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关于旗袍的风波，是中国人对旗袍复杂态度的一次“症候”发作。在所有服装中，再没有像旗袍这样让中国人心态复杂的衣款了。一件旗袍，并不仅仅是一件衣服，它有着种种深层的文化与心态较量。而这种态度的较量，自２０世纪初旗袍还未定型时就开始了。
旗袍变形记
旗袍本是满族妇女的着装，满族自称为“旗人”，故将其着装称为“旗袍”。清代时妇女服饰是汉满并存———清初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汉族妇女以上衣下裙为主；清中期汉满各有仿效；清代后期满族效仿汉族多一些，所谓“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当然汉族也在仿效满族。
到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旗袍大致定型，从满族女装变为全国流行时装，但在基本定型的前提下也不断变化，如领子的高低、袖子的短长、开衩的高矮等。这种变化不单单是审美的变化，也是政治与文化变化的结果。
２０年代的旗袍宽大平直，与当时流行的倒大袖相呼应，旗袍的下摆比较大，整个袍身也是呈“倒大”的形状，但肩、胸乃至腰部呈合身之趋势。在一切向西方学习时，旗袍的局部被西化，在领、袖外采用西式的处理，如用荷叶领、西式翻领、荷叶袖等，甚至还出现了旗袍与西式外套的搭配。张爱玲在《更衣记》中说：“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有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１９２９年之后因受欧美短裙的影响，原来长短适中的旗袍开始变短，下摆上缩至膝盖，袖口也变短变小。后来又出现了校服式旗袍，下摆缩至膝盖以上一寸，而袖子采用西式，但这一改变却遭到舆论的非议。１９３１年后旗袍又开始变长，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旗袍的长度发展到极点———袍底落地遮住双脚，被戏称为“扫地旗袍”。而原先能遮住手腕的袖子缩短至肘部，再后来袖长越来越短，缩至肩下两寸，到了１９３６年后几乎无袖了。在缩短袖子时，旗袍也悄悄地在左边开了低衩，后来衩越开越高，高及膝部，又高到大腿。社会舆论又说三道四，于是袍衩一度回到膝盖以下。但舆论压力一减小，袍衩又迅速升高，１９３３年后流行大开衩旗袍。旗袍的长短或露藏，取决于当时人们对性与女性的纠结心态。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出现“改良旗袍”，旗袍在裁法和结构上更加西化，胸省和腰省的使用使旗袍更加合身，出现了肩缝和装袖，肩部和腋下也合体了，也有人使用垫肩，称为“美人肩”。而这些裁剪和结构上的改变都是在上海完成，以后的旗袍更加定型，只在长短、肥瘦及装饰上作些变化。
现在的旗袍即是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旗袍为典范，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旗袍，则是以海派旗袍为楷模。这种对旗袍的态度，是中国努力西化与融入全球审美的动力，是女权的兴起，也是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审美对满族传统审美的颠覆，但这种颠覆毕竟不是彻底的，所以张爱玲在《更衣记》中说：“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奇异的配搭，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２０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纽扣来代替，不久连纽扣也被捐弃了，改用嵌纽。”
旗袍归来落凡尘
旗袍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再次归来，但此时的旗袍已不复４０年代之前的洋气。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的发展，西洋时装款型彻底取代了中国服饰，旗袍也就失落了，不再具有２０世纪前半叶的辉煌与尴尬。本来是时尚的、洋气的、高档的旗袍，慢慢变成了酒楼、KTV等场所迎宾小姐的制服。这种变化颇有意思，旗袍从最高的位置降了下去，也许这些娱乐消费场所本想以最高的服装级别来迎宾，但用料的低档、做工的粗糙以及开衩开到大腿根部的夸张，彻底地毁掉了旗袍。
旗袍的另一个“重灾区”是影视作品，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电影中尤为突出。所以在中国人的想象中，旗袍也与三四十年代招摇地坐在黄包车上穿过十里洋场的女人息息相关。
在中国服装史上，再难找出像旗袍这样短短一百年内不断被折腾的服装了，许多服装死了就死了，比如长袍马褂，但旗袍是欲死还活、欲活又死。这其中有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与审美的态度的变化、有对异族态度的纠结，更有对社会阶层变化的在意。服装从来不仅是保暖蔽体的道具，更是社会变革、文化变化、心态斗争的集中反映与表现，这一点在旗袍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我们对旗袍的纠结，即是百年来失去与寻找文化和信心的纠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