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军的侵略和封锁，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渠道和范围都大为缩小，文物对外交流也受到影响，主要的文物对外交流活动有：1938年1月，厦门大学教授林惠祥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远东史前学家第三届大会”，并在会上宣读了题为《福建武平的新石器遗址》的英语论文，论文引起学术界关注并刊登于会议特刊；1939年，美国举办纽约、金门世界博览会，中国应邀参加并进行了积极的筹备，拟选调内迁贵阳的故宫文物赴美展出，但由于抗日战争的局势日趋紧张，海运交通为日军封锁等原因，筹备工作被迫中止，未能组团前往，仅有个别中国艺术家和商界人士辗转前往参会，有的参展美术作品还获得了奖项；1940年，李济因其长期以来在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成就，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其名誉会员称号，因战争时期无法赴英，李济在昆明接受了荣誉证书。
这一时期，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文物对外交流活动是1940年至1941年间赴苏联的“中国艺术展览”。1939年，为增进中苏两国关系友谊，在国际上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悠久历史文化，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中苏文化协会倡议，拟在苏联举办中国艺术展览，展品一部分从故宫博物院南迁贵州安顺的文物中挑选，约100件，主要包括安阳殷墟出土文物和中国古代书画；另一部分系能够反映中国文化特别是抗日战争风貌的木刻、油画、雕塑等美术品。“中国艺术展”于1940年1月在莫斯科国立东方文化博物馆开幕，共设17个展室和1个展厅，展出至当年8月。展览期间，苏方还从其国内博物馆收藏的中国艺术品中挑选出珍贵文物1500余件，与中方参展文物联袂展出，为展览增色不少。此后，中国艺术展览于1941年3月至6月又在列宁格勒展出。后因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列宁格勒成为危城，中国艺术展览于同年9月撤展，所有文物和展品辗转运回重庆。该展览在苏联展出期间，获得苏联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和舆论界的广泛宣传，对加深苏联人民理解和支持中国抗日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节抗日根据地文物事业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在给予日寇沉重打击的同时，开展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其中文物事业受到了相当重视，根据地军民在物质条件匮乏和战争环境极端险恶的条件下，在抗日烽火中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陕甘宁边区的文物事业
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和发展文物事业，1939年2月边区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中规定，边区政府设教育厅，负责掌理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馆等管理工作。边区开展的文物事业主要有：
（一）保护文物古迹
1939年2月，为打破国民政府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动员大会，拉开了大生产运动的序幕。陕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人文积淀深厚，随着轰轰烈烈的开荒运动，许多沉睡在地下的文物也被陆续发现，由于缺乏文物保护知识，保管不当，致使部分文物受损。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告。指出：“一切历史文献以及各种古迹古物，为中华民族文化之遗产。要求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和一切人民团体，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亟宜珍护。如有发掘的古迹古物，更望勿有遗失或损坏。务必送至指定地方保存和及时提供研究。”张志强：《大生产运动中对历史文物的保护》，载1990年11月8日《中国文物报》。对于地上文物的保护，边区主要领导同志也给予了相当关注，如1942年12月，边区主席林伯渠出巡时就曾嘱咐地方政府领导妥善保护陕北富县宝室寺梵钟（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口唐代铜钟）。姬乃军：《林伯渠情系宝室寺铜钟》，载1994年10月23日《中国文物报》。
（二）开展文物普查
