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第一节把临港产业划分为港口直接产业、共生产业、依存产业和关联产业，进而考察上海、宁波两港的临港集聚，可知近代特别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港已经形成较大规模的临港产业。宁波港除了商业外并没有形成临港集聚。那么为什么产业会向上海港集聚，而不向宁波港集聚？在什么情况下产业会向宁波港集聚？
当前学术界对近代上海成为中国经济中心的原因有较多的研究，由于经济中心包括工业中心、商业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等，经济中心的形成实际上是各产业集聚的一种表现和结果，因此本节首先对上海为何能成为经济中心的研究成果作一简单的概述。
全汉昇曾提出疑问，为什么同是开放口岸，其他口岸工业化的成绩不像上海那样好？为什么其他有租界的商埠没像上海那样工业化？他认为上海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由于它与国内外各地交通的便利。在分析上海纱厂纺纱的生产成本要比其他地方低、效率要比其他地方高时，他认为除了影响一般工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外，上海潮湿的气候特别宜于棉纺织业的发展，有利于纱厂效率的提高。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也注意到上海工业的积聚（集聚）效应，并分析其原因有四：一是上海交通发达，商品和原料购销运输便利；二是上海社会财富集中，办厂资本易筹集；三是在上海机器设备容易购置；四是上海易于取得廉价的动力。该书分析上海成为全国对外贸易重心的原因时，从地、时、人这三个因素加以考察：“地”是指地理条件，上海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世所公认的天然贸易港；“时”是指上海最先被推上经济变革的时代；“人”是指上海的人口构成，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座内外贸易发达城市的动力所在。
丁日初也从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政治条件两方面分析了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经济中心的原因，并认为自然条件必须同政治条件密切结合，得到后者的充分运用，地理环境才可能产生丰硕的经济果实，同时对租界在上海成为经济中心过程中的作用作了较为全面的肯定。
张忠民在分析近代上海形成和确立经济中心地位时，认为有四方面的原因：首先，上海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其次，近代上海的租界客观上提供了一种旧中国其他地方难以具有的、特殊的制度条件；再次，近代上海开埠之始即以全国以至世界的面貌出现，上海不仅聚集了近代中国最大量的资本和工商业，同时还拢集了近代中国最优秀的人才；最后，上海一开始就具有开放的现代观念和开拓创业的进取、冒险精神。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费唐对各国商会进行调查时，各国商会的回答几乎如出一辙，即各种利益集中于上海，有两种原因：一是自然原因，一是人为原因。自然原因如上海“位于世界最大江流之口，而此大江者，又为中国最重要而且居中之交通枢纽，故其所处地位，几莫与俦”，人为原因“有良好之政府，生命财产得其保障，加以商业之稳固，及外人之努力经营，使上海天然位置之利益，愈见提高，且促进城市之发展，而使各种利益，增进非常迅速”。
一、上海港临港集聚的形成机制
以上学者基本上通过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两个方面来分析近代上海为何能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应该说都言之成理。但是，总的来讲还多为泛泛而谈，没有深入探讨其内在的机制。本书尝试运用经济地理学的一般原理，来分析经济活动为何向上海集聚，特别是向临港地区集聚的机制。
