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商业行业一样，近代中国文物商业也形成了比较严密的行会组织。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北京成立了“古玩行商会”，为当时京师总商会成员之一，1929年改名为“古玩业同业公会”，1936年又成立了“珠宝玉石业同业公会”，1937年成立了“刺绣业新民分会”（1944年改称“刺绣业同业公会”）；上海的文物商业行会组织自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后，相继有“玉业汇市公所”，“上海市珠玉业同业公会”、“上海市古玩业公会”、“上海古玩书画金石珠玉同业公会”、“上海特别市古玩同业公会”、“上海市古玩业同业公会整理委员会”、“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此外，在文物商业比较集中的济南、洛阳、开封等城市也成立有古玩商会或古玩业同业公会。这些行会组织承担着对从业者进行统一管理，规范市场秩序，调处仲裁同业纠纷，与政府管理部门交涉等职责。
二、店铺类型和经营方式
（一）店铺类型
根据经营文物的种类和范围不同，古玩店铺可以大致分为金石文玩铺、字画铺、碑帖铺、古钱铺以及字画装裱铺等外围店铺。根据店铺的规模来区分，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坐商或座铺。此类店铺分为两类，一类为临街开设，有固定门面或店堂，有字号或店名牌匾，内设部门比较健全，有掌柜、账房、伙计、学徒及厨师、打更等勤杂人员的古玩店铺。另一类为在胡同小巷或自家住宅内开设的古玩店铺，大多没有字号，不登记注册，因而也不用纳税，古玩行内称为局眼户，如北京炭儿胡同即为此类局眼户云集之地，鼎盛时曾达80余户。
行商。亦称为跑单帮，其中又分为内行人跑单帮（多系古玩铺学徒出师或伙计离店后单干，没有字号）和外行人跑单帮，专为大古玩商和收藏家四处奔走搜购文物。
摊商。指在街头摆摊经营的古玩商，又有固定摊和临时摊之分，固定摊贩一般均登记注册领有执照。
除专门经营古玩的店铺外，近代社会的金店、银楼、古旧书店也兼营古玩，典当业所典押的文物一旦成为无人赎回的“死当”，也会邀集古玩业经营者竞价购买，间接从事古玩经营活动。
（二）经营方式相对灵活
古玩业属于高风险行业，因而在经营方式上视不同情况也会有不同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独资经营：即由经营者自己投资开设店铺，自负盈亏。
2．集资经营：或称合资经营，即由两人以上共同投资经营，公推一人为店主主持日常业务，如有盈利由各股东按出资比例分红。
3．领东投资：即由有实力的实业家、社会名流、大官僚等投资，聘请古玩行业的行家里手经营。
除此而外，跑单帮的行商有时还采取临时搭伙的方式筹措进货资金；在确定能够获得较大盈利时，行商亦会向高利贷者贷款收购文物。
三、多样化的货源渠道
珍贵文物往往是有价无市，因此，没有固定货源就成为古玩业的显著特点，根据经营文物门类的不同和社会关系，不同的古玩店铺也有不同的进货渠道。一是坐等送货上门，这也是最常见的文物来源，上门送货的主要是家道中落的大户人家，多为传世精品，古玩店铺为巩固货源，还经常会给前来送货的仆人支付好处费或跑腿钱，鼓励多送货送好货。二是上门收购，此种形式往往以文物收藏丰富的大户为主要对象，古玩店店主在探知确切消息后经常亲自出马。三是到旧货市场或晓市（鬼市）淘宝，不知文物价值的人家往往将文物置于旧货铺或到各地的晓市（鬼市）出售，其中不时会有精品现世，有眼力的古玩商人时常会从中有意外收获。四是到同业公会等行会组织指定的文物市场或大收藏家、典当业举办的文物卖场统一竞价采购，这种形式通常用适用于大宗文物货源。五是到同行业店铺中调剂货源，互通有无。六是收购出土文物，这也是古玩业的最为重要的货源渠道之一，在近代中国文物法制不尽健全，贯彻落实也不到位的情况下，出土文物的最终流向往往就是各大城市的古玩店铺，只有很少被查获的出土文物有幸被收归国有并入藏博物馆。为抢得先机，许多古玩店铺还在河南、陕西等地下文物埋藏丰富的地区设立有分号或雇请专人长期驻守，随时收购出土文物。
四、形成了特有的商业文化
（一）文化氛围相对浓厚
文物商业较之其他商业行业，文化氛围相对浓厚，这既是其自身经营商品的特殊性质决定，也是经营者塑造品牌、吸引顾客的必要条件之一。近代中国的社会名流、军政要员和文人学者往往都有收藏、鉴赏文物的传统，或为学术研究、或为修身养性、或为附庸风雅，闲暇时经常出入厂肆，搜购文物，与古玩业者过往密切，主客关系融洽，建立了深厚友谊，因而古玩业在社会名流和文人学者中有着紧密的业务往来和广泛的人脉。古玩店铺的陈设也多努力营造古色古香的文化氛围，如不设柜台，开放式经营，古玩字画等任顾客观赏浏览，顾客即使不购物亦可与店主品茶聊天，评介谈论字画古玩的掌故。古玩店铺经营者还经常与志趣相投的顾主结社，定期聚会，参加者各携所藏文物赴会，互相切交流磋文物鉴赏心得体会，一些社会名流以至演艺界名角如梅兰芳、尚小云等为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皆曾为此类会社会员。各地古玩业行会还会经常组织古玩界人士各出精品，举办短期古物展览，互相鉴赏。此外，古玩业经营者的文化素养也比较高，对于伙计和学徒还规定有一套规矩礼法，如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说话要文雅得体；招待顾客时，不得当着客人的面倒茶，端茶要用双手，送茶上桌，不准胳臂朝着客人。在客人面前不要急转身，后退两步再转身等等，如古玩行谚云：“言谈坐卧走，神仙老虎狗；行之于外，必寓其衷。”启功先生就常称赞琉璃厂古玩业从业人员“学识渊博，服务周到”。
