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商业是古玩业相对准确规范的称谓。近代以降，中国文物商业得到了相对快速的发展，成就了一时的畸形繁荣，在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发展史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第一节近代中国文物商业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近代中国文物商业的发展兴衰，上承古代中国源远流长的金石学研究和收藏古物的悠久传统，下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就中国国内而言，金石学自北宋肇兴以后，历代皇室宫廷、士大夫阶层无不对搜求古物情有独钟，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收藏家。至有清一代，乾嘉学派勃兴，收藏、著录、研究金石的风气集一时之盛，刺激了文物市场的繁荣。鸦片战争后，频繁的战乱导致大量公私文物流失，清朝的覆灭使皇亲贵族和遗老遗少失去了锦衣玉食的无忧生活，不得不靠出售传世之宝以维持其奢靡的生活，清皇室更是将宫中宝物或公开拍卖，或抵押银行，以募集经费，维持巨额开销，使得大量珍贵文物流散于社会，成为古玩业的重要货源之一；晚清和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使文物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盗墓横行，屡禁不止，大量的出土文物成为古玩业另外一个重要的货源，为近代中国文物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此外，近代中国动荡的社会局势，使得文物的保值作用日益凸现，各类军阀、政客和暴发户或为收藏储值，或为投机钻营，或为装点门庭，也成为古玩业的主要客户。
就国外对中国文物的需求而言，欧洲上流社会自古以来就有收藏鉴赏文物艺术品的传统。早在文艺复兴时代，贵族们和红衣主教们的宫室里边就开始摆满古代雕像和美术品的碎片。〔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80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随着文化教育水平和艺术审美能力的提高，贵族开始对各种知识和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收集和珍藏中去，或是书籍，或是绘画，或是古物。拥有一定数量的绘画和书籍，是贵族具有的文化品位的表征。17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英国贵族在大陆游学途中，热衷于购买和收藏古代意大利的雕刻与绘画作品。同时，新的鉴赏家的文化观念也随之出现，鉴赏家的目标是：开展科学实验，收集自然或人工的稀奇物品、进行考古研究、欣赏艺术、购买古代雕刻和古老的名家作品，白金汉公爵曾亲自下令开展这类收藏活动，阿伦德尔伯爵托马斯在罗马开展考古发掘，并将出土文物陈列在自己府邸的花园里。此外，许多贵族也致力于地方考古，他们这么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力图证明家族的高贵和家世的久远。姜德福：《社会变迁中的贵族：16—18世纪英国贵族研究》，第280—287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许多英国大贵族的府邸本身就是著名的博物馆、艺术珍品数以千计，价值难以估量。阎照祥：《英国近代贵族体制研究》，第251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而不少著名的统治者也对文物收藏情有独钟，“拿破仑心目中除了古典文化以外，别无文化可言。他把从所征服的各国夺来的艺术杰作全都运到巴黎来，为的是要把巴黎变成世界博物馆，这种世界文明的概念乃是十八世纪理想的流风遗韵，并可上溯古罗马传统和天主教的影响”〔法〕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下卷，第247—248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以往仰慕中华文明的西方列强（以后又增加了日本）露出了强盗的本质，先是通过战争手段（如火烧圆明园）抢劫中国文物并运回国内，不仅引起了西方收藏界对于中国文物和东方艺术的强烈兴趣，也带动了欧美和日本“汉学热”的兴起，随着一批东方学和汉学研究机构的相继成立，需要大量的文物典籍作为其研究的资料基础；到了19世纪晚期，美国的综合实力逐渐超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在星条旗下一夜暴富的富豪为自抬身价，也加入到了搜购中国文物的行列之中。当时，在顶级富豪当中，古代画家的作品和其他昂贵的艺术品，其价格在美国百万富翁的竞购下，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点。〔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第28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觊觎中国文物已久的日本自不待言，除通过战争直接抢掠外，还利用所谓“同文同种”的优势，不遗余力地大肆收购中国文物甚至直接在中国投资经营古玩业，名正言顺地在商业外衣下将中国的文物典籍运回日本。
