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民间文化与‘十七年’戏曲改编”为论题，在展开细致深入的研究论述之前，显然有必要对民间文化与中国传统戏曲的关系作一种大致的描述和考察，这既是从“民间”的维度对中国传统戏曲的发生、发展、性质、功能等方面所作的概括性的梳理和探讨，同时也构成了本书的研究语境、理论视野和写作支援平台。
戏曲作为“中国本土的传统戏剧”，王国维对于它的发生或起源曾作过这样的表述—“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认为戏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巫术仪式。而按照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观点，“巫术仅只是错误地应用了人类最简单、最基本的思维过程”，在原始人看来，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一种超自然力量或神灵支配的，通过对这种超自然力或神灵的模仿或扮演，即通过举行巫术仪式，人们可以获得神的力量，并进而达到驱神、娱神的目的，这种仪式行为发展到后世，其功能从娱神转向娱人，逐渐形成了戏剧。以古希腊戏剧而言，便是起源于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祭祀仪式，赫丽生描述过这样的仪式和戏剧场景：
最使人难忘、心旷神怡的是演出前夕的仪式。火花照耀下，人们排着盛大的行列，抬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偶像来到剧院，放在合唱队歌唱的地方。……戏剧打一开始便是宗教性的，起源于仪式。
与古希腊戏剧的发生相仿，也多有学者认为中国戏曲起源于巫术或宗教仪式，胡志毅认为：“在中国，戏剧也是起源于巫术仪式”，牛津大学龙彼得教授则断言“中国戏剧源于宗教仪典”，“在中国，如同在世界任何地方，宗教仪式在任何时候，包括现代，都可能发展成为戏剧”。然而，按照王国维的观点，戏曲尽管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巫术仪式，却直到13世纪初的宋元时期才得以最终形成，他说：
我国戏剧，汉魏以来，与百戏合，至唐而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二种；宋时滑稽戏尤盛，又渐借歌舞以缘饰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至元杂剧出而体制遂定。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
由此可见，从发生到形成，较之于古希腊戏剧，中国戏曲显得姗姗来迟。笔者认为这应该和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大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有关，“子不语，怪、力、乱、神”，从孔子时代开始，儒家学说便“敬鬼神而远之”。于是，以娱神为原型的戏曲只好退隐到“乡村祭祀”等小传统的民间文化中安身立命，用日本学者田仲一成的话来说，中国戏剧是一种“农村戏剧”，可以“用‘祭祀戏剧’这个词语来界定之”，“是农村的祭祀礼仪走向世俗化的产物，具有可以称为礼仪变形的性质，是发生于祭祀礼仪的艺术形式”。
巫术或宗教仪式体现了民间大众的认知逻辑和情感经验，是他们对现实生活世界的认识、思考和想象。这也就是说，在中国戏曲漫长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始终与民间文化血脉相连，得到了来自于民间的直接的艺术滋养，诸如民间歌舞、说唱、杂耍、神话、故事、传说等民间文艺样式，为戏曲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活力与源泉，而戏曲也参与了普通民众生活与精神世界的生成和构造，在与民间社火、迎神赛社、庙会等民间日常生活、民俗仪式的相伴共生中，显示了自身在民间独特的生存样态和景观。质言之，民间文化是孕育传统戏曲的母体，戏曲的根系深深地扎在民间的土壤，民间文化以多种形态和成份呈现于戏曲的文本、表演等各个层面。
在戏曲文本方面，“传统剧目大多取材于小说，说唱和民间传说”，曾经有学者从“叙事模式”的视角考察了民间叙事与古代戏剧的关系，认为正史和传说是中国古代戏曲的两大取材之源，但如果考虑到许多历史记载本身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传说的成分，那么民间叙事在戏曲中的地位就更加显赫了，一些著名的民间叙事模式，诸如“难女婿”、“仙乡淹留”、“复仇报应”、“人兽通婚”、“再生”等往往在戏曲中有着直接的对应与表现，即使是所谓文人创作，“实际上也就是在重新操作民间叙事模式，因为民间叙事不但有取之不竭的素材源泉，而且它始终牵动着广大民众的心”。这是在谈民间资源对于古代戏曲的作用与意义，但也不妨以此来观照“十七年”时期的戏曲剧目。譬如1960年代初根据《聊斋志异》改编的山东吕剧《姐妹易嫁》，就与著名的“蛇郎”故事颇有渊源，“蛇郎”故事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布的民间故事类型，被周作人称为“是极有学术价值的故事之一”，它在中国的亚型通常被称为AT433D型，其故事梗概为：（1）一老汉得蛇相助，欲嫁一女与蛇，大姐二姐不愿意，只有三妹同意嫁蛇；（2）婚后蛇变形为人，三妹获得了美满婚姻，大姐由于嫉妒杀死并冒充三妹；（3）三妹灵魂不死，变成种种物件，终于揭露了大姐，重新与蛇郎过上了幸福生活。与“蛇郎”故事的情节相类，《姐妹易嫁》也叙述了一对姐妹的故事，姐姐嫌贫爱富，不愿与自幼订婚的书生成婚，妹妹却看中书生的优秀品质，从而代姐出嫁，方知书生早已高中状元，妹妹得做状元夫人，姐姐羞愧不已。较之于蒲松龄的原作，改编本《姐妹易嫁》将书生先娶后中状元的情节，改为先中状元后迎亲，采用了民间叙事中常见的“乔装”和“考验”的模式，又将妹妹奉父命代嫁改为自愿出嫁，从而突出了她追求美好婚姻的主动性。但剧本仍然体现了“蛇郎”故事的文化内涵，即“以蛇之变形来象征人的境遇变幻，将蛇郎塑造成一个由贫贱走向富贵的男子，在他命运急剧转变的过程中，将两姐妹——实际上是两种女性的思想性格进行鲜明对比”，从而构成了一种朴素的民间是非褒贬的伦理表达，这个故事的积极意义还在于，它体现了民间大众尤其是普通女子在普遍的婚姻不自由的情况下对于美好姻缘和幸福家庭生活的热切期望和不懈追求。《姐妹易嫁》改编本的成功之处正在于此，它不但吸纳了“蛇郎”故事的情节结构和主题意蕴，又使之生发出女子积极追求婚姻自主的时代精神，这显然会得到当时主流话语的肯定与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