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的机遇。首先，从当今世界力量的对比看，世界各种力量不同程度地在发展壮大。例如，以欧盟为发动机的欧洲一体化正不断深化，俨然已成一极。俄罗斯继承了原苏联的工业基础和军事实力，经济发展呈良好势头，大国潜力犹在。在亚洲地区，日本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一半；印度经济也步入了较快增长的轨道，已成为许多战略家视野中的“世界六大力量中心”之一；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GDP已跃居世界第六位，中国的振兴进程将对世界格局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其次，从政治意识和文化层面看，多极化已日益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最近一些年来的事态表明，在国际事务中的单边行为不得人心，不仅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而且发达国家的反对声浪也日趋高涨。以对伊动武为例，除了英国“铁杆”追随美国之外，德国、法国表示坚决不同意，欧盟很难形成一种声音说话。在某种意义上，各国对多极化的认同反映了一种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追求，这种民主化的社会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多极化的趋势。再次，从多边外交和国际活动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寻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正从双边到多边、地区与全球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展开。国家、国际组织、区域组织乃至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磋商与合作，近年来明显增多与加强，所涉及领域也在不断扩大。特别是联合国在处理和解决各种国际问题上的作用日见突出，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虽有极强的主导意向，但其行为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各种因素和力量的制约与约束。由此可见，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是新世界国际形势演变的必然趋势。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使中国有可能争取到相对更长时间的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
四是新科技革命的机遇。第一次科技革命在英国发端，使英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第二次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在美国发端，使美国成为20世纪最强大的国家。20世纪后期以信息技术为主要代表并包括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能源技术、海洋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方面内容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正推动一场深刻的全球性产业革命、技术革命以及社会生产方式、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成为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动力。从世界经济来看，每次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都是一次国家综合实力的重新整合。每当出现一次科技革命的机遇，都有某些国家后来居上。目前，新科技革命已跨越出产业边界，向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扩展，并通过商业化方式不断开拓新的世界市场，引发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尤其是科技革命推动了新一轮的全球互动式的产业结构大调整，促进了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和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了保持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竞相抢占高科技产业制高点和加快传统产业高科技化的同时，把那些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愿意开放市场、生产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就是因为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传递，才迅速地实现了技术的跨越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综合实力。从人力资源成本、国内市场潜力、产业配套能力和投资软硬环境等各种因素综合比较，中国是最有条件大规模承接新科技革命推动的新一轮国际间产业转移的国家。这不仅可以进一步扩大我国经济总量，也有助于我国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发挥动态比较优势，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层位。
五是中国社会发展进人新阶段的机遇。一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我国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经济总量、综合国力都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2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成果，为我国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二是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新世纪对外开放的新起点，它标志着中国正由有限范围的对外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由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这将有利于中国在更大范围、更广泛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大开放促大发展；三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新阶段。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21世纪初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着三大主要问题：即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和城镇化水平低。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是以解决这三大问题为主要内容的主要调整，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相衔接的调整。因此这种调整，必将使我国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四是体制改革的新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就进行以市场化为趋向的改革。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十四届三中全会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世界各国的实践和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已经充分证明，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经济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得到较好的发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这将使我国的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更加有利于调动各种生产要素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促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第二，“战略机遇期”取决于主观把握。“战略机遇期”这个命题具有双重性的特征，一方面它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它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把握。只有在主观把握和客观存在取得时空上的一致时，战略机遇期才真正具有现实意义。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发展，除了自身条件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及时抓住并利用好机遇。及时抓住并充分利用了机遇，就能实现超常规的快速发展。错失机遇，则功败垂成，甚至会遭历史的无情淘汰。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欧美强国之所以能在18世纪赶上和超过“康乾盛世”的中国，就在于它们紧紧地抓住了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大发展机遇，从而跃上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我们的东亚邻国也曾创造过及时抓住机遇、实现经济腾飞的奇迹。