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漱溟看来，抗战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中国若要取得抗日的胜利，必须结束目前这种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即必须结成抗日统一战线，而联合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党派之争。
对于党派问题，梁漱溟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和传统文化的看法，中国向来只有职业的分途而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的阶级，因而并不存在政党存在的条件。中国政党的存在仅仅是因为外部条件的引发。因此，中国的政党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根本不需要刻意模仿外国的政党制度。无论是多党制，还是一党制都不适合中国国情。照此推理下去，梁漱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党应该联合，这种制度既非一党制，又非多党制，而是一中有多，多中有一。具体做法是选择个别政党作为第一重组织，所有党派联合结成第二重组织，其中第一重组织做为党上之党。梁称之为“二重组织”说。
但梁的主张却得不到各党派的支持。中国共产党虽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早倡导者，但却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强调既有团结又有斗争，自然无法接受大国民党主义。而国民党也对梁的设计不满意，不愿在党派联合体中看到独立的异己存在。因此，当梁将自己的主张写成《抗战建国中的党派问题》寄往《大公报》发表时，却被新闻检查机构扣压。梁经过一番争取仍无法见报，只好将手稿分送给各党派领导人看。
梁漱溟并不因此气馁，他十分想就党派问题与各方领导人交换意见。但蒋介石行踪不定，往往是梁在成都时蒋在重庆，当梁赶到重庆时蒋又飞往桂林。梁无奈之下便转向共产党方面。
10月26日，梁漱溟前往曾家岩56号，与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董必武会唔。对于梁的主张，陈秦等人表示原则上赞同，但另一方面又重申了自已的一贯原则，表明中共决不单方面放下武器听凭国民党的摆布。
梁漱溟对于两方面的答复都不满意，却自知无法劝动他们。于是，他就萌发了联合国共两党之外的民主人士成立一个中间团体的想法，想借以斡旋于国共之间，为统一进程努力。
当时，梁平日所熟识的第三派代表人物如黄炎培、晏阳初、李磺都在成都。梁漱溟说明了自己的第三派联合起来的主张后，他们都十分支持。于是，梁、黄等人便又多邀了一些朋友商议，决定将这一组织定名为“统一建国同志会”，并起草了同志会的简章和信约。
11月下旬，梁漱溟与左舜生、李璜、罗隆基、罗文干、沈钧儒、黄炎培、张澜等人集会，讨论通过了简章和信约，初步建立了组织系统。为了避免国民党方面的阻挠，他们将信约托张群转呈最高当局，并推举梁漱溟和黄炎培面见蒋介石，陈说一切。
11月29日，黄炎培因有事，只有梁漱溟一人去见蒋介石，梁解释说建国同志会是为解决党派之争而成立的第三者组织，只在国共两党外说一些对政府有利的公道话。在审查了同志会的简章和信约后，蒋并没有表示反对意见，于是，建国同志会就较顺利地成立了。
但现实又给梁漱溟上了生动而又痛苦的一课，像统一建国同志会这样一个结构松散，缺乏内在约束力的联盟，是不可能团结一致，起到梁预期的目的的。1940年4月，国民参政会开会时，梁漱溟起草了《请厘定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案》的提案，但许多人怕惹麻烦，不敢署名。最后只有梁的几个老朋友帮忙，提案才得以通过。
经过这次参政会的考验，梁漱溟看清了同志会的现实，因此不再热心，同志会也逐渐解体，加上5月大轰炸，同志会的人士纷纷逃离重庆，失去了联系，也只有不了了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