（二）注重商业信誉
许多老字号古玩店铺在长期激烈的竞争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与其注重商业信誉，讲究诚信经营分不开的。如上海金才记古玩店以经营新出土的青铜器、唐三彩、宋元名瓷为主，所售古玩如被确认为赝品，即照价退赔，不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因而声名鹊起，闻名遐迩，金才记（T·Y·KING）也成为国外古玩爱好者所熟知的中国古玩经销商品牌，凭借良好的信誉而生意兴隆。开封“群古斋”在经营中以不收售赝品为准则，如对所收购文物断代无绝对把握、真伪难以立即辨别者均入藏不售，而且售出文物均由店方出具断代证明，买主不满意可随时退货，即使收进赝品，也绝不出售而留存店中时刻激励弟子提高鉴定水平。
（三）形成了独特的行业隐语
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文物商业领域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独特的行业隐语，如所谓“软片”，指历代名人字画；所谓“硬片”指历代名窑瓷器；所谓“红绿货”指珠宝、翡翠等；所谓“洋庄”指专门从事向国外或外国人贩卖古玩文物的生意，“洋庄”中又有“美国庄”、“法国庄”、“英国庄”、“东洋（日本）庄”等具体区别；所谓“坐柜先生”指古玩店铺的专职会计人员；所谓“搂货”指行商在古玩店铺赊货，售出后结款；所谓“串馆”指跑单帮的行商携带文物送至外国使领馆推销；所谓“纤手”指古玩业中赚取佣金的中间人；所谓“下宅门”指古玩业经营者派人赴住家上门收购文物；所谓“撬货”指古玩业经营者以普通顾客身份到同行店铺中购买文物；所谓“长眼”指内行人士帮助外行古玩经营者鉴定文物；所谓“封货”，与今日之招标竞价类似，当铺如有到期无人赎回的“死当”或收藏家欲出售转让文物时，邀请古玩业经营者看货，然后将选中的文物及收购价格写下，封入封袋，三天后当众开标亮价，价高者得。所谓“卖公盘”指出售大宗文物时邀请有实力的古玩商公开竞价；所谓“卖私盘”指出售小宗珍贵文物时由中间人牵线，买卖双方私下讨价还价。等等。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行业隐语也略有差异。
五、刺激了文物作伪之风
中国近代文物商业的畸形发展和繁荣，刺激了文物作伪之风大盛，致使伪器大量上市甚至出口，一方面是古玩商人为牟取暴利，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客户特别是国外市场客户的特殊要求。中国文物作伪由来已久，宋代文物作伪已成产业，古玩行有“十彝九伪”之说。明人之《格古要论》中更有专卷论述各类文物作伪技术。明末清初，文物作伪又分为南北两派，各有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及至近代，北京、苏州、西安、山东潍县等地成为文物作伪的中心，高手云集。随着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作伪技术也与时俱进，有了很大提高。例如用拓本照相制版及化学药品腐蚀方法作青铜器伪铭，就比过去錾刻的伪铭要逼真得多，“非仔细辨识，不能识其伪”。由于外国收藏者喜好新奇的器形和纹饰，致使伪作新奇青铜器器形与纹饰也兴盛起来，根据各国收藏家不同的癖好，还有所谓“西洋装”、“东洋装”之分。李先登：《伪作青铜器简述》，载1999年4月14日《中国文物报》。致使外国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特别是青铜器中也有不少赝品；除青铜器外，其他类型文物的作伪造假亦颇为兴盛，如山东掖县的古玩商刘氏、黑氏以出售《郑文公下碑》及其他北朝摩崖拓本为业，由于原摩崖拓制不便，即在家中用砖石仿刻或石膏翻模拓制赝品，远销四川、陕西等地。洛阳一带仿制唐三彩颇负盛名，甚至有的知名古玩商人也时有着道者。20世纪30年代，广西省有关部门搜集太平天国史料时，就有杭州古玩商人借机伪造大量太平天国铜钱出售。更有甚者还将赝品公然售予国家博取声誉，如南京经古斋古玩店店主曾伪造“谓山窑”碑，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并得奖金60元，后被举报，因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有鉴定失察之责，该古玩店主又被无罪释放。
§§§第四节近代中国文物商业的功过
一、对于中国近代文物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
（一）抢救保存了一批珍贵文物
