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不出现类似世界大战、政治动荡、金融危机之类的突发事件，世界商业史将迎来一个中国品牌的黄金时代。当然，这一切关键取决于中国新型优势模式的再造，取决于中国寻新能力的迅速提升。也许中国进入世界寻新型国家行列的时候，就是中国品牌时代到来的时刻。
（1）本币升值削弱竞价能力
人民币的持续升值，正在导致出口贸易量下降，很多依靠低成本、低附加值生存的中国制造企业正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目前，出口企业的换汇成本已经增加了许多，产品价格不提，利润就减少；提价就失去竞价能力，已经有不少国际订单流向东南亚等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
第四季度是大批企业签订新一年订单的时期。据浙江某纺织人士说，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影响，2007年完成沃尔玛订单的利润只有2006年的1/3，面对人民币升值，本来可以通过银行远期结汇服务，锁定外汇汇率，但是2008年年终的外汇锁定价格是人民币对美元1∶6.8，企业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来远期结汇，这样利润就更加低微。据有关机构检测，自人民币持续升值后，2008年纺织品的订单机会依然很多，但是合作成功率却明显下降。
受到人民币升值影响的远不止纺织行业。据了解，目前机械产品出口几乎占据我国产品出口总量的一半，而机械产品的生产周期比较长，企业在洽谈合同之初，会对人民币升值留有一定的预期，但是订单时间跨度大，从合同开始报价到完成订单，通常要经历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这期间生产的成本不断攀升，机械的海运时间又难以确定，所以完成一份订单，时间点很难准确把握。
人民币升值已经使很多贸易公司、加工厂收缩了规模。深圳某玩具公司2006年比2005年的出口额减少了约25%，当年出品的一款新玩具车，由于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玩具车的报价从最初的29美元/辆，提高到了36美元/辆，价格受到抵制，计划销售20万辆，结果只卖出12万辆。
内地的纺织、煤炭等产品出口还实行配额制，出口商可以拥有和交换配额，以保障出口。而买卖配额要用美元进行交易，配额买到后就出现了贬值。
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商的生意形态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现在只有通过提高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以求改变被动局面，而这需要相应的寻优寻新能力。因此，不少外贸公司开始尝试转向进口业务。
案例6深圳被谁抛弃
深圳特区曾经不仅是出经验的地方，也是出思想、出观念的地方。“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当年这样振聋发聩的声音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从1980年至今，深圳特区的角色经历了从出口加工区、综合型特区、经济型城市到南方经济中心的迅速转换。是外向型经济的巨大推动力，让这座城市以最快的速度崛起。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从开辟以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为代表的园区吸引外来资本，到外资参与深圳楼群、商业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到以港澳台为主体的加工贸易企业蜂拥而至，再到国际大型制造业企业、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入驻，特区曾为国内外的商品、劳动力、资本、企业、技术等生产要素提供了一个空前的、自由流动的平台。
然而，在“两税合一”之后，深圳已经和其他城市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说还有些特殊的话，就只剩下立法权了。2002年，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上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深圳还是不是特区？”“如果是特区，又‘特’在哪里？”一时间这样的议论此起彼伏。
令人不安的情况还不止这些，随着房价、地价的高涨，深圳的企业正在大量外迁，其中包括不少符合深圳发展愿景的高科技企业。经过半年的调查，2007年《南方都市报》重磅推出“深圳企业外迁”系列报道，立刻引起了多方关注，而资产升值导致的投资成本上升成为这些企业大规模外迁的主因之一。
例如华谊仪表公司，扎根深圳20年并成长为国际知名仪表企业，为了将原本分散于深圳各地的企业集中到一起，2002年整体搬迁至东莞清溪镇。
从事高科技环保产品的美新塑木公司需要700亩的基地，在深圳光买地就要2亿元，高昂地价让美新塑木放弃深圳。
帝马数字公司随着业务量的攀升，设备升级，公司厂房不得不扩容。深圳可供利用的新的厂房也越来越少，而惠东地价每平方米仅50元，于是，帝马新厂址落户惠东。
从城市综合优势来讲，深圳推动高科技企业成长的优势是不可替代的。最初，深圳靠税收上的优惠吸引企业落户，但经过多年后，企业在发展中得到了深圳的特殊帮助，比如在信息上，作为中国窗口式城市的地位，深圳的资讯一直非常发达，香港回归后，深港一体化，又提供了更大的国际化发展平台，这种优势是内地城市短时间内所不可能提供的。
不管愿意不愿意，土地短缺、房价高昂、经营成本上升正在使越来越多的深圳企业外迁。那些曾给深圳带来辉煌或尚在带来辉煌的企业，正在大举外迁或准备外迁。从政府层面来说，深圳希望一些低端产业逐步迁出，但问题是一些深圳鼓励的高新技术和传统优势企业也在出走。
