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择的是发展工业化的路径，在极端封闭的状况下走上改革开放之路，随后快速发展。中国产品价廉物美，比如服装，羊毛衫等多数纺织品、电子消费产品。中国的招商引资卓有成效，资金比较充裕，在资本相对密集的产品上，中国的生产能力更强一些，尤其是重工业获得了长足发展。
中国的制造业所占比重较高，而印度的服务业比较发达，两种产业结构各有利弊。
相比之下，印度在软件服务业、英文普及程度、企业治理机制、金融体系等方面存在优势，除此之外，在某些制造领域，也比中国强一些。例如汽车业，1957年印度就生产奔驰卡车，随后开发出造价低廉的本土化车型。1991年印度开放后，十几家国际著名的外资汽车企业，如福特、通用、丰田等都进入了印度。现在印度的汽车制造业已经跨国经营，形成了一两家很有竞争力的公司，美国的汽车零部件大部分从印度进口。而中国的汽车行业开放较晚，对该行业采取了保护政策，外国的汽车企业只能通过建立合资企业进行投资，并以出口为导向，多数国产企业并未掌握核心技术。
制造业的范围很广，总的来说，中国制造具有更多的优势，但未来存在若干的变数。
首先，关于发展时机。印度错过了20世纪后期工业外包的第一次浪潮，从玩具到彩电，从服装到汽车配件，国际产业的转移制造涌入了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第二次带有技术和资本性质的转移浪潮，印度也落在了后面。中国则在二十多年前，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展开双臂，迎接着来自全球大大小小的投资商，形成了较好的发展基础。
最近几年，印度不满足于领先的软件外包产业，正在努力改变招商引资的态度和基础条件，着力打造全球制造业中心。印度的制造业正呈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印度像塔塔集团那样的私人资本，强大而又高效的公司运作，令中国国企相形见绌，私人资本的力量正成为印度赶超中国的希望。
其次，关于人力成本。美世公司发布的人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北京和印度的孟买、新德里相对比，中国的工资成本明显高于印度。中国的某些地区已经不具备成本优势了。由于劳动力更为廉价，一些纺织品采购商已经转向印度、孟加拉、越南等成本更低的国家。中国的人力成本如果像这样以每年10%—12%的速度增长，就有可能失去成本竞争的优势。
再者，中国在基础设施上占有很大优势。一段时间来，中国每年投入1000多亿美元改善基础设施，为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中国的交通更为发达，这样就大大减低了运输成本。这也是中国产品更为便宜的一个原因。而印度这方面的投入只有中国的两三成，坑坑洼洼的公路和短缺的桥梁阻碍了外资进入印度的步伐。
还有，中国的教育体系好于印度。中国每年从大学毕业的工程专业的学生要远远多于印度。中国的基础教育也要好一些。而印度的教育差别很大，乡村有很多人从未受过学校教育，而另外一些人却受到很好的高等教育。这两个重要原因，使我认为中国在制造业上仍会保持一定的竞争力。
此外，中国的办事效率也好于印度。政府推动力强，办事效率较高，各地都专门出台投资服务的优惠政策。而印度行政、司法效率低下，办公司、拿许可证可能要一两年的时间，打一个官司可能要等好几年，有碍投资者的进入。
目前，“中国制造”占优，但“印度制造”显示后发优势。印度正在为提高国家竞争力而努力，2005年，印度政府公布“制造业国家战略”报告，显示了其发展“世界制造工厂”的决心。目前正在实施一系列的改革，希望提升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印度制造”已经崭露头角，令人期待。如果印度在上述的各方面加大整改力度，印度的优势，特别是成本优势就会比较突出。
不管怎样，在欧亚大陆，有两个国家正在崛起，“龙象之争”难以避免。两个大国在竞争的同时，也会携手面对过程中同样的难题，比如能源和贫困问题。两国开始彼此重视对方，中印交流正在加深，这已经表现在贸易高达40%的增长上。
4.国家战略引导寻新自觉
当开放开发到了一定的阶段，初始竞争力得到发挥，现实竞争力得到一定的积累，就要向深层次的核心领域发展。
“核心竞争力”理论最早是由管理学家加里·哈梅尔（Gary Hamel）和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提出来的，后来延伸至地区、城市和国家。今天看来，区域核心竞争力有两个层次的内涵：以初始竞争因素为基础的、低层次的比较优势，如人文条件、自然资源等，大都是天然禀赋的既定条件；以知识、人才、科研机构等智力资源为基础的、高含量的创新优势，是后天创造的成长因素。先天的因素是求之不来的，讨论后者更有现实的意义。
随着竞争的加剧，企业竞争的重点已经从以往的最终产品的竞争，前移到了产品开发、甚至科学研究的阶段。区域之间的竞争也是这样，同质化、低层次的竞争没有出路，早在开放之初，中国政府在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就注重引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最近几年，特别是加入WTO后，已经积累一定竞争基础的中国，为了应对“狼来了”的全球化竞争，高度重视智力建设，大力提倡自主创新，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效。
2007年，在加拉加斯举行的“新兴市场开发战略”经济论坛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成功是靠低成本的劳动力实现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中国的政策也鼓励技术发展，并建立了科技创新体系。
在吸引资金的同时，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超前的意识，这是改革开放的初衷。在低成本制造的同时，企业和地方都积累了一定的寻优寻新能力。一些区域为追求新的发展，谋求新的定位，比如建设小商品城、汽车城、旅游城、硅谷等特色产业群，开始着眼于塑造各自区域的核心竞争能力，2002年，深圳关于未来出路的大争论最有代表性。这些区域主要围绕下面的三个方面提高寻优寻新能力：
打造特色化的产业集群。区域产业发展已经呈现集群化趋势，能否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力强弱的关键。例如意大利依靠三类传统产业集群崛起，即纺织服装产业、家庭用品类产业和个人用品类产业；美国硅谷、印度班加罗尔、台湾新竹则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成功典范。
