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是兰州经济大发展时期，在滚滚的工业洪流中，从上海流过来一条文明小河，汇入波涛荡起金色的浪花。
1955年7月，国务院在上海召开“关于工业内迁及劳动力调配座谈会”，会上提出紧缩上海城市规模的战略决策。上海一些企业要内迁，而正在大开发大建设中的兰州市，需要的是大上海对大西北的支援。因此兰州主动要求与上海方面互派代表参观访问，协商此事。双方商定：上海援兰企业必须是行业中的佼佼者，能够起到示范推动作用。宣传、动员、多方协调，很快确定了援兰企业（包括资金、设备和技术力量）和迁兰落户的厂（店）地址，以及人员安置、工资待遇等事宜。
从1956年起，到1960年底，陆续从上海搬迁到兰州的工业企业有41户，主要从事制药、小五金、玻璃、针织、墨水、印刷等业务。迁兰的汽车修理商业服务业共计73户。这些企业中，有闻名上海的佛慈制药厂、利华墨水厂、大中华酒菜馆、悦宾楼菜馆、意姆登洗染店、泰昌百货公司，凤凰照相馆、登记理发店、立达西菜社，还有号称上海“三大祥”之一的信大祥绸布店，品牌服装王荣康西服店，培琪西服店等。
泰昌公司创设于1871年，历史上经营木器颇有声望，抗战时期兼营百货，到兰后专营百货。由上海带来资金7.76万元。王荣康西服店，创设于1928年，在上海西服业中很有名声。由上海带来资金1.3万元，职工22人。商业企业多是老字号，具有独特的经营特色和经营水平。迁兰企业的组织者之一韩铁成，还热情地参与了和平饭店和红光、健康、幸福浴池及东岗、七里河综合市场的筹建。
从上海迁来的这些企业，为兰州经济注入了活力，带来了先进的经营思想和管理方式，对兰州的经济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些过去不能生产的皮鞋、胶鞋、热水瓶、搪瓷器皿、中西药品等新产品，开始批量生产。
上海迁兰商店良好的信誉和周到的服务，很快博得消费者欢迎。兰州人的发型变了，穿着变了，也知道糕团、西餐是什么味道了。吃早点买一个大中华的大包子，真好吃。街头巷尾流行这么一句话：“兰州姑娘，上海包装。”
省、市政府对迁兰企业十分重视，几十家店铺，几乎全都摆布在市区最佳地段，工厂的厂房宽敞而明亮。十多万援兰职工，开始生活不习惯，见面开玩笑说：“阿拉上海人，来到兰州城，三天不吃大米饭，阿拉肚皮疼。”政府尽量想法给上海人供应一点大米。渐渐的，他们也喜欢吃牛肉面和酿皮子了。
在这个新兴的工业城市里，迁兰企业得到了发展壮大。远东绒线店的月平均营业额比上海时增加了近6倍。培琪西服店和泰昌公司（后并入张掖路妇女儿童商店）的营业额，都比上海时增加了两倍半。新亚洲理发店的营业额增加了50倍。兰州搪瓷厂迁兰时仅有38台旧式车床，年产值66万元，到兰后，1988年的产值达727万元，产品由原来的6种扩大到90多种。迁兰的上海工兴玻璃厂并入兰州玻璃厂，使这个厂子一下子兴旺起来。
虽然兰州早在清朝末年，就由兰州道彭英甲创办劝工局下设玻璃分厂，聘比利时人帮助，生产过玻璃器皿，但因工艺落后，产品质量差，销路不畅，不久即停办。时隔半个世纪，由上海迁兰企业加盟的这个兰州玻璃厂，由于从上海带来了玻璃制品特种工艺，很快发展成为全国生产套料花瓶最多，最齐全的厂家。
原上海工兴玻璃厂的著名技艺能手周山宝、周怀仁父子，随厂来兰后，设计研制试验成功一种大红色套料花瓶，风靡市场，被誉为玻璃工艺一绝。兰州玻璃厂的知名度扶摇直上。
周山宝，上海市人，早年曾在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宝山玻璃厂当学徒。他是中国第一代玻璃技术工人，曾在窑业玻璃厂制作出金鱼缸三只虎脚爪，被称为一绝。制作的荷叶灯罩，鱼花瓶，栩栩如生。行业中公认他是玻璃钳子工高手，享有“上海四大玻璃名匠”之誉。其子周怀仁自幼随父学艺，专攻造型设计。
漂亮的兰州套料花瓶，就是由周怀仁设计造型，周山宝配料操作，经多次对比修改，最后定型的。周氏父子又从莫高窟、麦积山、拉卜楞寺等甘肃本土文化艺术中汲取养料，研制出果绿、天蓝、大红、金红、绯红、透黄、湖蓝红、乳白、桔黄等五彩缤纷的玻璃花瓶。
红色，象征着吉祥幸福，为人们喜爱。但因成本高，工艺难，行业中视其为禁区，连上海老牌玻璃厂都不生产红色玻璃。周氏父子反复试验，终于取得成功。兰州玻璃厂的大红花瓶在全国一枝独秀。
兰州产的套料花瓶，以工艺造型独特、色彩绚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迅速走红。被轻工业部命名为优质产品——兰州特种工艺品。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内各大城市商店一上柜台，即抢购一空。还远销英、美、法、日本、伊朗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天津轻工业局进出口公司把兰州套料花瓶列为出口免检产品。出口的兰州套料花瓶品种有：FV129、FV119、FV290、FV190、FV235、FV245、FV220等。FV是天津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编制的英文缩写。
在众多迁兰企业中最具独特魅力最富有生命力的企业要数佛慈制药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