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本来就很不牢固的国共合作在国民党的一意孤行下更加岌岌可危。为显示诚意，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善后办法十二条，作为恢复合作的条件。中共方面的国民参政员也以书面形式通知国民参政会，在未经政府裁夺前，他们将不出席3月1日召开的参政会会议。
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国共之间由于固有的原则的分歧使得他们间的合作只能是暂时的，而此时已到了分开的时候。现在双方所做的，只是摆出高姿态，而不愿背上破坏统一的骂名。但显然，梁漱溟是不深谙此道的，他只是天真地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希望调和双方的矛盾，早日取得抗战胜利。于是，他再次斡旋于国共之间，做起了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调停。
2月22日，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李璜、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等15人集会商谈，期望以第三者的立场劝说国共双方，重建统一。并推举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3人负责起草意见，做为双方和谈的基础。梁等3人交换意见后，由梁漱溟执笔起草了4条意见并交由会议讨论通过。于是大家联合签名，准备呈于国共双方。
在中国共产党方面，梁与周恩来、董必武面谈，开诚布公地交换了意见。周表示如果国民党接受，中共参政员将出席参政会。于是，27日，他们又找到了蒋介石，蒋也没有反对意见，只是嘱咐他们再与中共代表商量。梁、黄等人再次找到周恩来，请其撤回不出席参政会的声明，周、董表示应请示延安，再作决定。
第二天，黄炎培、沈钧儒再次去见蒋介石，蒋表示，如果中共方面不出席参政会，则是中共破坏了统一大业……必须负责。蒋的态度对第三者震动很大，他们退出总统府后顾不得吃饭就前往周处转达了蒋的原话。周恩来仍表示在等候延安的电报。
当日下午6时，黄炎培打电话询问，周恩来说延安尚无回电。第二天清晨，周恩来、董必武匆匆赶来，解释说电台出了故障，收不到延安指示故不便出席。此时，开会时间已经到了。黄、梁赶到浮图关国民大会堂会场向蒋介石解释，蒋表示可以等一天。
不料，第二天延安的电报是来了，但不是指示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而是提出了新的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当然，新的十二条较过去条件上降低了许多，但国民党也自然不可能答应。于是国民参政会在中共代表缺席的情况下照常举行。
梁漱溟仍没有放弃努力，他又重新提出三条原则，计划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使国共双方坐下来面对面商谈。然而，对于梁的建议，各民主党派都很消极，黄炎培、张君劢等老朋友虽然没有反对，但劝他在努力之前先争取张群的同意，然后再见周恩来。
张群与梁漱溟曾经多次合作，私交很深，但对梁的意见却不置可否，让他去请示最高当局。而周恩来也缺乏诚意，只是不愿扫梁漱溟的兴而和他打马虎。
3月6日，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对参政会宣布共产党事件，言辞严重，指责中共屡次破坏军令政令，破坏统一抗战。自此，梁漱溟的努力再次以失败告终，但在劳而无功的努力之后，我们看到的却是他“明知不可而为之”的伟大的人格力量和儒者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