为使边区境内的历史文物得到妥善保存，1939年11月2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由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主、教育厅长周扬签发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为调查古物、文献及名胜古迹事给各分区专员、各县县长的训令》。《训令》指出：“查我国西北一带，原系祖先发祥之地，而边区又为西北之要地，历代所遗文物胜迹之多，自不待言。此项古物古迹，或已被发现而尚无适当保管，或保存未尽妥善，或有经发现即为私人收存，未被社会所晓，更有埋没未经发现者，当不在少数。而历代古物、文献与古迹实为研究过去社会历史与文化之发展的必需参考材料。我边区既有丰富之历代文物胜迹，乃过去未加注意，任其弃置散失或深藏，不惟足以抱憾，实亦文化上之损失。本政府现在决定对边区内所有古物、文献及古迹加以整理发扬，并妥予保存。为达到此任务，先在各县进行调查，兹制定古物、文献、名胜古迹调查表三种，印发各县，仰该专员、县长转发所属各区、乡政府机关，着手调查，依表填记，统限于本年底查填完竣，汇集呈送教育厅”。张翼燕：《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一则文物训令》，载1988年8月5日《中国文物报》。《训令》比较全面、具体地规定了文物调查的指导思想、重要意义、具体方法及奖励措施，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体现了中共对祖国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这也是边区政府领导的边区行政区域内第一次比较全面的文物普查，对抗日根据地文物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
（三）搜集整理革命文物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革命文物的征集，并利用革命文物进行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和政治思想教育，启发人民的革命觉悟，激励人民的斗争精神。1937年，为纪念红军诞生10周年，党中央决定大规模地编辑红军战史，并发出“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规定征集范围包括红军时期的报纸、传单、标语、宣言、图书、文艺作品、日记、相片、纪念品、旗帜、战利品以及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印发的决议、命令、通知、报告、法令等。1938年7月，延安解放社为征集中共历史文献也发出了启事，接着中央秘书处、办公厅、组织部、中共西北局、中国青运领导机关、部队、学校、医疗卫生等各行各业均发出启事，要求各机关、团体及个人帮助收集革命文献、实物。1939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第163号通令指出：“为收集革命文献和实物送缴革命博物馆，作为重要的永久性的宣传教育资料，特决定即时（迟则不易收集）广泛收集革命史料，其范围是以五四以来，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心，上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及其他革命党派、团体之革命史迹。”具体收集内容分为文献——凡秘密或公开发行之报纸、杂志、图书、表册、宣言、标语、日记、手稿、传记、墓表、信札、墨迹、影片、年画、木刻以及一切有关革命之史料（反革命之文献有关革命者亦在征集之列）；实物——烈士遗物、雕像、秘密和公开时期的兵器、旗帜、标帜、证章、印信、货币、邮票、印花、土地证以及一切有关革命的历史实物（反动政府压迫革命之刑具等实物，亦在搜集之列）。张志强：《延安时期的革命文物征集》，原载1991年3月10日《中国文物报》。
（四）发展博物馆和展览事业
1940年3月31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并讨论通过了建立成吉思汗纪念堂、蒙古文化陈列馆等提案；一致推举毛泽东、洛甫（张闻天）、王稼祥等为名誉理事，选举吴玉章、林伯渠、李富春、罗迈等35位同志为理事。7月24日是蒙古人民夏季公祭成吉思汗之日，延安各界于是日举行纪念大会，并举行了成吉思汗纪念堂暨蒙古文化陈列馆落成典礼。张志强：《延安的公祭成吉思汗活动》，原载1990年1月18日《中国文物报》。同年11月14日，边区政府举办了“鲁迅展览会”，展出了与鲁迅有关的书籍、报刊等；1941年8月，延安地质学会主持之边区地质陈列馆，经数月筹备在文化沟成立，边区的主要岩石矿物及其他标本，“正积极布置收集陈列，不日可开放”载1941年8月20日《解放日报》，转引自《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四辑，第57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扬等提出了建立边区历史博物馆的议案。从1943年开始，延安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包括有关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军事、财政、司法、文教卫生等内容的综合展览。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第1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如边区农业竞赛展览会、工业展览会（先后举办过两届）、妇女生活展览会、全国报刊展览会、晋察冀边区艺术品展览会、延安市卫生展览会、边区建设展览会、太行区战绩生产展览会、太行区文教展览会等，总数不下百次。可见在战争环境中，边区即已利用博物馆及陈列展览之方法践行党和政府的文化宣传教育职能，虽然具有流动性、临时性等特点，相对比较简陋，却难能可贵，反映出了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高昂的精神面貌。边区的展览事业也引起了盟国友人的浓厚兴趣，1945年元旦，美国空军上尉奥斯德尔（音）一行七人，在延安参观了边区战斗生产展览会，尤其对关于部队和民兵的展览品特别注意，留下了深刻印象。参观结束后，奥斯德尔上尉在留言簿上写道：“这个展览会上所显示着的进步和发展，正是勇敢的人民所成就的最完美的例证，这些进步是中国人民的伟绩。”鲁登、爱泼斯坦等著：《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历史资料供应社，1946年。