近代中国，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乱频繁和社会动荡之中，豪门大户、著名收藏家乃至皇宫大内往往受到牵涉，大量秘不示人的传世之宝或因盗抢而流失，或因经济困难而售之于社会；在当时博物馆尚不普及、社会流散文物征集尚未形成规范的情况下，古玩业经营者一方面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大量收购流散和出土文物，客观上使之免受无端损毁；另一方面，近代文物商业的兴盛，促进和带动了一批颇具鉴赏力的职业或业余收藏家的出现，通过市场手段调节，实现了藏宝于民，使得许多珍贵文物在乱世之中得到相对安全、妥善的保管，这些收藏家们还结合所藏文物开展学术研究，多有金石鉴赏类的著述流传于世，间接地促进了文物学术的提高。此外，许多近代古玩业经营者自身就是资深的文物收藏爱好者，对于抢救、收购珍贵的流散文物有着本能的积极性，其中不乏爱国心者呼吁政府甚至自发组织抢救保护有损毁或流失境外危险文物精品的义举，如1918年，美国人卑斯博串通陕西地方当局企图将昭陵六骏中的剩余四尊盗去美国（其余两尊已于1914年被该美人盗去），被民众发觉，由西安爱国古玩商人发起，最终追至潼关将文物截下，并迫使陕西督军出面维护，将四骏入藏西安图书馆。
（二）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
文物鉴定对于文物商业经营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经营古玩店铺并不一定需要雄厚的资本，但如果经营者“眼力”不准，进货“不对”，则直接关系到经济效益和店铺声誉。近代古玩店铺以精于专业著称，经营不同门类文物的古玩店铺亦即相当于该门类文物的专业研究基地，许多著名的古玩经营者都是具有极高文物鉴定水准的专家，而经常出入于厂肆，留恋于古玩的收藏家若没有过硬的鉴定功力，买到赝品，则会财物两空，故而买卖双方往往都精通金石书画和古籍版本，培养造就出众多的有不同专长的文物鉴定专家。
文物修复行业与文物商业密切相关，历史悠久。近代以来，随着文物商业的兴起，大量残损但有较高价值的出土文物如不及时修复处理，就会影响文物的经济价值，根据各地出土文物的品类和特色，不同地区文物修复行业主营业务也有所不同，如北京的文物修复业主要以铜器为主，也修复石、陶、玉、骨、牙、木、漆等器物；河南一带的文物修复业主要以历代名窑瓷器和唐三彩为主。文物修复人才的培养一是通过专业的文物修复店铺，一是由古玩店铺雇佣专门人才在实践中摸索创新。民国时期，文物外销兴旺，外国收藏者对于中国文物的品相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市场需求又推动了文物修复技术的与时俱进和不断进步，如北平的文物修复专家王德山就曾自己研究用化学方法做锈，发明了“漆地磨光”、“点土喷锈”等方法，使修复的青铜器效果更加逼真，其法一直沿用至今。贾文忠：《王德山与北京文物修复业》，载1995年4月23日《中国文物报》。近代中国文物科技保护基础极其薄弱，文物修复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此领域的空白，使许多珍贵文物得以“益寿延年”，传承至今。
近代以来，在没有正规文博院校教育的条件下，古玩行业通过“师承制”等主要途径，培养了一批文物鉴定和修复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有的知名古玩商人甚至被政府学术机关聘请为文物鉴定专家。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出身古玩行业的专业人才仍然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和各级各类文博单位继续供职，大都成为新中国文物事业相关领域的骨干力量，近代文物商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对于中国文物事业功不可没。
二、部分经营者在近代中国文物外流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文物商业毕竟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晚清时期，古玩商人大量贩运文物出口，曾令时人痛心疾首道：“我国开化最早，为古代五大文明国之一。徒以不求进化，故步自封，为列强所蔑视。乃古代之书画典籍一切器物，捆载出洋者，日有所闻。若辈唯利是图，不知保存古物，以供学者之参考。再数十年，固有之声名文物，恐将荡焉无存。《清稗类钞选（著述、鉴赏类）》，第67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及至民国，虽然政府三令五申且制定有相关古物出口的法律法规，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部分古玩商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仍然通过或明或暗的途径贩运文物出口。而且，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享有治外法权，视中国法律为无物，这些国家的博物馆、学术机构和收藏家经常按照自己的爱好或研究方向，以下“订单”的方式，向中国古玩商人订货，甚至要求或亲自勾结古玩商盗掘古墓葬遗址，盗割古石刻造像（雕像）、盗卖寺庙佛像壁画等文物，通过不法手段攫取中国文物，进而助长了盗窃盗掘文物之风，使文物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导致了大量中国文物外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