其他沿海发达地区的情况可能没有深圳这么典型，但新形势下，随着资产价值上升、营运成本提高，类似的难题都会存在。
（2）经济特区的寻优模式被外国克隆
中国低成本的经济特区制造模式正在被大量复制，越南、朝鲜、俄罗斯、印度等相继效仿中国，建起各具特色的经济特区。
例如2005年7月俄联邦经济特区法出台后，俄各联邦主体掀起了一股争相申请建立经济特区的热潮。从北方经济区的摩尔曼斯克州到中央经济区的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再到远东经济区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自北向南，由东到西，俄各地都已投入到建设经济特区的滚滚洪流中。
俄罗斯在学习、效仿中国经济特区经验的同时，认为中国经济特区也并非十全十美，最大的问题是高附加值产业所占比重很低，大部分企业都是从外资企业接单生产。俄建立经济特区的目的主要是发展加工工业和高科技产业，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特别经济区域”，与中国综合性、全能型、高科技产业、深度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存的经济特区有很大区别，而与中国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工业园区较为类似。
早在1965年，印度古吉拉特邦就建起了第一个出口加工区，1972年孟买又成立了圣克鲁斯电子产品出口加工区，但这些所谓的特区并未大规模吸引外来投资。究其原因，僵化的劳动力体制、对本国企业的保护性措施、保守的税收和进出口政策、政策的不连续性等，都大大打击了外资进入的热情和信心。
例如，印度法律规定，一家外国公司在印度合作建立一个企业，如果该公司要扩大同类产品的生产另建工厂，必须得到原来印方合作伙伴的书面同意，这就是著名的“第18条款”。在实际操作中，印方合作伙伴为了自己的利益显然不会同意合资方另外建厂。日本铃木公司20世纪70年代末即在印生产小型汽车，算是印度汽车业的“先驱”，但至今也拿不下来新建工厂的许可证。目前受这一条款影响的外国公司多达几十家，其中也包括中国的TCL等公司。
印度经济特区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在2006年2月分，政府通过了《经济特区法》。根据该法，企业在特区内可享受“一站式”服务，即所有手续可以在一个窗口办理；征用土地面积只要有四分之一的面积用于加工业即可；区内企业第一个五年内免交全部所得税、第二个五年减免50%所得税、第三个五年免除再投资收益税收。该法还要求，地方政府为特区提供配套设施建设，特区规模不能小于1000英亩等。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程度比中国内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项政策一出，立即受到了印度企业及地方政府的热烈欢迎。几乎每个邦都开始筹划自己的经济特区，中央政府原定的全国特区总数不超过150个的限制，很快就引发了各邦的不满。由于中央政府难以在各邦之间平衡分配，不久即宣布取消限制。根据最近的数字，目前印政府批准兴建的特区项目已达235个。
但是，印度是大政党、小政府，政策的推动力不强，该项政策遭遇到具有“印度特色”的困难和阻力，除了税收方面受到质疑外，在印度已批准的特区项目中，超过70%的项目都存在土地问题的纠葛。2007年初发生关于特区土地问题的流血事件后，印度政府决定冻结全国所有特区项目。如果这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印度的经济特区仍然存在很大的竞争优势。
案例7中国制造与印度制造的比较寻优
两个亚洲古老大国在20世纪末期，相继开始了各自的复兴之路。
1978年，中国改变了闭关锁国的道路，开始了非凡的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GDP在29年间年均增长约9.5%，人均GDP更是增长了六七倍。“中国制造”充斥着全球各地的超级市场，全球的投资者在29年间向中国输入了约6000亿美元的投资。最近有人预测，中国将在2030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1991年，接任的印度人民党政府调整经济政策，实行经济改革，摆脱了经济缓慢增长的窘境，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以上，成为增速仅次于中国的国家。10年前，不会有多少人相信印度能够成为充满生机和前景的国家，变革赋予了它新的活力，在印度硅谷班加罗尔、海德罗拜，无数软件公司正向全球输送印度设计的软件产品；最大的私营公司塔塔也将物美价廉的汽车、电信产品送到了欧洲甚至更远的地方。
全球的目光开始转向这两个相邻的大国，它们俨然成为亚洲和全球的“明星”。高盛说：30年后中国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家，21世纪属于中国。摩根士丹利和麦肯锡说：也不一定，印度和中国各有优势。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公司美世（William Mercer）说：中国的优势正在丧失，印度人力资本开始表现出竞争力。“印度制造”VS“中国制造”，究竟谁优谁劣？为此，21世纪经济报道曾做过一个专题报道。
中印两国独立的时间相近，分别是1949年和1947年，两国的制造业起点都很低。印度从未封闭过，一直是半开半关的混合经济体，在引进外资方面，它比中国要早，而且较早就注重自主开发。印度早在1985年就提出用电子经济将印度带入21世纪，大力发展IT产业，企图绕过工业化阶段，通过第三产业直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