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希特勒与艺术》
《希特勒与艺术》，是赵鑫珊所有著作中让他自己也让读者倍感沉重的书。因为，作者和读者都被迫去翻开人类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最血腥、最黑暗的一页。尤其是作者，在大量搜集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的过程中，必须一次次地面对那段恐怖得令人窒息的历史，心情的压抑、痛楚和愤懑可以想见。然而，我以为，这也当是一本令作者无比欣慰的书，他从一个从未有人观照的独特视角，揭示了希特勒和纳粹反人类、反道德、反艺术的丑恶嘴脸，激起人们对和平的珍视以及警惕历史死灰复燃的忧患之心。
以往的希特勒传记或是研究论著，多是从希特勒与战争的关系入手的。而这本著作却独辟蹊径，向我们揭示了希特勒的艺术趣味，以及他的艺术趣味与世界观形成的关系。我们从作者的叙述中得知，希特勒10岁时便参加了唱诗班，选择了歌咏课，从此，音乐成了他终身的爱好。不过，他对音乐的选择性很强，爱和恨太分明——他的其他艺术爱好也是如此，这造成了他畸形的艺术观和世界观。11岁，他的绘画爱好开始崭露头角，他的同班同学魏恩伯格有一次十分惊讶，因为希特勒仅仅根据对肖恩伯城堡的记忆便作了一幅画。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曾回忆“有一天，我终于决定要做个画家，做个艺术家”，他不管父母的反对，要坚定地献身于他的艺术之梦。12岁，希特勒生平第一次听瓦格纳的歌剧，那句“德国的剑为德国取得土地”激起了他大日尔曼族至高无上的感情。赵鑫珊认为，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的种族观念开始萌芽，他的罪恶一生，他的所谓人生使命感，都可以用这句唱词来概括。希特勒18岁报考维也纳艺术学院名落孙山，24岁闯荡慕尼黑，艺术之梦同样破灭，25岁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艺术梦想的破灭，人生接二连三的挫折，使他在1918年11月19日“已下决心做个政治家”。
希特勒有自己的艺术取向，这本无可厚非。但他以自己仇视的目光，把他的艺术趣味与纳粹的政治、道德理念相结合，产生出邪恶的艺术观念，营造出妖魔化的艺术氛围，给艺术和艺术家带来了悲惨的命运。
希特勒一再重申，艺术的任务就是表述纳粹的世界观，让德意志民族有新的觉醒，要通过纳粹艺术去塑造新一代北欧型的日耳曼人种，包括其灵魂和精神。根据他的病态强迫思维症逻辑，新德国的艺术创作就是要为地球上的“主宰民族”提供“一个理想的范本”。于是，纳粹德国艺术创作的主题便成了“种族和国家”、“家庭”、“血统和大地”。帕杜亚创作的《莱达同天鹅在做爱》这一类作品便受到希特勒的激赏。这幅画是根据古希腊神话创作的，主神宙斯化作天鹅同莱达做爱。希特勒认为自己也是超人，在这个地球上负有一种神秘的、崇高的使命，而体态丰盈、极为性感的莱达便是日尔曼女性的象征，其后代无疑是日尔曼血统的纯种，上帝选择他来统治世界。这样的作品正迎合了希特勒的艺术理念。
按照希特勒的艺术观，他发动了一次文化领域的“革命”，这场“革命”是纳粹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5月10日午夜，成千上万名学生举着火炬，游行到柏林国家歌剧院前面的广场，焚烧了包括马克思、爱因斯坦、托马斯·曼、杰克·伦敦、H·凯勒、左拉等文化名人的约两万册巨著。戈培尔宣称，从灰烬中一种新的精神诞生了。希特勒还对20世纪以来一切现代派艺术加以围剿，他谴责现代派艺术是“有毒的花朵”，只是因为他早年在维也纳和慕尼黑流浪时就憎恶现代派绘画，深恶痛绝20世纪艺术上的一切新潮流：印象主义、主体主义、表现主义和达达主义等。这些被毁灭的作品有五千多件。而门德尔松、马勒、布鲁赫、奥芬巴赫、托赫这些杰出作曲家的作品，只是因为作者是犹太人便被禁止。希特勒就是这样动用国家机器，把他不喜欢的艺术无限上纲上线，用法律来加以消灭。
赵鑫珊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给我们描绘出纳粹德国这样一幅“艺术繁荣”的景象：由于希特勒指望通过纳粹艺术去塑造新一代北欧型的纯日尔曼人种，所以，一大批纳粹艺术家便根据“元首”的指示，去创作有关家庭题材的木刻、绘画和雕塑；到处充斥着《整个德国都在收听元首讲演》、《青少年为元首效忠——所有十岁少年都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这样大献其媚的宣传画；放映着为造种运动推波助澜、颂扬德军闪电战胜利的影片，如《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奎克斯》；格林姆、约斯特等一批作家，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吹鼓手”。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托马斯·曼、亨利希·曼、斯蒂芬·茨威格、图霍尔斯基等作家流亡他国，有的在异乡自杀；布雷德尔被关进集中营；犹太音乐家瓦尔特亡命维也纳，后再流亡法国、美国；柏林国家歌剧院指挥布莱希因非雅利安人而被解职……
