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适在《赫尔笔记本》提出前后的活动，以美国的资料为中心进行研究的莫高义在其著作《书生大使——胡适出使美国研究》的第三章《成功阻止美日妥协演讲宣传功不可没》中，详细地提及了其经过。本书以此为参考，试着追溯胡适当时的活动。
根据赫尔国务卿的《回想录》，他谈及了自己与日本大使的交涉史。他说：“野村大使第一次访问我的时间是1941年2月12日……3月8日在curlton宾馆我的房间里，我和野村进行了第一次相当深入的会谈。此后直到珍珠港攻击之日，我们进行了四五十次的会谈……1941年4月9日，日美谈判的非正式提案完成了。关于这个提案，赫尔国务卿说：‘提案的大部分都只是血气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期望的东西……但是，我想我不能错过开始与日本进行更广范围谈判的端绪的机会。’”在此，赫尔国务卿言及了跟野村大使进行日美谈判的开始日期以及次数。同时，他还记叙了日美谈判最初的非正式提案，尽管是日本单方面的要求，但还必须继续谈判的理由。赫尔国务卿接着说：“过了两天以后，我交给野村记有作为日美协定基础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声明……一、尊重任何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二、遵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三、遵守包括通商平等等平等原则；四、除通过和平手段变更以外，必须维持太平洋的现状。”
1941年5月7日，野村说是日本政府的建议，提议缔结日美两国不侵犯条约。赫尔国务卿立即斥退了这个提议。此后5月12日，日本方面向赫尔国务卿提出了全新的文件。
赫尔国务卿在《回想录》中写道：“这是以日本的协定草案和提案《口头说明》为内容的东西。现在我们就算是有了日本的正式提案了。此后（中间只中断过一次）一直持续到珍珠港攻击之日的日美谈判的基础就停留在这个5月12日上了……从这个提案中几乎看不到希望之光。日本只主张可使自己受益的事。实际上，这是把太平洋地区放置于一种日美共同支配之下的情状，其中由日本统治其人口和财富的十分之九，而他国的权利和利益几乎不考虑在内。”由此可见，成为日美谈判的基础的提案也是日本的单方面想法。
然而，中国的驻美大使胡适关于从1941年3月开始的日美秘密谈判却无从知晓。1941年5月21日，重庆外交部致电胡适：“近日敌方传出请美调停中、日战事消息，想系故放空气……希设法查明电复。”1941年5月23日，赫尔国务卿会见了胡适。赫尔国务卿说“远东战争虽越来越危险，但欧洲和远东乃是一个整体的问题……关于美日和平的任何问题，在没有事先充分和中国商讨以前，不会作结论性的交涉”，赫尔国务卿向胡适作了保证。而实际日美的谈判，确实像赫尔国务卿所说的一样，处于“并未达成任何一项协议”的状况。野村大使在其著作里说：“1941年5月21日下午8点半，前去访问了国务卿。国务卿所说的‘关于维持太平洋和平的词句，不管谁看了都不认为是敷衍的，必须要明确才能得到谅解，这于国民也是有必要的’，须由此来研究双方的方案。”可见，对于美国出示的原则问题，日本也还在研究过程中。并且，此后，也一直持续着有关这个原则问题的谈判。野村写道：“6月3日下午9点，前往访问国务卿。国务卿毫不隐瞒地说：‘根据松冈外长的声明，在美国，有很多人怀疑到底日本有没有维持太平洋和平的诚意？所以自己也处于极为困难的立场上。’太平洋的和平维持是此次谅解方案的根本，日美两国固然不用说，还强调了与日本与澳洲等关系亦均如此，关于防共驻军之事也重复了过去的见解。因此，我说：‘这是日本政府的方针，是不变的。作为日本，希望美国劝告中国与日本讲和，如果中国不听的话，就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长官屡次叙述：‘这个问题也是我最费脑筋的问题。在调整日美两国邦交的同时，不能让中国心怀不满，希望中日之间能有圆满结果是我的心愿，但也是最难做的事。’最后长官说：‘维持太平洋的和平是根本，这一点无论如何都要让东京明确知道。’”赫尔国务卿所说的“这个问题也是我最费脑筋的问题。在调整日美两国邦交的同时，不能让中国心怀不满，希望中日之间能有圆满结果是我的心愿，但也是最难做的事”，就是他向胡适所保证的“关于美日和平的任何问题，在没有事先充分和中国商讨以前，不会作结论性的交涉”一样，日美谈判中，中国问题是最大的枢轴问题。也就是说，美国也很重视中国的想法。并且，野村写道：“然而美国方面自7月4、5日左右开始得到了我国南进的信息……自此以后形势顿时恶化。总之越南南部的进驻是日美谈判的最大危机。美国总统他日对我说，在大使和赫尔国务卿进行的和平谈判中泼了冷水。”如此，由于日本向越南南部进驻，使日美谈判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状况。并且，1941年7月21日，日本军占领了越南南部，接着，日本又占领了菲律宾、马来半岛、荷兰和法属殖民地的全部。赫尔国务卿于7月23日，通过副国务卿威尔斯对野村说：“日本对越南南部的侵略，是对南西太平洋进行全面攻击的最后宣告。因为这是在日美谈判进行中所做的行动，那么继续谈判的基础也就被丢失了……我们的谈判结束了，这就是我的明确态度。从现在开始，我们对日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准备国防的时间了。”如赫尔国务卿所说，在7月23日，日美谈判一度中断了。
