没有哪一项能如此专横，如此一手遮天’。对于这样举足轻重的一件事，我们竟然没有三思后行，却直接’就做了！婚姻怎么可能这么直截了当呢？事实是，它非常复杂、暧昧。就像龟肉中包含了一切肉味一样，婚姻中也五味俱全；龟是一种行动迟缓的爬行动物，婚姻同样如此。平心而论，恋爱是一桩简单事，但婚姻就复杂得多。它是什么东西，是某种野蛮的东西还是基督教的东西，还是某种虔诚或世俗的东西，还是每种东西都包含一点，却什么也不是？
婚姻代表了什么，它代表了难以言说的****，灵魂之间的和谐的亲善，还是某种责任或合伙关系或权宜之计或某种国度里的风俗习惯，或者每种都包含一点，却又什么也不是？你该加入小镇乐队，还是去做管风琴手，或是两者兼顾？为了确定一个新地址，将自己的名字填在生活的册籍——教区登记簿上。这些事是让牧师做好，还是叫地方治安官做更合适？是让婚姻在梳子上演奏喑哑、悲伤的音乐，还是就让它像仲夏夜黑血洞中的仙女’那样柔情细语？这本身就是复杂的曲子，其中的繁难曲段比什么都让人犯难，让人不知如何演奏。可是，阿猫阿狗都想当然地以为这曲子既然在结婚的时候已经演奏过了，自然也存在于婚后的生活中。我亲爱的好伙伴们，我们既然没什么结婚的贺礼和祝词送给每一对喜结良缘的新人，就让我们送一条注释给他们吧——提醒他们不要一再麻木。对于婚姻，我们只送上两条吗？把一个原本就很简单的观点说清楚已经相当累人了，而要去绞尽脑汁地思考这么错综复杂的问题，还要保证前后一致、面面俱到，让我们能一目了然。如果有人能做到，那确实太了不起了，值得钦佩。
然而，此时阿猫阿狗正在干的事，就像他们说的直接’就干，根本不用反思。假如这可以直接’干，那它本质上该属于他们所谓的更高的直接性’，这直接性已全部把反思这又是在讥讽黑格尔和他那些术语了。给吸走了。但对这事儿他们甚至都没吱一声。就是去问问已婚男人吧，那也只是浪费时间。那些做了蠢事的人到哪里，后果就会尾随而去。这愚蠢已渗透到了方方面面，是一种报复：等一切都太迟了，无可挽回了，他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这一秒他还昂首阔步，认为自己结婚是很了不起的事，下一秒又怨天载道，夹着尾巴做人。这时他赞颂婚姻，纯粹是一种自卫，是为自己辩护。但是，一种思想我们是很难等到了，那就是将生活中最纷繁复杂的概念糅合起来的思想。
做一个正直的阿猫阿狗无聊，做勾引家也很无聊，为了好玩而把女人当成试验品同样很无聊。对男人来说，后两种方法和结婚一样窝囊。勾引家想用欺骗的手段去报仇，但他是真的想欺骗，喜欢欺骗。他去欺骗，表明他依赖女人——想在女人身上做试验的人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如果试图与女人建立正面的关系，首先就要反思，彻底地反思，直到让它不再叫做与女人的关系为止。去做一个一流的丈夫，却偷偷地去勾引所有的姑娘吧；看上去像个勾引家，心里却向往浪漫的爱情——这样，第二次的窝囊就会掩盖第一次的窝囊。况且，男人的思想能力正是在这一次次的重复中产生的。每一种直接的生存最终都会被消灭，而这消灭从头到尾全靠那一句虚假的话。对于这样一种重复，不在女人的能力范围之内，在她看来，这影响了男人的天性的发挥’。如果一个女人能在这种不断重复的过程中生活、行动，那她基本上很难与****扯上关系，而她的天性不好人尽皆知，她的****关系就会受到男人天性的骚扰。男人的天性就是在消灭她生活中的东西的同时让自己生活，让自己行动。
这些话使我看起来像是在颂扬修道院生活过，好像还很得体地姓了艾里米塔这个姓？实际上一点都不。我很想说：去你的吧，修道院。’这对精神来说只是一种直接的’表达。人们使用的是金币、银币还是纸币并不重要，但那些使用假币的人一定明白我在说什么。那些把每一种直接的表达都当成假话的人，就算没进修道院，也会比修道院的修道士更像修道士，就算他日夜穿梭在公共马车之间，他仍不失为一个修道士。
维克多的话音还没落，夫人们的裁缝就腾地跳了起来，把面前的酒瓶都震动了，他说：
