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这个问题自从世界进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再引起激烈的争论。近年来，在关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的讨论中，它再次被提了出来。有的同志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的终点才是社会主义的起点；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就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些同志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论述，武断地说，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只有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有的同志还下了绝对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不曾想到，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取得胜利，更不曾想到革命胜利后，在现代生产力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就能消灭剥削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是否认为只有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曾否想到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取得胜利？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的理论？这些问题看来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有十分迫切的意义。
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程度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成熟程度不是成正比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同历史唯心主义根本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看成“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其最终原因在于社会化的生产力同生产资料、产品的资本家私人占有根本不相容，只有用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才能解决这一矛盾。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社会化的生产力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的“物质前提”、“第一个条件”，是“新社会的真实基础”。与此相联系，有在社会中占着重要地位的工人阶级，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阶级条件。离开这两个前提讲社会主义，那就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了空想。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坚持批判思想上的唯意志论和政治上的冒险主义。马克思在批判巴枯宁时指出：“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
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和阶级条件，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怎样理解这个“一定的”条件。有的同志认为，这个“一定的”条件就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无疑，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越发达，无产阶级人数越多，它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就越充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却没有说只有这个客观条件完全成熟的国家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说过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人们常常引用这段话来论证只有经过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然而我们不能忽视马克思紧接着说的一段话：“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由此看来，即使在强调革命的客观物质条件的时候，马克思也没有认为只有革命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的国家才能实行革命，没有把物质条件“在形成过程中”的国家划定在可以实行革命的范围之外。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认为的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幅度的。这正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在社会主义客观前提问题上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事实上，就是像在《资本论》这样一部以资本主义典型国家英国为研究对象的著作里，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主义革命前提的时候，也是提得很原则的。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这里，马克思没有用诸如“高度的成熟阶段”之类的过于绝对化的词，而是用“一定的成熟阶段”这样一个很有分寸、比较灵活的词。问题当然还不仅在于马克思用词谨慎，根本的问题在于，这里所表达的正是马克思的一贯思想。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就指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指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免要爆发为革命”，但“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此看来，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前提的论断绝对化、凝固化，片面强调只有物质条件“已经存在”的国家，或者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忽视甚至否认物质条件“在形成过程中”的国家，或者说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也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便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为准确地、完整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还有必要把我们的视线从理论转向实践，看看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自己是如何具体地描述某一国家、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的。
我们先来看被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已经具备了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国家，当时是否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1870年，英国产生铁597万吨，产钢22万吨。1890年，德国的生铁和钢分别达到466万吨和216万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在当时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不过，发达与不发达是相对的。某一国家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当时可能算是发达的，而同今天某些被称为不发达的国家相比，却要差一截。现在未必有人认为上述英、德的生产力水平就可称为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达，已经走完它的整个发展阶段。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却十分肯定地认为，这样的国家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1870年，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很明确地称英国是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业已成熟”的国家。1890年，恩格斯在回答德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时，根据当时德国工人运动的实际经验，毫不含糊地说，“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过了两年，他又指出，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甚至指日可待了”。
那么，当时的英、法、德的工人阶级是否巳构成居民的多数了呢？即使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人数构成居民中的多数的，也只有英国一家。在法国和德国，居民中的多数仍然是农民。法国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工业人口才超过农业人口。可是马克思在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宣言中就已指出，“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很明显，马克思、恩格斯是把工人阶级人数作为革命成功的因素之一，但他们并没有认为，工人阶级人数没有成为居民中的大多数就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中，一个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条件成熟程度并不只决定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工人阶级人数的多寡。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英国一直是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工人阶级在人口中比例最大的国家。的确，马克思、恩格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定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条件最成熟的国家。但是，应该看到，他们根据的不仅是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人阶级的人数。1854年，马克思在给英国工人议会的信中指出，英国工人阶级最先准备好并且最先负有使命来领导使劳动得到彻底解放的伟大运动。