例如日本，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19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奴役。但是经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日本紧紧地抓住19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利机遇，自觉地“脱亚入欧”，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仅用20多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的历程，彻底摆脱了外来侵略和压迫，建立了独立自主的近代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国际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机遇，连续实行开发经济的五年计划，对外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对内建立政府主导下的计划经济模式，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资金支持，迅速实现了产业的高速增长，经济指标接连翻番。在30多年时间里，韩国经济以年均8％以上的速度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62年的83美元迅速跃升至1995年的l万美元，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汉江奇迹”。
对于战略机遇的主观把握，中国有过丧失机遇的惨痛历史教训，也有过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发展的辉煌经历。18世纪60年代英国兴起的工业革命率先推动英国完成了工业化，跨进了近代社会。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战略机遇。然而，面对世界的大变局，清朝政府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使中国与不期而遇的重要战略机遇擦肩而过，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被彻底改变，中国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19世纪70、80年代的“同光中兴”，可以算是近代中国面临的又一次历史机遇。因为普法战争之后，欧洲大国关系趋于稳定，东亚邻国的发展刚刚起步，特别是中国国内局势渐趋平稳，洋务运动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注入了新的基因，给中国带来了难得的20年发展机遇，然而，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中体西用”的中国却被经过明治维新而“脱亚入欧”的日本彻底打败了，中国又丧失了有利的历史机遇。此后，世界体系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再也没有获得相对平和的内外环境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有利时机，中国统治阶层再也无力领导一次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运动，中国仍然是在内忧外患的双重羁绊中裹足前行。1949年，中国历史开启了新的篇章。此时，世界经济开始全面复苏，中国再次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机遇期。虽然我们认识到了，也曾想通过争取外援和扩大内需等多种办法加速经济重建，但雅尔塔体制却使新中国建国伊始就身不由己地深深地陷入了以意识形态为藩篱的国际政治冷战格局之中，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我们只能牺牲这一次战略机遇，到了20世纪60、70年代，世界经济再次出现了发展浪潮，我们却没有认识到机遇就在身边，而是关起门来搞阶级斗争，实行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结果使机遇又一次失之交臂。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以其远见卓识，敏锐地觉察到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出现了一种有利于加快发展的可能性。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及时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非凡之举。对这非凡之举，当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但邓小平发明了“不争论”的原则，即把一切争论暂时搁置起来，集中精力加快发展，因为对中国来说，最要紧的是毫不犹豫地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无谓的口舌之争只会让我们丧失宝贵的机遇。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跨越式发展既证明了邓小平的远见，也证明了主观把握战略机遇期的至关重要性。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十分注意机遇的把握。在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就指出：“在整个九十年代，抓住国内和国际的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这个指导思想要坚定不移，要深入贯彻到各方面工作中去。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发展的机遇不是很多的。能不能抓住时机，做好深化改革的文章，促进国民经济上一个台阶，是对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考验，也是对全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的检验。”此后，对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他几乎每会必讲，言之谆谆。尽管这一时期曾发生了苏东剧变、国内风波、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关系冲突等重大事件，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抓住了发展经济、社会进步这个根本不动摇，把机遇带来的可能性变成了迅速发展的现实。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召开的13年里，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均达到9．3％，经济总量由居世界第十位跃升到第六位。历史再次证明，只有紧紧抓住并充分利用好机遇，才能把机遇带来的可能性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的发展。这样的战略机遇期才能真正显示出它的现实意义。
第三，机遇是与挑战并存的。新世纪头20年在给我们带来诸多机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了许多挑战和风险。一是从世界发展大势看，世界矛盾更加复杂化。目前，和平与发展这两个主要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国际事务中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军事干涉依然存在，诱发武装冲突、局部战争的各种动因仍未消除，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恐怖主义等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继续增长。与此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继续上升，人类发展、进步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共同性、全人类性，恐怖与反恐怖矛盾、扩散与反扩散矛盾、发展不均衡问题、环境问题、能源资源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经济问题等，越来越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来解决。未来世界矛盾将进一步增多，也更加复杂。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都在强化，一方面美国强调需要中国的“有效合作”，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表露出遏制中国的图谋，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复杂性。
二是世界的多极化趋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艰难与曲折。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仅存的超级大国，利用其雄厚的综合国力，强势追求对世界的主导地位，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愈来愈强的单边主义色彩，造成了某种“单极世界”的表象。“9．11事件”后一个时期，美国为了组织反恐联盟，单边主义有所收敛。但随着阿富汗战争的顺利进展，它的单边主义倾向又发展了起来。比如退出《反导条约》，全世界都反对，联合国连续三年开会都呼吁维护《反导条约》，维护这个国际战略平衡的基石，但是美国就是要退出，谁也拦不住；《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美国就是不批准；《禁止生化武器条约》议定书、《京都议定书》，美国就是不支持。美国甚至不顾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坚持武力“倒萨打伊”。这种单边主义的发展趋势不能不令人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