各位亲爱的好伙伴，你们说得实在太好了，我越听越觉得你们志同道合。我为你们欢呼，我理解你们，因为作为同谋者，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也能相互理解。可是，你们懂什么？你们通过经验印证了那些理论，又东拼西凑了一些用来装饰理论的那点经验，这根本不算什么。归根结底，你们轻信了她，在这一瞬间或者那一瞬间都轻信了她，并且做了她的俘虏。万万不能那样啊！我知道女人的弱点，因此我更了解她们。我在研究、探索时从不刻意忽视恐怖的问题，也从不避讳任何手段——那些能证实我的理解的手段。我是个疯子，但你们没疯，所以你们还不能理解她。只有等你们疯了，才能理解她。即使我们没有疯，一旦了解她，也肯定会疯。
抢劫者爱在吵闹的马路上向人们伸出魔掌，蚁狮喜欢将鼻孔埋进稀散的沙层，海盗的天地是咆哮的大海，而我将自己的时装宫殿建在了人丛里，为的就是让女人看得心生向往，无法抗拒，就像维纳斯时装店对男人的巨大诱惑一样。这座时装的宫殿里，我们会学会用现实的眼光去看待她，将她彻底看清，完全不用任何理论。如果在女人欲望高涨时剥掉她的衣裳就是时髦，那倒也算是一种出息。但事情远非这样简单。时髦并不是****的****，也不是不能容忍的放肆，而是一比在礼仪的前提下可耻的非法交易。在异教的普鲁士，所有待字闺中的姑娘都会挂上铃铛，这看起来是一种装饰，实际上是在给人们提示。同理，时髦的女人就像永远挂着的铃铛一样存在着，她的目标并不是放浪形骸者，而是贪淫的色鬼们。
大家都习惯把命运比成女人。的确，他们有相似处，即命运和女人一样朝三暮四。但是，命运只对某些事朝三暮四，因为它会赐予人们很多其他东西，有别的特点，绝不仅仅只是朝三暮四。从这一点上看，它与女人还是有所区别。时髦与女人更像，因为时髦是完全的朝三暮四，毫无道理可言，并且只有在毫无道理中变化，才能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就在我这时装宫殿里待一小时，会比你在外面一天或一年看到的东西更多。我称它为我的时装宫殿，是因为它是丹麦首都仅有的一家，从来没有竞争者。谁敢冒那么大的险来和我一争高下？我可是一个一味奉献自己并将继续奉献的促成偶像崇拜的最高牧师。这样的事绝不会发生，哪家有声望的公司里不是整天都在谈论我，哪家中产阶级的商店里不是一听到我的名字就心生敬畏，和听到时尚国王的名字一般？在这世界上，绝没有哪件衣服能像我的时装宫殿里的衣裳那样，会在沙龙中随处可见，引起那么多的注意和议论；没有哪位出身高贵的夫人经过我的时装宫殿时敢视而不见，没有哪位中产阶级的待闺女郎走过它而不发出如果我也能买得起！’的感慨。得了，她从来没有上过当，我也从来没有骗过谁。
我用了最精美、最昂贵的衣料，开的是最低价，老实说，我连老本都快赔上了。我并不急着赢利，我几乎每年都要亏一大笔钱，但我最终一定会赢利。我下决定要将它赢回来，并且我正在想方设法用我最后积蓄收买时髦的女人们，贱卖我的时装，以打赢这场战争’。对我来说，挑出最贵重的衣料，将它裁好，再配上地道的布鲁塞尔花边，做成姑娘们喜欢的漂亮衣裳，是非常高兴的事；最时髦、最正宗的料子我也是以最低价卖出去的。你们或许会以为她只是想偶尔时髦一下，但事实上，这是她的一贯追求，这是她脑子里的唯一一件事。女人是有精神的，但这种精神被编排得像浪子的命运一样；女人的反思力也高深莫测，对她来说，除了要搭配精美的服饰外，什么东西都算不上神圣，而对精美的渴望表现出来就是时髦。难怪她觉得只有时髦配得上她。
的确，那神圣之物就是时髦。对她来说，任何最小的细节都与服饰的精美息息相关，而对于精美，最不理智的表现就是时髦。在她打扮的过程中，任何地方，包括一根小小的缎带，她都能准确无误地说出它与时髦的关系，能立刻就察觉出刚才走过的女子是否留意它。说实话，她不就是为了比身边的女人更漂亮才打扮的嘛，难道还能为别的人？即使在我的时装宫殿里，她真的是来领教什么叫时髦的，即便在这儿，她仍是赶时髦的。有特别的浴衣，就有特别的骑马服，就一定有一件在我的时装宫殿里显得特别时髦的衣服。这衣服并不像女人的晨袍那么随便，晨袍不过是一件女人一大早爱穿又爱把别人吓一跳的衣服。问题在于，她爱吓自己一大跳的根本原因是她的女性美和卖弄风情的本性。裁缝店里的服装是刻意做得随便一些的，还有就是稍微轻浮一些，但这轻浮并没有使她看上去很滑稽，因为裁缝与她的关系完全不同于轻骑兵与她的关系。说她卖弄风情，是指她就这么毫无顾忌地将自己暴露在一个裁缝面前。裁缝不过是一个因自己的地位而不敢去占她的便宜，只满足于捞一点偶然的油水’（这种机会多的是)，同时又不能对她有什么想法，也从不让她认为在裁缝面前摆出一副贵夫人的派头的理所当然的事。因此，在这件事上，女性美不知不觉就被撇下了，而卖弄的风情也被贵夫人的赐恩态度掩盖了。如果有人向她暗示这一层关系，她一定会佯装大笑起来。