信中说英国革命的条件是：已经有了建立新社会的物质前提——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农民和手工业者阶级已经消灭，工人阶级有了数量上的巨大优势；资本的专横和劳动被奴役达到了顶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出现了巨大的规模；工人阶级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有了过去艰苦斗争的经验和现在的精神力量。这里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工人阶级人数之外，还有阶级压迫程度，工人群众的觉悟，斗争经验和革命精神，等等。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有过这样的论断：在文明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并据此断定，“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而在此后的三四十年中，虽然英国一直是西欧工业最发达、财富积累最多、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但马克思、恩格斯却没有固守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国最易在德国最难的看法。他们指出，革命的物质条件在英国业已成熟，“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但英国工人缺乏革命热情，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却“没有力量”。后来，恩格斯又指出，在英国，除了提出一些微小目的运动之外根本没有什么工人运动”。注重实际的马克思、恩格斯看到，由于英国工业的繁荣，资产阶级能够拿出一部分超额利润来收买工人，败坏工人的意志，使工人丧失革命精神，日益“资产阶级化”，从而使英国工人阶级渐渐地丧失了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领先地位。七十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看到德国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政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卓有成效的工人运动，指出德国“一跃而成为欧洲工人运动的先驱”。
历史就是这样捉弄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条件，但在某种情况下，这一发展又可能成为产生机会主义、阻碍工人运动前进的经济根源。这种历史的、现实的情况，只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原理（尽管它是唯物史观的主要原理）、而不全面地、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无法解释得通的。说明这种复杂现象，无疑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要困难得多。
由此看来，如果以为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成熟程度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程度是成正比的，以为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条件成熟程度完全取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长短、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工人阶级人数的多少，是多么地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又是多么地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程度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成熟程度不是成正比（当然也不是成反比）的呢？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革命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过程。革命是进步的政治势力同落后的反动的政治势力的斗争。革命的发生和胜利是各种历史条件促成的，是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国内的、国际的等等各种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一定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社会化的生产力，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决定因素，但非惟一的决定因素，马克思主义要求对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给以应有的重视。恩格斯晚年在其给布洛赫的一封著名的信中这样告诫我们：“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恩格斯接着写道：“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前提的理论，比今天的一些同志所讲的要丰富得多，全面得多，深刻得多。这个理论告诉我们，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具备革命条件，既要看客观条件——有没有一定程度发展的现代经济，有没有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工人阶级；也要看主观条件——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及其政党的成熟程度。如果只看客观条件，不看主观条件，或者对客观条件作片面的、绝对化的理解，都不可能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二、落后国家可以缩短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减轻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灾难
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中，并没有把自己眼光局限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特别是在晚年，已经兴奋地看到社会主义运动向不发达的国家的推进，并预料到东方促进西方，不发达国家的革命反过来推动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谈到俄国革命。1881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在给斯拉夫人大会的信中已经预见到，不断发展的俄国革命一定会继承巴黎公社的事业，因此他们欢迎即将到来的“俄国公社”。后来，恩格斯又指出，“俄国是本世纪的法国。新的社会改造的革命首倡权理所当然地和合情合理地属于俄国”。俄国革命将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他预言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
他们谈到意大利。恩格斯晚年虽然十分清醒地看到，由于意大利“大工业很不发达”，“真正的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全国的农村人口远远地超过了城市人口”，“社会党还太年轻”、“太软弱”等主客观条件不成熟，因而，“不能希望立即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恩格斯仍热切地期望，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
马克思、恩格斯甚至早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谈到中国革命。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还不是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的民主革命的意义上来谈论中国革命，但他们深信伟大而古老的中国将得到解放，并将给东方和西方各国政治革命以伟大的推动。恩格斯说过：“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马克思以宏伟的气魄大胆地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种说法看起来非常奇怪和荒诞，然而，这绝不是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
诚然，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知道这些落后国家的革命第一步不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国家革命的第一步胜利后，是否一定还要走西方国家的老路、经历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时期，然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呢？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这个问题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他们提出“不断革命”的理论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早在《共产党宣言》里，他们就讲过“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恩格斯到九十年代还不断地重申这个观点。但是，这个思想过去和现在却往往被人搞混乱了。
“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在一定的条件下，落后国家可以缩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的行程，避免或减轻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苦难，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重要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人运动的曲折发展，他们越来越强调和肯定的正是这个“缩短”和“减轻”。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资本主义开始在俄国发展起来。俄国能否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一下子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为此，俄国人引用马克思著作，请教马克思。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表示同意下列观点，即俄国可能“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当时有人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述，并把它变成普遍规律，认为它是各国社会的一般发展道路，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马克思对此十分郑重地申明：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几年以后，马克思在答复查苏利奇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的信中，进一步发挥了上述观点。马克思写道，他在《资本论》中分析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它“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马克思认为，这里“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M史环境”。如果俄国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一系列进化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么公社就注定要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但是，俄国公社处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整个时代文化较高，资本主义生产与它同时存在，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不论在西欧、还是在美国到处遭到危机，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矛盾相斗争的境地。这个环境能够“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正是由于这些条件，马克思认为俄国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他把那些坚持俄国无论如何只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才能进人社会主义的人讥称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并责问他们：如果否认俄国在革命胜利后可以把无产阶级政权与资本主义的一切有用的东西“结合的可能性”，从而避免资本主义前途，那么，就请他们来证明，“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呢？”
