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宋代，情况就有点儿不一样了。朋友们可能知道宋代是一个理学比较昌盛的时代，从北宋的周敦颐开始，二张、二程、一直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等这些学问家，其中尤以程朱为代表，最是讲究封建名教和纲常伦理，就是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中国的统治者很喜欢这一套，所以理学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而在这种背景下的对曹操的评价，又会如何嬗变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北宋大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的态度。没错，这个人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司马光砸缸”救小朋友的故事，他在北宋朝廷官僚中的地位很高，但却是个保守派的人士，他最厉害的是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资治通鉴》。
很多人都知道这本历史巨著，可能也看过，但不知道诸位看三国那段儿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司马光所用的编年，他用的是魏国的年号啊，还是蜀汉的年号呢？可能看过的朋友都想起来了，他用的是魏国的年号，这说明了什么？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皇帝的年号可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年号的更迭愈加频繁，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你在新的时代里写书、写文章却用旧时代的年号，这在不开明的朝代里可是个非常大的政治问题，轻一点儿你要坐牢，严重点儿的甚至要杀头和诛九族。清朝的时候不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么？本来你写历史，应该用清朝的年号，但是你用了已经灭亡的明朝的年号，清朝的皇帝就想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还念前明，抵抗我大清啊，所以得杀，不仅杀，家私还得抄没，九族一起受株连，这可比曹雪芹他家仅仅是抄家卖人惨多了。
有的人见司马光用魏国的年号，就片面地以为他奉魏国为正朔，说他“帝魏寇蜀”，说他“尊曹抑刘”，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司马光还是以蜀汉为正朔的，证据在于黄初二年四月刘备即位、改元章武之后，司马光写上了很长的一篇议论，大意是说从三国开始，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这些政权只要没有一统中国的，都是“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都和古代的列国一样，不能片面地说哪个是正统，那么司马光又为什么采用魏国的年号呢？他说，他之所以采用魏国的年号，是因为汉禅让给魏，在时间上接续得很好，而蜀汉和东吴都是后来建立政权的，在时间顺序上接不上，正因为这样，他才采用魏国的年号，而非蜀汉。
司马光在他的巨著《资治通鉴》中对于曹操的评价也是比较客观的。一方面，他肯定了曹操的事功，而另一方面也道出了曹操在封建政治、道德上的欠缺，比如“暴力强伉”、蓄“无君之心”，说得就是这方面的事儿。但也可以明显看到，相对于曹操而言，作为封建士大夫史学家的司马光对于出身汉朝宗室的刘备抱有更大的同情和认可，这无疑推动了后世“尊刘抑曹”思想的发展。
另外在北宋，我国一门杰出的艺术门类——说话艺术，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说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从一些宋人的笔记中可以找到例证。比如高承的《事物纪原》卷九《博弈嬉戏部·影戏》中记载了当时三国剧目的影戏，这说明了当时改编三国的文学作品大大丰富，而欣赏这些改编三国文学作品的同时，又带给那个时代的北宋人一种什么样的观感呢？
这一点，赫赫大名的苏东坡在他的《志林》中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他说，他那个时候，小孩子都很调皮，而大人们呢，又都忙着正经儿事，没工夫陪孩子们玩耍，怎么办呢？大人们就想了一招儿，给孩子钱，叫他们去听说书人说书，这里面就有三国的戏目，而且据说当时听到说刘备兵败，有很多人不高兴，还有流眼泪的，而说到曹操败呢，下面听书的就很高兴，还有大声叫好的。这普遍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北宋的那个时候，民众对于三国故事里面几个人物形象的认识已经定型，似乎刘备就是好的，曹操就是奸。
