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圣西门、孔德、斯宾塞、黑格尔等人的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础上，开始探索社会有机体理论。马克思以“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为出发点，认为人类社会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实践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发源地。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他还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组成的；它表现为这些个人所具有的联系和关系的总和。”这表明人类社会并不是旧唯物主义所认为的是个体的人的机械组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整体。以后，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现实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这说明在马克思看来“整体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所以，人类社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整体，这一整体是人类在不断进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它根源于人的实践活动，根源于人类生存的需要，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特征是人类社会在宇宙世界中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从社会有机体理论出发，进一步阐述了它的基本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社会有机体的结构作了详细的阐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是马克思对自己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经典表述。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有机体的结构可以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三个层面，表明人类社会主要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部分构成的。以此为基础，马克思进一步探索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他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由于社会有机体是由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部分构成的，决定了社会的发展应该表现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整体发展，检验社会发展的标准应该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整体标准，社会发展规律应该体现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诸要素的矛盾运动，所以，那种把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简单地解读为像物理、化学定律那样的机械决定论是片面的甚至是有害的。恩格斯晚年十分清醒地指出：“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惟一决定性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针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片面强调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错误，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用总体理论分析了社会结构，在他看来，“社会”是由“经济”、“法和国家”以及“纯粹的意识形态”三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从来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批判，因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的社会批判理论。
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特征还表现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整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全面生产”理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构成了人类社会“全面生产”中最基本的生产，也构成了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重要区别。
伴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类不断产生新的需要：“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马克思认为需要的产生“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在羊或狗那里是没有的”。这说明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人在生产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需要，需要是推动生产发展的重要源泉。马克思非常重视“需要”，他认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在他看来，旧哲学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在理解人和社会活动时“习惯于用他们的思维而不是用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会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人又会创造出新的需要。从现实的“人”出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从现实的人的需要出发。“需要”在现实社会中表现为人的利益。所以，从人的需要出发，也可以说是从人的利益出发。不同时代的人、同一时代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利益，作为人类社会，只能从整体上满足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根本利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这说明“意识的生产”也应该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5个基本条件：物质资料的生产、需要的生产、人口的生产、生产关系的生产和意识的生产。由此可见，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整体，其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最基本的生产，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最基本的条件，而意识的生产则是人类社会最高层次的生产；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需要的生产与其他4种生产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生产，而是一个互相作用、对立统一的关系。由于人具有不同的需要，并且这些需要又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所以社会生产是“全面的生产”并且随着人的需要的发展而发展，以满足人的多方面的、不断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的整体发展思想有其深厚的哲学底蕴，它以唯物辩证法的整体性思维作为其内在依据。在唯物辩证法看来，整体性是宇宙世界以及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因而人们惟有通过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才能认知世界并改变世界。卢卡奇、柯尔施十分赞赏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思维，在他们看来，整体性思维（他们也叫“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而“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却背离了这一核心，因而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卢卡奇在《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总体范畴，整体对于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所以，整体性思维是辩证思维的重要方式，也是马克思社会整体发展理论的重要基础。
由于马克思从整体性思维出发，深刻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基本结构、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整体发展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话题。
（二）整体发展：新旧发展观的根本分野
二战以后，一大批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相继产生了130多个发展中国家，其人口总和约占世界人口的74％。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直接影响到全球的发展，因而备受全世界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的努力，国民生产总值年增5％左右。但是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完全能够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经济的增长甚至还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和不良后果。尤其在拉美国家，情况更为严重。例如，20世纪60一70年代巴西经济增长率很高，甚至一度超过了欧共体的经济增长率，跻身工业16国。但是到了80年代，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巴西1．3亿人口中有7000万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正如巴西总统自己所说的：“巴西经济很好，但巴西人过得很苦。”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一方面说明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结构的不协调仍然会导致社会的动荡，并导致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也说明那种只顾经济发展而牺牲其他因素发展、以经济指标作为社会发展惟一标准的传统发展观最终必然危害社会的发展，必然要被新发展观所取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不得不对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传统社会发展观进行反思。“经济增长”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该把发展看成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这说明社会的发展内含着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是社会结构各个部分的整体发展，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发展应该被看成是复杂的多元的：经济的、社会的、科学的、文化的……它必须具有一种综合的特点，即包括社会生活的多种表现形式，并符合植根于各国人民的历史财富和道德的文化的目的。”由此可见，社会的整体发展是人们在总结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共识，它凝聚着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探索、新思考，也显现出150年前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
新发展观不仅强调社会的整体发展，而且强调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强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认为，社会的发展受到4个变量的支配，4个变量之间的互相作用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在他看来，4个变量包括两个政治变量和两个经济变量，两个政治变量分别是指政府能力（或权力）和人民参政情况（或民主化），两个经济变量则是指经济的增长和分配。亨廷顿也认为，社会各因素之间、社会发展各种目标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所有好事一起发生。对于社会发展究竟受到哪些“变量”的制约我们暂且不作讨论，但是阿尔蒙德、亨廷顿给我们展示了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由于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有机性”主要体现在社会各部分之间的互相制约，这就要求人们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速度与质量、发展与稳定等多种关系，合理平衡各个发展目标的顺序，合理平衡各个发展因素的作用，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社会的整体发展。
新发展观也非常强调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佩鲁认为：“更重要的是，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在当代社会“文化危机要比经济制度失灵更为深刻：其原因就在于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发生了危机”。佩鲁还认为，物质利益绝不是造成社会冲突的惟一动因，调和物质利益上的对立要比文化冲突更要容易些。这些观点足以说明西方学者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将会不断显现。
以整体发展为核心的新发展观是对传统发展观的重大超越，是否坚持社会的整体发展也构成了新旧发展观的根本区别。首先，新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均衡，强调这两者是同一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经济发展是社会其他发展的物质前提，社会发展包含着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福利设施的改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方面与经济增长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其次，新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综合的”，要把社会看成是一个由人口、环境、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其他相关关系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社会整体中的某一部分为代价，而应该协调发展。最后，新发展观强调社会发展要与人的发展相协调，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发展，所以，社会发展也不能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现代化中应该包括人的现代化。法国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弗朗索瓦·佩鲁在《新发展观》中深刻阐述了新发展观的基本特征：“这种新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他把整体性看成是新发展观的首要特征。佩鲁认为社会发展要考虑人类整体的各个方面、各种关系的发展：“我们所讲的发展是整体性的；这种发展使技术受到各个人类共同体知识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约束。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