构建多层次的创新体系。科技创新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核心。构建充满活力的创新体系，可以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能力，推动区域经济从一般水平上的数量扩张向竞争力提高中的整体升级转变。
营造个性化的发展环境。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哪里的发展环境比较好，哪里就能吸引更多的创新要素，然后获得更快的发展。深圳、上海、大连、北京、青岛等以各自的个性化特色，吸引了诸多相应的创新要素，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成为我国最具竞争力的城市。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在享受成员国拥有的最惠国待遇的同时，也接受了全球化的挑战。为此，中国提出三大对策，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即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国际化的进程，加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创新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成为标志性的事件。
经过两年的反复探讨，2006年初中国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部署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重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正式确立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并提出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战略目标。
2006年，中国的研究开发投入从1995年的348.7亿元上升至2943亿元，位居世界第五，研究开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创纪录的1.4%；现有科技人员以3500万人的总规模居世界第一，研究开发人员达到142万人每年，居世界第二。迅速发展的高等教育，大大提高了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的供应能力。快速增长的科研投入，为自主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国家创新战略的带动下，各区域政府和有关部门都对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2006年，在科技的投入方面，有15个省区市的增长率超过50％，有6个比2005年增长一倍以上。其中，正在进行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辽宁增长96％，科技发展迅速的深圳市提出，今后五年地方政府对科技的投入将达到100亿元。
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推进，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初现雏形，企业已经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几乎所有的中国大中型企业都设立了各种各样的科研、开发或实验机构，所有企业的“司训”中都包括“创新”二字。在国家创新战略的引导下，企业和城市开始了群体性的寻新追求。
2006年，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数学研究综合实力排名世界第四、化学研究综合排名居世界第六、地学和计算机科学综合排名居世界第七、物理研究综合排名居世界第十，纳米技术专利数高居世界第三。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碳纳米管制备、非线性光学晶体、量子信息和通信、超强超短激光研究等一系列原始性创新突破，在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等方面均有重要进展。
高技术研发取得丰硕成果。超级杂交稻亩产800公斤的第二期目标已经实现。以第三代移动通信、高性能通用计算机芯片、计算机操作系统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成果的应用使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继载人航天工程取得历史性突破之后，探月工程正进入发射前的紧张准备阶段，国产大飞机研制已通过国家立项。
公益性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节能减排的电动汽车研制取得显著进展，燃料电池汽车技术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混合动力汽车实现载客运行并具备了小批量生产能力，纯电动汽车实现量产并开始出口。油气资源勘探理论与技术的突破，对南堡油田等一批新油气藏的发现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三峡大坝、青藏铁路、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对资源的综合平衡利用和地区间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06年开始，在中国政府的引导下，整个社会开始探索新的创新型优势模式。中国大陆已经从当初单纯地寻优，启动初始竞争力，转向继续寻优、大力寻新、综合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社会已经处于寻优型为主向寻新型为主的转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