1941年7月25日，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金。但在1941年8月28日，美国接受了日本的建议，日美谈判又重新开始了。
1941年9月4日，胡适拜见了赫尔国务卿。根据美国的资料，“大使（胡适）非常明确地表示，中国此时不希望任何和谈。他的理由是日本虽然还未至崩溃，但正显露出衰弱迹象，在一定时间内它将不得不放弃武力侵略行动而被迫寻求和解。”如此，胡适对美国明确表示不希望日美谈判。赫尔国务卿对胡适保证说：“中国无须担忧美日谈判，美国继续实行援华政策，绝不间断。”
关于当时的情况，野村作了如下的陈述：
赫尔国务卿反复说：“……对于美国方面来说，中国问题是重要问题之一，离开它调整日美邦交是困难的。”“日本仅说希望美国成为中日间的中间人，但作为美国正如反复说明的一样，不希望在改善日美邦交的同时使中美关系有坏的影响，不期望由于美国政府的行为使中国有如爆炸之事出现，所以中日交涉的原则，要深知此原则并要能说服中国才是最重要的。结果这个问题能带来中日间的和平，而且还需要英国、苏联、荷兰都协调，作为美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艰巨的大事业。”……（1941年）9月22日，在政治界，孤立论者逐渐凋落，逐渐趋向支持政府外交政策的方向，关于远东问题，国民普遍认为已经到了即便发生日美战争也在所难免的局面，对两国海军的比较评论等也很多……作为外交问题，要求坚持原有的远东方针，用牺牲中国来与日本妥协之事是不应该的议论最多。《纽约时报》的白宫通信员克拉克·洪恩说：“日美邦交调整目前处于停顿状态。日本提出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的要求，而赫尔国务卿否定其主张，由于达不成一致，以致近卫总理希望与总统直接谈判……作为日本的和平条件，日本好像要想握住中国北方四省和其条约上的诸港，再者还要驻少许部队。可是美国政府不希望牺牲中国来与日本妥协。”
由此可见，美国在日美谈判中非常重视中国。
1941年10月1日，胡适与赫尔国务卿进行会谈。赫尔国务卿表示，美日之间的试探性会谈无任何进展，美国政府的立场正如此前向胡适再三表明的那样，没有任何改变。赫尔国务卿强调，美日进入首脑会谈的机会是1/25或1/50，甚至是1/100，表明美国会继续支持中国抗战，直至中国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不久，1941年10月17日，原为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成了日本首相，东条内阁诞生了。赫尔国务卿回顾说：“我知道东条急于达到事成的目的……东条怀着如果协定不成立，就开始行动（那就指战争）的打算的。这种急于达到事成的心情，想逼我们签署满足日本的全部希望的协定的发疯般的努力，一直持续到珍珠港当日。”11月3日，作为野村的协助，东乡外长派遣了来栖三郎。赫尔国务卿回顾说：“来栖的华盛顿派遣持有两个目的。第一，动用所有的压力和劝导，让我们接受日本方面的条件；第二，如果第一个目的失败，就一直拖延我们的会谈，直到日本的攻击准备好为止……1941年11月20日……野村和来栖向我面交了日本政府的新提案（所谓的乙案）。”“这是非常极端的内容，不过，我们根据电报的监听知道这是日本的最终提案。那是最后通告。日本的提案是毫无道理的。作为有责任的美国政府官吏，不管是谁都无法接受，不过，我想我如果显出过分强烈的反应会给日本方面带来终止谈判的借口就不好了……外交上的形势几乎是绝望了。可是，作为我们来说，想百般设法和平解决，避开战争，或是往后延缓战争……我们想在11月21、22两日中制作反对提案，起草了在暂定协定的基础上加了恒久性的协定大纲。我们考虑了暂定协定以及在暂定协定上附加的十项和平解决大纲。我和我的同事为了解决事态，抱着抓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般的心情……到最后都在为和平，至少说在为争取时间作拼命的努力。”
1941年11月22日，赫尔国务卿邀请了英国、中国、澳大利亚、荷兰的大公使，是关于美国拟定的《临时过渡办法》之事。胡适对美国有意与日本签订《临时过渡办法》感到震惊，认为美国过去的态度已转变到超乎想象的程度，美国对日妥协将严重损害中国的抗战利益。如果《临时过渡办法》得以实现，美日冲击即可避免，中国则须继续单独对日作战。胡适即刻提出三个问题，质疑《临时过渡办法》存在的严重漏洞：……第三，“如果让日军在北越留驻25000人，则滇缅路将有被占之虞……在《临时过渡办法》的三个月内，会约束日本不攻击中国吗？”赫尔则含糊其辞地回答：“这是在将来讨论长期协定时候再作决定的问题。”但胡适仍坚持反对对日妥协，赫尔无法说服胡适。赫尔最后只得说：“正是因为美国不同意日本要求停止援华政策，才使日美谈判毫无进展。”
