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的挫折使得梁漱溟对国民政府深感失望，虽然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上仍当选驻会委员，但他认为继续留在后方已没有什么意义，于是请求到敌后各战地去考察。
早在战前，梁漱溟就曾预料中日双方开战后，将会出现许多敌我双方的军事空白地带，而这些地方由于环境的压力，农民和知识分子将达成共识、通力合作，因此乡治工作将比较容易开展。同时，梁漱溟曾经在河南、山东等省工作过10年，先后培养了近千名中下层工作者，大多数人都留在敌后，音讯皆无。所有这些，都促使梁决心到华东华北的敌后去看看。
1939年2月1日，梁漱溟获得蒋介石的批准，与秘书黄艮庸、参谋王靖波、医生王福溢离开重庆前往华北华东各地视察。
10日，梁一行抵达西安，住在花园饭店。梁漱溟首先拜会了行营主任程潜。之后，他委托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为电告前方将领，协助梁的视察。由于通信困难，仍没有解决进入山东的路线问题。梁漱溟便于20日抵达秋林镇，2天后，他前往拜见阎锡山了解山西战况。返回西安后，于3月3日乘车到洛阳，在第一军区司令员卫立煌的亲自安排下，与新上任的苏鲁游击总司令于学忠一同前往战地，深入敌后视察战况。后在新四军彭雪枫司令员的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昼伏夜行，终于在4月25日进入山东境内。
山东是梁漱溟的第二故乡，那里有他许多的老朋友和学生。他们对于梁漱溟居然冒着生命危险安全到达既惊讶又十分高兴，不断安排演讲和座谈。梁也十分乐意同这些忠实的听众畅谈自己的主张。他还慰问了由他的学生为主组建的第三政治大队。有一次，他随着第三政治大队行军，不想途中与日寇相遇并交火，第三政治大队伤亡惨重，梁漱溟隐藏在东里店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躲过了日军的搜捕，捡回了一条性命。
在这次战地考察中，他历经千辛万苦，甚至经过了生死的洗礼，到过国民党的战区，也到过八路军的战区，历时八个多月，终于由9月17日平安返回重庆。
对于他个人而言，此行真正的收获似乎在于他又重新回到了人民中间，真正体验了老百姓在战时的生活，真实感受了中日交战的实况。通过此行，梁漱溟切实感受到了老百姓的深重苦难和忍辱负重的精神。夹在敌我的狭缝中，既受到日寇的催残与压迫，又要资助我方抗日，其苦痛是不亲眼所见所难以想象的，但他们却忍受住了，默默地为抗日奉献了他们所能奉献的一切。
这种蕴藏于人民中的伟大的力量使梁漱溟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但同时，我方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严重，这就意味着，到胜利，我们还有一段很长、很坚苦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