在社交场合的拜访中，身穿晨袍的她仍会竭力掩饰自己，但掩饰往往只会欲盖弥彰，会出卖她。在我的时装宫殿里，她不知不觉就会暴露自己，因为在她面前，我只是个小裁缝，而她是女人。此时，她的披肩有点下滑了，她被暴露了一点——假如我还懵然不知，我的一世英名就可能毁于一旦。她先验地很明显，这又是故意针对黑格尔或康德的。撅起了樱桃小嘴，过一会儿，她又开始夸张地手舞足蹈，接着又摇晃着屁股，然后满足地看着镜中的自己。当看见我毕恭毕敬地跟在她后面时，她变得口齿不清、矫揉造作、不停地颤抖，脚步也变得轻飘飘的，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她颓然地倒在扶手椅上，我却在一旁谦卑地递给她盐罐，用我的钦慕为她的热情降温。她暧昧地打了我一巴掌后手帕掉了，于是故意将手臂慵懒地垂下来。我弯腰捡起手帕，温柔地还给她，她恩赐似的冲我点了一下头。看，女人进了我的时装宫殿就成了这个德行。如果第欧根尼第欧根尼（公元前412？—公元前323年），古希腊大儒派哲学家。看见这个女人，看见她这么不知羞耻地张开四肢，仿佛四肢着地般祈祷，肯定会问她是否想过神正从背后看着她。这事是否在他心里留下印象，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那就是如果我对这位跪着的夫人说：您袍子上的缝很扎眼’，她一定会比听到别人说她亵渎了神更不安。可悲的是，那可怜人，那灰姑娘不可能明白这些。不朽的神们，一个女人要连追赶时髦的兴趣都没了，那还是女人吗？但是，亲爱的神啊，如果她真的赶上了时髦，岂不很怪？
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是不是真的？很简单，咱们来做一次试验：这一刻，他的心上人陶醉地偎在他怀里，把脸靠在他胸口，以至于她的恋人本来是要说：亲爱的凯蒂，你的发卷似乎不够时髦了’，却语无伦次地喃喃自语道：我永远都是你的。’一般的男人可能不会想到这上面，而如果知道了这一点，因知道了这点而出名的男人堪称这个国家里最危险的男人。那个女人在婚礼前与心上人度过了多么美妙的时光，我不得而知，但她在我的时装宫殿里度过了多么美妙的时光，他一清二楚。如果没有在我的时装宫殿里放纵与节制一次，婚礼似乎显得美中不足，至少很平民化。如果这时他们相携站在神的祭坛前，如果他们正怀着世上最好的愿望向前走，知道自己已经得偿所愿，已经体验了所有的事，但只要我冲上去，说：可是，尊贵的夫人，您的桃金娘花环是歪的！’——或许就因为芝麻蒜皮的小事，婚礼就会卡壳。然而，神经大条的男人对此事毫不知情，除非他是个时装设计师。只有自己能高瞻远瞩，才能明白甚至猜测女人的心思，这点毋庸置疑。所以，一个从来没有与任何女人发生过关系的男人很幸运，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她都不属于他。既然她不属于任何男人，当然也不会完整地属于他，因为她是女性反思时不自然的交合所形成的幻念——时髦。所以，女人该凭自己的时髦去发誓才是明智之举，这样，她的誓言才会奏效，因为说到底，她能真正思考的只有时髦这唯一一件事——仅有的一件她能与别的事一起或在别的事中间思考的事。
一旦我的时髦大厦向时髦界传去好消息，说根据最新的潮流，去教堂时应该梳特别的发式，在做大弥撒与晚祷时最好梳不一样的发式，我相信，教堂的钟声一响，马车就会蜂拥来到我的大门口。因为据称，除了我这个时髦的法官，谁也没办法设计好看的发型。我冲到门外，一见面就对着她深深地鞠躬，然后把她带到客厅。在这个过程中，她百无聊赖地消磨着时间，我则在一旁忙碌着。活儿结束后，她看看镜子中的自己。我像神的信使一样飞步跑到她前面，为她打开客厅的门，又深深地鞠一躬。然后，我赶紧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