经济地理学一般从要素投入、区域环境和交通三个方面来探讨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土地、原材料、能源、资本、劳动力、技术与知识等要素投入都会对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区域环境如自然环境、市场环境、产业环境、政策环境等，也是影响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交通技术与手段决定着空间相互作用的深度与广度，因而是影响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工业区位选择来讲，可以把劳动力、资本、原料、能源、运输、市场条件等称为主要区位条件，而用水、研究开发、经营、税制、自然条件等称为次要区位条件，这是从要素禀赋的角度来分析产业的地方集聚。
另一种解释产业集聚的理论是知识溢出理论。有学者研究日本在美国的投资时发现，后来者是依靠先行者的区位选择进行布局的，也就是说这些企业的相互接近布局是为了利用信息的外部性而不是取决于要素禀赋。因此，解释日本在美国的投资选址方面采取知识溢出理论才是合适的，而采用要素禀赋论则是错误的。然而，在考虑后来者的投资依靠先行者的选择时，必须要注意到的是，先行者的区位选择依靠的是什么，这其中很重要的仍然是要素禀赋。也就是说，后来者确实是利用了信息的外部性，但这些信息中已经包括了先行者对要素禀赋的考虑，这样单纯采用知识溢出理论也是不全面的。因此本书首先从要素禀赋的角度对经济活动集中于上海港进行考察。
从要素投入来看，上海没有充足的原材料、能源等，并不适合工业活动在此集中，1922年至1931年的《江海关十年报告》就认为：“从发展工业来看，上海不是理想的地方。上海地价贵，水源不洁，房租高，工资又比中国各地高昂。”但是，上海最大的优势是拥有港口。刘鸿生认为：“吾国无论重工业、轻工业之原料品，因一般工业落伍，不能自给，势不得不仰给舶来。而舶来原料品之输入，则惟外洋航轮是赖。上海工业之繁荣，其原因实由于此。且不惟原料输入，即制造品之输出外洋，亦以上海外轮为最便利。”一般人们认为水泥厂应在出石头的地方设立，但刘鸿生认为上海不但是水泥的集散地，同时从权衡生产与运销等条件，比在原料产地设厂要方便得多，更便于管理，于是在1920年他把华商水泥公司设在上海。由于棉花、小麦、煤炭等原材料和能源大多是从外地或国外通过水路运来的，制成品销往全国各地或南洋等地也是通过水路运输的，铁路主要以客运为主，近代上海港是当时进入中国的三个门户之一，因此靠近上海港其实就是接近原材料、能源产地和销售市场。1919年的上海，“业已为全国与外洋往返贸易重要之中心点，其实业亦方兴未艾，船厂纱厂通国几无敌者，至其将来之进步，胥赖煤炭与原料物之供给，然亦不足为虑也，苟能日臻进境，则湖南江西直隶日本南京太湖西山等产煤之处，必能源源接济，汉口下游供给生铁亦甚伙，生丝与棉花更随处皆有，上海既居适中之地，其吸收原料物诚利便也”。
1924年上海大英烟公司董事会想把公司的工程部拆散分置在上海各处，工程部史克穆致函伦敦英美烟公司工程部，认为工程部必须处理各种各样的工作，特别是要处理大型的工作，他们是不可能在各个工厂设置各种机器来干这种工作的。特别是在离开港口的地方要弄到合适的铸件和材料是有困难的。这一事例也说明靠近港口对工厂获得原材料和设备是非常重要的。正广和公司的汽水厂设在西华德路与百老汇路交叉点上，“因为靠近黄浦江，所以便于装船运输，同时对租界里的顾客也很近便”。
通过上海港的内河、沿海、近洋、远洋航线，原材料、能源和制成品不用再通过其他港口中转就可直接进入上海或运抵销售市场，这就节约了运输成本。[美]墨菲就认为上海并没有因当地缺乏资源而在工业上遭受多大的损失，上海所拥有的水路运输联系，使它在缺乏资源和陆路运输的农业经济体系中，能够成为一个工商业繁荣的大都市。
运输经济学认为运输成本主要由线路运行费和站场运费两大部分组成。减少站场费和线路运行费都可以减少运费支出，但是由于线路运行费一般可以认为是运输距离的线性函数，而在出发点和目的地固定的情况下，运输距离往往很难缩短，那么减少站场费即减少中转港口成为节约运输成本的一种可能。近代上海港是枢纽港，从加拿大等地运来的小麦、从印度等地运来的棉花等都可直接进入上海。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宁波的面粉厂、火柴厂等需要从国外运入原材料、宁波和丰纱厂向国内其他省份出售粗布等往往都要通过上海港中转，这就增加了站场费，和在上海设厂相比，运输成本自然增加，不利于市场竞争。