战后，托马斯·曼这样评价纳粹时期的出版物：“在我眼里，从1933年到1945年在德国境内能够出版的书籍，都是毫无价值、不值得去沾手的。这些书散发着血腥、耻辱的气味。”纳粹思想文化专制的直接后果，非但是造成了德国文化的虚假繁荣和真正艺术殿堂的坍塌，而且导致了战后德国年轻一代文学艺术家深感自己同世界隔绝了100年之久（其实只有12年零3个月）。这是两重的隔绝：同德国伟大科学、艺术和哲学传统的隔绝；同世界文化艺术新潮的隔绝。隔绝后的重新接轨是何其艰难啊！
正如赵鑫珊在该书的题记中所说，这本书谈的是艺术的方向，艺术是有力的方向的。希特勒自诩为“艺术家型的政治家”，他俨然就是雅典娜的化身。但他骨子里却是人类的死敌，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艺术被他引向了邪恶的歧途，人类艺术崇高、正义、光明、典雅的精神被他摧毁到了极致。这本书从思想文化这个意味深长的视角，揭露了纳粹的暴行，给人们以严正的历史警告。我不禁想：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黑暗的一页虽然翻过去了，然而，我们真的能高枕无忧了么？
（《希特勒与艺术》，赵鑫珊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版）
让经典走近百姓
——读《于丹〈论语〉心得》
经典是什么？辞典说，是传统而有权威性的著作。这样森严的解释，不免让人对经典望而生畏。于是，那些散发着我们祖先灼灼思想光辉的经典，就那样长期束之书斋，被一代又一代皓首穷经的学者去考据，去疏证。诚然，的确是需要有专门家去做这样的事的，但这还远远不够。要使经典“飞进寻常百姓家”，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普适性的指导作用，并通过这种作用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必须要有人担负起把经典中的道理，结合时代需要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作深入浅出诠释的使命。这个人即使不是于丹，也会是另一个既对经典会意于胸、又对生活洞然于心的必然要出现的人。这也是学问的一种做法，一种对当下来说，极有现实意义的做法。
“大家别以为，孔夫子的《论语》高不可及，现在我们必须得仰望它。”
“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开宗明义的这一番话，既阐明了于丹对《论语》的认识——简单朴素，也奠定了全书的写作基调——简约质朴。它从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等七个方面，阐述了通往快乐人生的路径。
于丹的阐述富于时代气息。她善于抓住《论语》的精义来阐发当今社会的主旋律，使得对经典的诠释古为今用。她指出，《论语》的思想精髓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融入人的内心，使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人的力量因而无比强大。这对我们今天的启发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事业成功的基础；和谐社会决不是仅指一个小区邻里间的和谐，也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一定包括大地上万物和谐而快乐地共同成长，人对自然万物，有一种敬畏，有一种顺应，有一种默契。在诠释“君子和而不同”时，于丹又指出，我们今天要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把每一个人的不同声音和谐地融入到大的集体的声音中。在讲述孔子的学习观时，于丹又联系建立学习型社会的要求，指出要倡导导致行为改变的学习，要有选择、有规划地学习，要改变有规范长度的学院式教育的宽度，学思结合，把有限的知识放大到极限。经典的遥远回声与时代声音的叠放，打通了今古的阻隔，释放了经典经世致用的能量，比之那些教条化的灌输，人们一定能对“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这样的重大战略思想，有更切实、更了然的体会。
于丹对时代的关注，更体现于她以智慧之眼，敏锐地抓住了当代人的心灵困惑。国际调查的数据表明，这些年来，中国人的幸福指数经历了一个提高而复又下降的过程，这说明，一个社会物质文明的繁荣，却反会带给人们更复杂的心灵彷徨。于是，于丹说，只有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恬淡和安宁的心境。针对许多人为周围乍富的阶层而心理产生不平衡，于丹以物质生活匮乏时代的颜回为例，引导大家将视线收回内心，无限深刻地去发现心灵的世界。“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这样耳熟能详的话，经于丹由阐发《论语》精义而自然道出，仿佛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久雨后清新的世界。针对现代社会如何做人的疑问，于丹用“仁”、“恕”来破解这一问题，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启发我们关爱别人，宽容他人，给自己留一片海阔天空。