白脸儿的曹操即将定格。
苏轼不仅记载下了千年以前人们观听三国故事的真实感受，而他自己也曾写过一些涉及三国时代的评价文章，例如我们上学时大都学过的《前赤壁赋》，以及《魏武帝论》、《诸葛亮论》、《孔北海赞》等等，在这些文章中，苏轼很明显地表达了一些自己对于这些三国人物的看法。
其中自然包括曹操，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这个人写文章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很高明的，这一点儿也为他赢得了后世所谓的“文学家”的荣誉，但是他文章的内容却是十分经不起推敲的，可以说是文胜质的代表，有其表而无其实，所以他对曹操的一些批评，也由于其论据和论点风马牛不相及而不能说服现代人，毕竟他的逻辑还是值得怀疑的。不过他对曹操的态度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坐标，那就是北宋所谓的士大夫对曹操已经是贬多于褒了。
降及南宋，康王泥马渡江，偏安于一隅，政治军事局势和三国十分相像，所以这个时候，南宋士大夫对于曹操则更加没有好感，再加上朱熹理学的蓬勃发展，曹操的形象一落千丈。因此上，这时的形势正如陆游一首诗里面所写的那样，是“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请注意，是“天心大讨曹”。
首先来看一下时代的旗手——朱熹同志的表现，他在自己的历史学著作《通鉴纲目》中果断地采用了蜀汉的纪年，而抛弃了司马光的曹魏纪年，除此之外，朱熹不但将曹操的行为视为“篡盗”，视之为“盗”为“贼”，而且发乎胸臆，述诸笔端。例如《朱子语类》卷140《论文下》有朱熹同志的一段话，是这么写的，“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指曹操）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足见一斑。
洪迈在其《容斋随笔》里也写道，“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
总体上截至南宋，社会上这些掌握言论流向的士大夫们对于曹操的认识，已经将他彻底和盗贼划等号了，而且是级别更高于有穷、田常和王莽的高级盗贼，就是那句话，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曹操被人看作是有文化的流氓，有本事的盗贼。
至元末明初，罗贯中老先生以鼎争败退之身，造作小说《三国演义》，流播愈广，曹操的形象则彻底被定格在奸雄之列，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人们在否定曹操政治道德的同时，对于曹操的“文化”和“才能”还是不掩其赞辞的。
例如明代复社文人张溥就有“汉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其长”的感叹。大思想家船山先生王夫之特立独思，没有随波逐流，对于曹操也有自己的一家之见，这在中国思想界来说，实属难能可贵，然而却不入主流，终归“村野稗言”而已。
明清鼎革之后，文网渐密，清人也都少有独立见树，这个时候的评曹舆论则以身为帝皇的乾隆为标杆，有这么一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作为帝皇的乾隆对待曹操是一个什么态度。
故事的起因要追溯到北宋，真宗皇帝有一次驾过亳州（即曹操的故乡，沛国谯郡），看到城东祭祀曹操的庙宇很破旧，这皇帝心里头生了恻隐之心，心想：曹操好歹是一世之雄，现在庙宇破败了，多可怜啊，于是乎他叫来了当时的亳州知府张知白。这里插一笔，这个张姓大员可不是个普通人，他曾经干过参知政事、给事中，工部和刑部侍郎，是个大官儿。真宗皇帝把这么个人叫来，说，你去把曹操的庙重新翻修一下。张知白自然奉命行事，你想既然皇帝动了金口，这张姓哥们还不赶紧趁机大做文章，好好地翻修一下，更何况这哥们还当过工部侍郎呢，这可是一个专管建设的官儿，干这事儿是拿手好戏。工程完毕之后，他又请了一个当时著名的古文家穆修写了一篇《亳州魏武帝帐庙记》来记述这件事儿。穆修在这篇记里歌颂了曹操的一些功德，比如他说，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显盛大之业于来世……为乡里人所爱，后思怀其德，共自尊祀之，遂传于今不息。”这篇颂扬曹操功德的碑记后来被穆修收到了自己的《穆修军集》中。再后来，乾隆命纪昀主持修订《四库全书》收录这个集子的时候，乾隆凑巧看到了这篇碑记，于是乎，勃然大怒，认为穆修的这种行为是“奖篡助逆”，“大乖于名教”，“岂可使之仍侧简牍，贻玷汗青”，因令“刊除此文，以彰衮钺”。
乾隆给曹操的这个定性，无疑大大影响了清人对曹操的看法，就和唐太宗两面评曹一样，只不过乾隆的是全面否定，成了清朝的官方基调。这从后来清代史学家赵翼所写的关于三国的文章里面也可以感受一二。总之，曹操在传统政治道德上的缺失被后代人抓住不放，成为了认识曹操的主要一面，曹操也就彻底地白了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