在商品的交易成本中，除了运输成本外，税负也占了很大比重，为了减少税负，降低交易成本，就需要靠近市场，这样就能不用缴纳出口税等。据《汕头海关贸易报告》记载，潮州的染坊常把进口漂白布染蓝，以当做土布销往中国口岸，在1878年前后生意非常兴盛，进口的漂白布由1869年的25507匹，增加到1878年的145695匹。但是为了减低重税负担，有些加染业者就考虑把他们的染坊迁到香港，甚至迁到这项货物的最大市场——上海去。如果漂白布在上海加染，它们就可以避免汕头的每担1.5海关两的出口税和上海的每担0.75海关两的沿岸贸易税。虽然此后几年的海关报告并未记载是否确有染业者迁往上海，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靠近销售市场，省去进出口关税，每担可节约2.25海关两，在上海设厂无疑在交易成本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从资本、劳动力、技术与知识等其他要素来看，上海也具有一定的优势。
在资本方面，除了国外资本大量进入上海，国内资本也向上海集中。如上文所述，近代江南的商业中心苏州的衰落，除了太平天国造成的严重危害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上海作为一个商业中心正在兴起，它制止了苏州恢复到先前的地位，而且这个因素还将继续起作用。假如苏州开放较早，赶在上海的那些缫丝厂投资开办之前，那么可能这些厂会开设在苏州。在这种限度内，苏州可能获益，不过仅此而已，因为商人们决不会违背那种依附于最大市场的趋向”。也就是说，由于上海有大市场的存在，苏州的商人就集中在上海投资办厂。
宁波的情况和苏州相似，也有大量资金从宁波流向上海，宁波的钱庄向上海的钱庄放款每年就达二三千万元。近代宁波的商业相对衰落后，“前之以宁波为根据从事于外国贸易勇敢而富裕之宁波商人，亦随而移于上海，上海乃变为宁波商人之根据地焉”。陶水木等人曾对浙江商帮的资本集中趋势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的拓展有所论述，本处不再赘述。
除了外部投资大量进入上海外，一些在上海的商人、买办、地主等因从事对外贸易而积蓄了大量财富，他们开始把商业资本转为工业资本。江苏无锡人祝兰舫最初在上海开设源昌号，经营煤斤及其他矿产，所获利润不菲，之后又经营航运，拥有几艘航行于新加坡、上海、日本及沿海口岸之间的轮船，航业所获利润则投资于工厂，如源昌丝厂、华新面粉厂、源昌米厂、公益纱厂等。1881年，上海自来水公司第一届股东大会报告显示，要求入股该公司的很多是上海的中国银行家（指上海中国人经营的钱庄、银号等——原注），该报告断言，如果公司不设在伦敦（而设在上海），公司全部所需要的资金都可以在上海就地集凑起来，上海商人对在中国兴建企业是有很大兴趣的。1887年，该公司的董事会决定迁移到上海，因为“本公司的利益都在上海，所以公司的领导机构应在上海”。
从劳动力看，近代上海吸引了大量移民。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上海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移民的贡献，关于上海城市史的研究一般都要涉及移民，邹依仁、张仲礼、樊卫国、张忠民等人对此多有研究，但却很少注意到跨国移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别。
从国别看，移民可以分为跨国移民和国内移民。跨国移民人数虽然比国内移民少很多，但在上海的发展中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跨国移民在上海的工作目的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开埠之初，外国人来到上海，主要是为了投机，挣上一笔钱后就离开上海。在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上海“已经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外国人们的一个真正黄金国，这些外国人都是惑于想在这个据传充满了发财机会的海禁初开的国度里一图侥幸或转眼发家致富的希望，而来到这里的。其中许多人都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只要有利可图，那么走私犯禁，一切都不顾忌，就是行凶杀人，也在所不惜”。也就是说，那时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我（外商）希望至多在两三年内发一笔横财就离开此地（上海）；日后上海要是被火烧了或是水淹了，对我有什么关系”。