眼光始终聚焦当今社会共性的心灵问题，使于丹的阐述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于丹的阐述富于书香气息。她善于将古今中外的知识融会贯通，使得对经典的诠释广博儒雅。她引用《史记·管晏列传》中晏婴的车夫不善于从晏婴身上学习好东西的故事说明，我们周围有很多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可以成为我们的镜子，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做个有心人。她引用了在铃木大拙书中看到的一则茶师和浪人比剑、茶师取胜的故事，为“君子泰而不骄”作注。她引用宋人笔记中苏轼与佛印交往的故事，说明“一个人心中有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什么”。她引用寓言《豪猪的哲学》说明“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朋友间要保持最恰如其分的距离。于丹的旁征博引，更加衬托出作为儒家经典著作《论语》的儒雅之气，也使我们如沐春风。
于丹的阐述富于生活气息。她善于运用生活中的具体事例来加以论证，使得对经典的诠释生动形象。在讲述“言寡尤，行寡悔”六个字时，她讲了网络上看到的一个故事。一个父亲要求他爱发脾气的男孩每发一次就在篱笆上钉一根钉子，一天下来，钉子不少。父亲又说，如果一整天不发脾气就可以取下来一根。当钉子终于拔完的时候，父亲意味深长地告诉他：钉子是没有了，但那些洞永远留在篱笆上了。。在阐述如何对待心灵的缺憾时，她引用了英国著名网球明星吉姆·吉尔伯特的故事。她幼时因母亲死在牙科手术椅上而在心理留下了永远的阴影，当她日后成了著名的球星也去看牙时，牙医还在整理器械、准备手术时，她竟已经死去。于丹以此说明，人可以被自己的一个念头杀死，遗憾的阴影能够影响到你的生命质量，心态不同，会有迥然不同的生活。这些我们也许早就熟悉的事例，被于丹用来作注释经典的材料，不觉加深了我们对《论语》的亲近。
与世俗多彩生活的链接，使这本书五彩缤纷。声色俱厉的老师，是因为没有孔子那样平和从容的气度，也正是缺少了中国人的一种人格理想；父母对孩子关爱得无微不至却常常招致孩子反感，是因为没有掌握好“度”；许多单位缺乏岗位定性描述，希望年轻人一个人干仨人的活，这就违反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年老朋友在一起往往抱怨儿女不顾自己，抱怨社会分配不合理，这样就把原来的所得变成了生命的隐痛和负累，而孔子“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教诲当会给他们警示。这些例子，于丹随手拈来发为精当之论，孔子经由她与生动世界的链接而走下了神坛，成为在百姓身边娓娓而谈的蔼然长者，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于丹所谓《论语》千古恒常的温度。
于丹说：“真正的圣贤不会端起架子，板着面孔说话。他们把活泼泼的人生经验，穿越沧桑，传递到今天，让我们仍然觉得温暖；而他们在千古之前，缄默地微笑着、注视着，看我们仍然在他们的言论中受益而已。”生活在都市钢筋水泥中、不堪生存压力的当代人，以浮躁之心追名逐利的当代人，恰恰需要“宁静平和”这副良药来缓释和救治。《论语》端庄朴实的生活态度，由面貌和语言都很朴实平和的于丹讲出来，恰恰完成了合适的经典——合适的讲述者——合适的听众三者之间的契合和流转。市面上假托于丹之名读经典的各种心得得以畅销，从另一个方面告诉我们：当代百姓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经典温煦阳光的拂照。我们欣慰于有一种如于丹这样的思想传递者，能微笑着将圣贤的人生理想和经验，用温暖朴素的话语破译给我们，让我们觉得今生和昨世是那样相通，圣人离我们是那样近，我们正愉悦地走在通往“君子”的大路上。
（《于丹〈论语〉心得》，于丹著，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版）
以开心的方式进入哲学
——读《哲学家的动物园》
自从哲学诞生以来，哲学家和哲学著作多是以艰涩深奥、凝重刻板的面目出现的，这使得人们在哲学殿堂的门口望而却步。克里斯蒂安·罗什、让-雅克·巴雷尔所著的《哲学家的动物园》，使得哲学著作的书写有了另一种文本，也使哲学家们走下了高不可及的神坛，成为我们身边平易可亲的人，甚至是淘气的孩子。作者独具慧眼地从哲学家们的著作中找出他们论及的或可爱或可憎的动物，建立起了“哲学家的动物园”。正如该书的引言所说的那样：“读哲学著作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从康德的书里飞起一只自觉十分轻盈的白鸽；黑格尔的巨大建筑物里藏着一只鼹鼠，它有可能在最不适当的时候爬出来。如果说帕斯卡的蛆虫几乎藏而不露，那么丰特奈尔的大象则庞然彰显，而爱比克泰德的乌鸦甚至要‘呱呱’叫上几声。从芝诺到柏格森，那只龟一直在血气方刚的阿喀琉斯前面跑着。”这段话恰如引领我们进入这座有趣的“动物园”的“导游”，让我们产生迫不及待入园一探究竟的浓厚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