此外，在考古调查与发掘方面，1942年，尹达曾在延安附近调查发掘过龙山文化遗址并出版了《中国原始社会》一书。在民族文物搜集方面，1940年11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文工团、蒙古文化促进会等组成了蒙古考察团赴伊克昭盟，收集民间画、宗教画、佛像、刺绣等数十种。
二、其他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文物保护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下的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亦十分重视文物的抢救保护工作，在文物管理方面也有专门机构和政策规定。如《晋冀鲁豫边区县政府组织条例》规定县政府教育科掌理：“民教馆、图书馆、……保存古迹及其他一切文化建设事项”引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二卷。。晋冀鲁豫边区还十分注意在锄奸斗争中防止文物流失，曾于1942年8月颁布了《汉奸财产没收处理暂行办法》，规定汉奸财产分为动产、不动产、日用品和解上品四类，珠宝、古玩、书画、玉器等属于解上品，“没收之解上品，不得分配，解缴专署以上政府处理之”西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编：《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辑（1840—1949）》第一辑，1985年。。1945年8月，八路军第一次解放承德时，即成立了离宫管理处，负责避暑山庄等文物古迹的保护管理；1945年8月，八路军山东军区和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发布了《军事时期城市管理纲要》，其中第九条规定：“学校、图书馆、博物馆……一律暂行保管，听候处理，并积极予以整理改造，服务社会。”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山东抗日根据地》，第19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
各根据地在战时还积极抢救保护祖国珍贵文化遗产。如中共太岳第二地委和第二军分区组织地方党委政府及民兵干部，在爱国僧侣的配合下，从日军觊觎中的山西省赵县（今洪洞县）广胜寺上寺抢运出金代刻版大藏经（又称《赵城金藏》）4700余卷，安全进入根据地，期间有8名八路军战士为掩护文物在与日军激战中牺牲。经卷辗转运往太行行署妥善保存至全国解放后由华北人民政府拨交北平图书馆收藏。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942年6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抢救保护了一批河北景县出土之北魏时期古墓陪葬文物。新四军军长陈毅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就留意文物的搜求与保存，当时新四军活动的苏北地区，不乏书香门第，文物藏书甚多，在敌我犬牙交错的复杂环境中，为使文物古籍不致落入日伪手中，免遭战火破坏，陈毅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当获悉镇江图书馆有一批藏书转移至属于新四军活动区的兴化县，陈毅即命著名文化人阿英赴兴化“将善本运来，其余就近埋伏。”1942年夏，阿英去阜东采集创作素材的同时，“沿途访书”。追寻到一部木版《红楼梦》的线索，还找到了阜宁地区重要古迹《平倭碑》的下落。阿英：《陈毅与苏北的文化工作》，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战时期第四册），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945年9月，新四军苏浙军区总部在行军途经江苏宜兴县善卷乡时，为保护名胜古迹善卷、庚桑（张公）两洞，弘扬民族文化，以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布告，曰：“查宜兴境内善卷与庚桑二洞为名胜之著称。亦属民族文化古迹之一。我军所至，纪律严明，对该洞之名胜古迹，皆须维护与尊重。”并在善卷、张公等地进行张贴宣传。谈鹤鸣：《新四军保护文物古迹的通告》，载1990年8月30日《中国文物报》。此外，各根据地还充分利用展览形式宣传抗日战争，如1941年晋察冀边区组织美术作品展览，在冀中区巡回展览3个月，观众达5万余人；1945年，晋冀鲁豫边区举办文教展览会，设13个展室，展品3900余件，观众达1．6万人次。
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文物事业虽然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取得的成绩相对有限，但却是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军队重视文化、保护文物优良传统的延续与继承，是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