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1900年前，在上海的外国人中，男性的增长速度比女性和儿童大得多，但在1900年之后，他们的增长速度已几乎相等，男性为75%，女性为80%，儿童为76%。上海正在成为寓居该地的大多数外国居民的永久性居住地。这就说明上海的生活、就业、投资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外国移民愿意在上海安居乐业，而这些移民也为上海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经验、管理方法以及外资等。
宁波人来到上海营生的也非常多，“上海生意，宁波人甚多”。《中国商业地理》认为“宁波商人，自其人数之多、历史之远、势力之大观之，实可谓上海各商领袖。宁波人来上海营商业者在开港之初，故上海者，即曰宁波人之上海亦无不可。其富商大贾皆居宁波，而以上海为殖民地。当上海开港之时，宁波富商进取，着着争先，其从事外国贸易者无不获巨利；至宁波通商，衰落失职之贫民，亦皆逐商贾之迹来上海谋利，住于上海之人数达十余万以上。其营业种类初无一定，以贸易商及银行者为多，百手工艺及苦力者，亦宁波人占多数”。1920年上海百余万人口中，就有宁波人50余万。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全市200户以上的棚户区共有322处，绝大部分棚户区分布在闸北、南市、沪东、沪西以及浦东沿江地带。如果把《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棚户分布示意图》和《上海区域功能格局图》及《1928年上海工厂分布图》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分布在闸北、南市、沪东、沪西以及浦东沿江地带的棚户区正好全部位于各工业区中，居住在棚户区的人们为各工业区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
技术与知识的差异，在全球尺度、国家尺度、区域尺度都广泛地存在。由于工业革命首先在欧美国家兴起，先进技术和机器不断涌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开埠之后的中国仍然处于手工加工阶段，因此技术与知识和欧美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在技术与知识的梯度转移过程中，作为中国门户的上海无疑得风气之先，先进技术与知识首先在上海生根发芽，然后再向边缘地区扩散，这种例子比比皆是，1886年德商设立的增裕面粉厂即是一例。上海“所用面粉，自通商以后，固悉购之于海外也。德商某见我国北部农产以小麦最富，而麦食亦最多，虽麦质不若美产之色白而味厚，然以国人购用国货，且机粉较磨粉色泽已较旧为佳，无虑其不发达。于是购机设厂，命名增裕，而上海始有面粉厂矣。厥后营业日上，岁有盈余，华商涎之，而寿州孙氏乃有阜丰厂之出现，后且全埠有十余厂矣”。1899年上海引进的水管式锅炉、1903年工部局电气处的汽轮发电机、1920年代怡和纱厂850匹马力的发动机、1930年代英美烟公司上海烟厂的马林式切丝机等都是那时世界最先进的。上海也开商业风气之先，“国外新式事业，每最先介绍至上海，远在有清光绪十七年间（1891年），洋商之上海股份公所，已具交易所之雏形”。
以上数种要素的投入都有利于各种经济活动向上海集聚，但是还有一种要素——土地却是不利于经济活动向上海集聚的。土地作为活动场所，在工业、交通等的区位选择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也是近代上海工业为何向港区集聚的重要原因。从上海四大工业区的分布来看，都是既靠近水道和港区，又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如果再结合当时上海土地价格的地图，则可以清晰地发现土地价格是工业向临港集聚的因素之一，“昂贵的地租严重地阻碍了上海地区的工业发展，这给离这里较远的地区办厂带来很大的便利”。1930年，公共租界各区平均每亩地价为中区181055元，北区63536元，西区34334元，东区19913元。区，土地价格明显比公共租界的其他三区便宜。