一方面，国内外收藏界、学术界的需要催生了近代中国文物商业相对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相对充足的文物货源使得怀有不同目的的收藏者更加认为中国是取之不竭的文物宝库。这种供需两旺、有求必应的情形造就了近代中国文物商业畸形繁荣和中国珍贵文物大量外流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第二节近代中国文物商业的发展概况
从分布地域来看，近代中国文物商业比较集中地聚集于历史文化名城和开埠较早的一些大城市。其他省份的文物商业虽也普遍存在，但尚未形成规模经营。
一、北京（北平）的文物商业
北京（北平）的文物商业在近代中国文物商业发展史上应当是最为著名的，以至于北京（北平）文物商业的中心“琉璃厂”几乎成了古玩业的代名词。
近代北京（北平）的文物商业主要集中琉璃厂一带。“琉璃厂，辽时京东附郭一乡村耳。元于其地建琉璃窑，始有今名。清乾隆后，渐成喧市，特商贾所经营者，以书铺为最多，古玩、字画、文具、笔纸等次之……，旧时图书馆之制未行，文人有所需，无不求之厂肆……盖所谓琉璃厂者，已隐然为文化之中心。”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第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清乾隆年间，适逢金石学再度发达，同时朝廷开馆纂修《四库全书》，文人学者云集京师，古玩业经营者为适应修书及学者研究之需要，大量自各地搜购金石、古玩、书画、古籍、碑帖等，琉璃厂文物市场遂逐渐形成并长盛不衰。1927年以后，琉璃厂分成了东琉璃厂和西琉璃厂，东琉璃厂以古玩业为主，西琉璃厂以旧书业为主。此外，琉璃厂周边的厂甸“街长两里许，所售之物以古玩、纸张、书帖为正宗，乃文人鉴赏之所也”。1917年建立的海王村公园，园内曾有19家古玩店；火神庙内也有古玩、玉器商设固定摊位经营。廊房二条一带为北京（北平）珠宝玉器的主要集散地，经营户同时也兼营金石古玩，鼎盛时曾有百余家店铺。前门外东珠市口内的西湖营为北京（北平）著名的绣货街。
近代北京（北平）的文物商业经历了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两度摧残，但又几度复原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至清朝灭亡的近半个世纪，北京的文物商业因外销刺激得到了相对快速的发展，古玩店铺数量增长较快，据不完全统计，1875—1908年，就有94户古玩店铺开业，其中开设于琉璃厂内的达55户。《北京志·文物卷·文物志》，第606页。1912—1937年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统治期间，北京（北平）新开业的古玩店铺达140户，其中开业于琉璃厂的有97户。北平沦陷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新开业的古玩店铺仍有33户，其中开业于琉璃厂的有23户。《北京志·文物卷·文物志》，第607页。北平沦陷时期，古玩界因战时“洋庄”生意萧条，遂将大批文物运至上海等地寻求商机，史称“北货南运”。解放战争时期，苛捐杂税繁重，北平文物商业萧条，古玩店铺纷纷倒闭歇业，琉璃厂的韵古斋、鉴古斋等以前知名的古玩店铺甚至要以兼营茶叶、纸烟、酱油等日杂用品维持生计。
二、上海的文物商业本小节参上海文物博物馆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上海文物博物馆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国际性城市，自开埠以来文物商业就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以文物外销为主要业务，致使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近代上海的文物市场自清末开始主要有：由珠玉业同行集资建立的行会市场玉业汇市、新汇市、振兴汇市；综合性的文物市场四美轩、中国古物商场、上海古玩市场等。20世纪30年代中叶入市经营的古玩业商户达210家左右，为上海文物商业之全盛时期。上海沦陷期间，古玩业外销阻滞，业务衰落，部分从业人员无法维持，改营他业者甚多。抗战胜利后，上海古玩业又有所恢复，据民国35年（1946年）统计，“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总计有会员169家，截至民国36年（1947年）12月公会第二届会员大会时止，公会实有会员共计180家。当时，“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还依资本额将市场内有固定店铺的坐商评为4级，其中甲级1家；乙级9家；丙级14家；丁级14家。
上海文物商业领域比较著名的古玩经营商户有：