1941年11月24日，赫尔国务卿再次邀请胡适及英国、澳大利亚及荷兰三国的大公使，出示了美国拟定的《临时过渡办法》。胡适再次表示坚决反对容许日本在越南北部驻兵5000人以上，并且指出：“《临时过渡办法》换取日本不攻击云南、缅甸，也不攻击亚洲的东北，结果日本可集中兵力攻击我国其他地区，我国将独遭牺牲，危险极大。”同时，胡适坚持必须将方案允许中日军驻留在印支的25000人减少为5000人的主张。对此，赫尔国务卿补充说：“在明了各有关国家意见之前，美国不会将这个草案送给日方。”
同日，蒋介石指示胡适继续力争，指示宋子文通过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Frank Knox）和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L。Stimson）向美国政府强烈抗议，并且致电英国首相丘吉尔表示中国的不满。胡适深感情势紧迫，11月24日连夜求见美国著名的中国通亨培克（Stanley K。Horn-beck），希望美国政府不要在原则上让步，不要对日本采用绥靖政策。
1941年11月25日，胡适会见赫尔国务卿，转交了中国外交部长的电文，强烈抗议拟定的《临时过渡办法》。虽然赫尔再度解释：“美国此举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完善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御计划。”但胡适毫不退让，语气之激烈，前所未有，赫尔也为之动容。当日，胡适又同宋子文一起拜见罗斯福总统，胡适再度慷慨陈词，说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要求。
1941年11月26日，赫尔在与罗斯福总统谈话时指出：“鉴于中国政府的反对以及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政府的半心半意的支持或者说实际是反对，鉴于公众广泛的表示反对，所以我十分恳切地建议，现在我召见日本两位大使，递交他们一份全面和平解决的综合的基本建议，同时把妥协方案扣住不发。”那时，丘吉尔也致电罗斯福，明确反对美国对日妥协方案。罗斯福同意赫尔的建议，最终决定放弃《临时过渡办法》。于是，赫尔国务卿再次约见胡适，告诉他决定放弃《临时过渡办法》。下午4点45分，赫尔向来到国务院的野村和来栖两位大使提出了所谓的《赫尔笔记本》。赫尔虽然没有拒绝跟日本的继续谈判，但否认了《临时过渡办法》。
野村大使对此亦有记载道：“そのさい、ハル长官は、この提案を出すにいたった条件のうちに、‘支那を见杀しにするなかれとの舆论、日本侧要人の非平和的弁论等々’があったというコメントを付加している。”（当时，赫尔国务卿指出了致使提出这个提案的条件中，附加有“不能对中国见死不救之舆论，日本要人的非和平的辩论等”评语。）
造成美国“不能对中国见死不救的舆论”的基础，可以推测与胡适在美国所作的这么多的演讲有很大关系。例如，1937年9月胡适作为驻美特使抵达美国的时候，美国的舆论正值孤立主义旺盛之时。从1937年8月盖洛普的民意测验可看美国的世论，当时对抗日战争回答持中立的占55%，回答支持日本的占2%，同时回答支持中国的是占43%。可是，到1941年9月美国的民意测验如下：“对日本应该采用强硬态度的见解很多，例如，盖洛普的民意测验结果，跟日本战争，应该阻止日本发展的见解急剧增加，7月时占57%，但近来（9月6日）占了70%。”当时持中立的占了55%，而在1941年9月，要与日本作战的上升到了70%。而胡适从1937年9月开始后的五年间作了约400次的演讲，一遍又一遍地向美国国民说明中国与日本作战的意义。如此舆论的改变，和胡适的演讲不无关系，盖洛普的民意测验的变化就是例证。根据野村大使的言词：“罗斯福的思想还是属于威尔逊流派的。总之，不是Isolationist，即所谓孤立主义者。实际他也对我说过这样的意思，即自己不忍心美国介入欧洲新秩序和东洋新秩序之间。但是他不像威尔逊一样是Dogmatic，即不独断的，他非常重视舆论……屡屡对我提起舆论，表现出自己最重视舆论，说了不止一两次了。赫尔国务卿也非常重视舆论，在日美邦交调整进行中，多次对我说如果能诱导东京方面的舆论的话，我们的谈判将会容易多了……他也努力把美国舆论转向顺利的方向。思想也还是威尔逊流派的，是干涉议论者，他曾对我说过，如果蛰居在南北两美洲的话，就太窄小了。”如此，可见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都正是非常重视社会舆论的人。
胡适不仅仅对普通大众，还对美国重要政治家如赫尔国务卿、洪北克（国务院远东政治顾问）、罗斯福总统都强烈诉说中国抗日战争等事实。可以说，《赫尔笔记本》提出前后胡适的活动状况，对美国政策的决定人物也带去了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