罗苏文从杨树浦的基础设施建设着眼，分析了为何杨树浦地区会成为近代上海的工业区。大量基础设施的兴建无疑增加了工业投资的吸引力，那么为什么基础设施会选择在杨树浦兴建呢？工业之所以集中在杨树浦一带，是因为这里濒临黄浦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航运、用水等条件，对岸的浦东已兴建了码头、堆栈，燃料和原材料运输十分方便。上海织布局即设在杨树浦黄浦江边，“近浦则筑码头以起卸货物，轮舶易于傍岸”。此外杨树浦地区靠近黄浦江处有大片滩地，征用土地较为便宜。郑观应论述了设上海织布局于杨树浦的三大好处：“地沿江滨，上落货物便宜，大省扛力，一利也。不在租界，不纳工部等捐，二利也。地面宽阔，又近马路，价极相宜，三利也。”
此外，靠近港区，能利用廉价的水运。工业的发展离不开电力的供应，电厂的运行需要大量的煤和水，因此靠近港区能非常便捷地获得煤和水。由于运费是产品成本中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为追求低成本优势，那些交通便利的区域，尤其是港口等区域对运费占较大比重的重型原材料工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1908年工部局在杨树浦沈家滩购地39亩筹建电厂，由于这里紧靠黄浦江边，便于取水、运煤。1913年杨树浦电厂建成，1923年扩建，总容量12.1万千瓦，为当时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海关十年报告》认为上海的工业繁荣，“实际上几乎全是由于工部局电气处的进取和努力所致……这些工厂大多使用工部局设在江边的电厂的电力。该处近来添置了功率很大的发电设备，普遍供应工业用电，收费标准比远东其他地区更便宜”。上海电力公司在1925年至1934年每年的售电度数，为整个上海售电总额的83%，其他三个电力公司的规模都远在上海电力公司之下。上海的纱厂、卷烟厂、机器厂等向位于黄浦江西岸的杨树浦地区集聚，进而形成上海最大的工业区，除了靠近港区能便捷地获得原材料和输出制成品外，还能获得较为廉价的电力。如果工厂自己发电，“就要花更多的资金，这不仅是由于要添置电力设备，而且还由于要付电厂厂址的高昂地价。如能购得电力，而且最好是廉价的电力，就可免去办电厂这笔很大的资金支出，并解除随之而来的经济负担”。这样，在电厂、纱厂、机器厂等之间形成了上下游产业链，而杨树浦火力电厂，为了获得煤、水等资源，必须位于港区附近，于是其他工厂也纷纷向港区集聚，就形成了临港集聚。上海其他几个工业区也有相似的情况。
有学者认为近代上海企业的集中是过度的、畸形的，对工业企业而言并不利于降低成本。暂且不谈近代上海企业的集中到底如何呈现过度和畸形的情况，仅根据集聚经济或制度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企业在一个区域的集中，进而形成上下游产业链，往往能节约交易成本，对工业企业而言只会降低成本，形成集聚效应，而不可能不利于降低成本。诺斯在考察荷兰经济发展史时注意到，贸易的扩张，导致荷兰市场运转效率的提高。市场是受规模经济制约的，市场的扩大使交易费用下降。随着贸易量的增长，进行个人交易的成本也随之下降。临港集聚的形成有助于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能大大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某个地区由于某些特殊政策或机遇的原因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那么这个地区在未来吸引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就会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集聚效应的存在，会使这个地区进一步吸引新的投资者。随着临港集聚效应的充分发挥，一些后来者也循着先行者的足迹来到上海，如一些宁波人最早是在开埠之前来到上海的，在上海立足之后又把在宁波的亲戚朋友带到上海，此即所谓知识溢出理论，后来者充分利用了信息的外部性。于是形成了良性循环，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本等向上海和上海港集中，而人力、资本等的集聚又扩大了市场，形成了规模效应，节约了交易成本，促进工业、贸易等的繁荣。
上海港临港集聚的形成也得益于上海的制度环境，租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更深层次的意义则是对产权的保护，能吸引其他资源向上海港集聚。本书第六章将对此进行考察，此处不再展开。