（一）卢吴公司。成立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由旅法华商卢芹斋与上海古玩业商人吴启周等联合创设，总店设于法国巴黎，在上海设办事处。系中国开办最早、向外国贩运珍贵文物数量最多、经营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私营公司。
（二）禹贡古玩号。1942年由原卢吴公司驻北平负责人叶叔重独资开设，以经营商、周、秦、汉青铜器，古雕（造）像和宋元名窑瓷为主。
（三）福源斋古玩店。1938年开设。业主戴福保擅长商周青铜器、唐三彩陶器、雕刻艺术品和漆器鉴定，经手收售、庋藏的古玩均属精品，以向卢吴公司贩卖古玩珍品为主要业务。
（四）雪畊斋。1942年开设。店主张雪庚擅长金石书画和古籍版本鉴定，民国35年（1946年）接替禹贡古玩号业主叶叔重出任卢吴公司代经理，主要从事古玩收售业务。
（五）珊瑚林古物流通处。1946年开设，以经营历代官窑瓷珍品为主，兼营书画等其他古玩。
（六）史德匿古玩行。又名“古迹洋行”，1927年由史德匿（拉脱维亚籍）开设，民国35年（1946年）1月加入上海市古玩业同业公会，后将店址出让于雪畊斋文玩号，民国37年（1948年）6月退会。店主史德匿于20世纪初来华。曾就职于上海中国江海关出口古玩检查部，精于鉴定，庋藏丰富，尤以金石书画和古瓷器著称。
（七）金才记。开设于民国初年，在沪经营近40年，为上海首家最大古玩店。1949年结束在沪营业，移至香港继续经营。
三、其他地区和城市的文物商业
（一）天津
清代天津庙会中，常有“设摆”之举，即有钱人把家中古玩珍宝，陈设于会上，并标榜姓名，以示富有，古玩业便应运而生。天津卫城北门为古玩业集中地区，既有店铺，又有摊商，时人有诗云：“城门内外满街泥，古玩摊多不整齐；古玩汉章名字画，家家也卖玉东西。”张仲：《天津古玩业小史》，载2005年10月1日《每日新报》。清末民初，一些北京的皇室贵族搬至天津，逊帝溥仪被逐出宫后，也蛰居天津张园，皆以变卖文物维持奢华生活，为天津文物市场增加了货源。天津还是北京（北平）古玩业的重要货源地和中国近代主要的文物出口地之一，主要的文物市场集中于劝业场、沈阳道一带。
（二）西安
近代西安文物商业多集中在南院门、北院门、府学巷、书院门一带，比较著名的有“和茂永古玩店”、“艺苑斋古玩店”、“九鼎斋”、“文宝斋”、“古秀轩”、“华茂轩”、“积盛斋”、“翰墨堂法帖局”、“博古堂”、“安善堂”等，经营特色以三代铜器、名人字画、瓷器、玉器、碑帖拓片等为主，著名的“毛公鼎”即是被西安古玩商抢救得以存世。此外，西安的“鬼市”往往也有出售文物者，亦是收藏家、鉴赏家淘宝之地。刘玉苓：《清末民初至建国前西安的文物市场》，载《文博》1995年第1期。西安的古玩商大多开有店铺，坐堂收购或派人收购。少数则为行商，专替他人下乡收购或去京沪长途贩运或从事掮客业务。回族古玩商人在西安文物商业中占有重要位置。
（三）河南
近代河南文物商业主要集中于洛阳、开封等地。
洛阳系九朝古都，地下文物埋藏丰富，尤其是古墓葬众多，有“邙山无卧牛之地”一说。清末洛阳的古玩店铺以“会友斋”较为著名，主营珠宝、玉器、铜器等。到民国初年，北京古玩商人纷纷赴洛收购文物，以陶器和唐三彩为主，带动了当地古玩业的兴起，洛阳城内本地商人投身于古玩行业的，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专门收购铜器、陶器、玉器等新出土文物。吴圭洁：《漫话洛阳古玩行》，载《纵横》1996年第9期。由此衍生的副产品是盗掘古墓葬之风的大盛，当时豫地各类民团、会道门及黑恶势力众多，视其为生财之道，发掘古墓葬盗取文物俨然成为武装保护下的明火执仗的公开事业，被盗墓者沿用至今的利器“洛阳铲”亦为此时发明。
开封为当时的河南省会，不仅文物资源丰富，而且文物商业也颇为发达，其中最负盛名的为“群古斋”，斯店垄断河南文物商业几近30年，主营洛阳、安阳一带出土的三代青铜器及宋元瓷器、古旧玉、唐三彩等，20世纪30年代后，又进军北平和上海文物市场，声名鹊起，琉璃厂老字号无不与之有业务往来。“群古斋”创始人蔺仕庵被业内人士称为“钧窑大王”，长期担任开封古玩业公会会长，还是上海古玩界选出的“十大古玩巨子”之一和1939年美国金门博览会特聘的东方艺术品鉴定人。王琳、陈隆文：《群古斋与河南古玩业的兴衰》，载《中州今古》2000年第2期。
（四）山东
近代山东的文物商业主要集中在济南、潍县、曲阜、益都等地。
济南古玩店铺多集中在旧城布政司街、曲水亭街、芙蓉街等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后，日资进入山东文物商业，在济南又新开设了一批古玩店铺。至1919年济南共有中国人开设的古玩店铺23家。1928年“五三”惨案后，济南古玩业受时局影响逐渐衰败，至1933年仅存10家。日伪统治时期，济南市古玩业又有回升，据1938年统计，全市古玩业店铺共30家。抗日战争胜利后部分店铺歇业。比较有名的店铺有石妙斋、鸿宝斋、茹古轩、大陆商行、新生商行、万有商行等。潍县文物收藏世家众多，享有盛名，如陈介祺收藏的毛公鼎等均为稀世珍品，陈氏还建有“万印楼”收藏秦汉印玺万余方。曲阜的古玩商主要以仿制出售玉虹楼法帖及其他碑帖为主。经营时间较长的有陋巷街高氏成宝堂、西华门侯氏崇文堂等。抗日战争前，全县有碑帖工人百余人，店铺10余家。除本地销售外还向上海、北京等各大城市推销。
§§§第三节近代中国文物商业的经营特点
一、形成了比较严密的行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