二、宁波港为何未形成临港集聚
以上是从要素投入和知识溢出等方面来分析为何在上海形成临港集聚，区域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市场环境、产业环境、政策环境等）也是影响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部分内容将在下一章中展开分析。在本章中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是港口，宁波港就没有形成临港集聚？在什么情况下宁波港会形成临港集聚？
空间经济学者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等人对港口、运输中心和大城市兴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模型推导，可以对研究近代宁波港为何没有形成临港集聚提供思路。他们利用来阐述交通枢纽的作用。假设经济体就是一条直线，这条线在b点出现分岔。两条分支上都分布着农田并一直延续到s点，s点到O点的距离相等。他们还假设已有一个城市坐落在O点。那么当人口增加时，新的城市将会在哪里出现呢？
显然，比起其他可能的位置，分岔点b具有特别的优势。具体到一家已在O点设有一个工厂的企业，当将第二个工厂从O点向右推移时，将商品运往O点左边的农民的成本将会上升，而运往O点右边（包括两条分支）的农民的运输成本会不断下降。但是当工厂越过b点向任一分支移动时，将商品运往另一分支上的农民的成本将会增加。因此，分岔点是总运输成本曲线的一个极值点。
根据模型推导，除非分岔点位于已开发区域的边缘，也就是说，在该点以外没有土地，否则分岔点就是个极值点。此外如果分岔点与城市的距离少于从城市到边界的距离的80%，那么在分岔点建立工厂将会使成本最小化。只有当这一条件不成立时，即分岔点非常接近s时，在其他点设厂才会使成本最小化。
藤田等人从运输成本最小化的角度推导出在相当大的参数范围内，交叉点即港口会成为大城市的所在地，经济活动会向港口集中。他们的模型是“Y”字形的，如果对他们的模型稍加修改，则可以把“Y”字形改为“T”字形，这就可以从运输成本最小化的角度来解释近代经济活动向上海港集中，而不是向宁波港集中的原因。
如第一章第二节所述，近代中国由开埠前的“V”字形国内贸易网络转变为开埠后的“T”字形的国内贸易网络，这其中上海处于长江和海岸线的分岔点，而分岔点是总运输成本曲线的一个极值点。如果经济活动越过b点向宁波移动，则将商品运往另一分支天津、烟台、青岛等的费用和运往重庆、汉口、镇江等地的费用都将上升。而如果“T”形转变为“*”形，即分支越多，则分岔点就越具有吸引力。以上海为分岔点又延伸出到扬州、济南的分支，如经济活动移动到宁波，则从宁波港出发的总运输费用将会更高，竞争力肯定不如在分岔点上的企业，这样也就不可能在宁波港形成临港集聚。
当然这只是从运输费用最小化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同是港口，宁波港没有形成临港集聚。其他相关的原因还有很多，如上文提到的要素投入方面，上海港所具备的资本、劳动力、技术与知识等，宁波港往往都不具备，此外下一章将要从制度和区域环境来分析，其中上海港所拥有的条件，宁波港也未拥有。
那么经济活动是否就会一直“锁定”在上海港，而不会转移呢？藤田等人对此也进行了研究。根据他们的研究，并把宁波港和上海港的情况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可知如果宁波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能具有独特的技术含量和质量水准，进而能够取代上海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并且宁波及腹地的人口足够大，其旺盛的当地需求能使那里的企业比在上海更有盈利，经济活动就能在宁波港集中，宁波港将取代上海港。然而如上文所述，近代上海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明显优于宁波港，上海的人口也大大多于宁波，其中还有大量的宁波人到上海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因此宁波港也就难以取代上海港，只能成为上海港的支线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