马克思认为，俄国要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上述马克思的极为重要的思想，归纳起来就是：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历史提供的最好机会，夺取革命的胜利，然后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而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可以不走西方资产阶级的老路，不必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阶段，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后来，俄国由于不具备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样一种超过历史上一切先例的演变”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而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走下去。即使如此，到了九十年代，恩格斯不仅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发挥和推广了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恩格斯认为，“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这“不仅可能而且是毋庸置疑”的，并且强调指出，“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恩格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
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造成了这样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不发达的国家、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胜利。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虽然还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在自己的故乡、在发达的国家被战胜，但是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灾难。这样的国家，如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虽然不如西方国家发达，无产阶级人数也不如西方国家比例大，却存在更为有利的革命前提：资产阶级不如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富于统治经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由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而备感不堪忍受，更富于革命精神、更成熟了；工人阶级反对资本的斗争有可能同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士兵反战斗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汇合成革命的巨流，夺取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就这样终于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首先取得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一方面修正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首先在发达国家取得胜利的预测，另一方面又证实了他们关于落后国家可能缩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论断。列宁正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完整地提出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学说。“问题是这样提出的：对于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列宁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一，创造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和经济前提时间顺序是可以颠倒的。在一定条件下，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首先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此基础上，在经济文化方面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在主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通过革命来缩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由此带来的某些不可避免的缺陷，可以通过适当延长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来弥补。不发达国家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应该通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延长”来弥补“缩短”，正是减轻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灾难。
第三，不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应该也能够用两个“结合”解决两个“不足”。经济发展水平相对的不高，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低这方面的不足可以用苏维埃政权与资本主义的先进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成就的结合来解决。列宁的公式是“苏维埃政权 普鲁士的铁路秩序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 =总和=社会主义”。列宁一贯强调要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甚至认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取决于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自然，“结合”包含着斗争，“利用”需要改造，并非良莠不分，全盘吸取。工人阶级人数相对少这一“不足”可以用工农结合，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来解决。列宁把工农联盟看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把工人阶级能否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看成是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非资本主义道辟的学说是马列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同志却忽视了这一点，主张民主革命后让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在工人阶级占居民大多数之后，才去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工人阶级人数由少数变为多数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广大农民群众不断地贫困、破产，落到无产者的地位。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对待农民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个问题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呢？
第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其中的大部分就要贫困、破产，沦为无产者。但是如果认为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农民只有这一种命运和前途，那是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的。出路在哪里？马克思早就指出，“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有了无产阶级的政府，就有了农民的新的前途。
第二，在农民还居多数的国度里，无产阶级可以也可能夺取政权，实行社会主义变革。马克思在批判巴枯宁的谬误时指出，在西欧大陆各国那种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就可能发生下列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弓I到革命方面来；……”恩格斯也认为，“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这里，问题提得非常肯定。
第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应该引导农民由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走合作化的道路。恩格斯说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走合作化的道路，而不是走使农民破产的资本主义道路，恩格斯的结论下得十分明确。
至于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问题，我们这里就不必赘述了。
近年来，有些同志很喜欢弓I用这样一个论断：工人阶级与其说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这话马克思、列宁都说过。什么意思呢？他们所讲的意思是，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国家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不仅要遭受资本主义的灾难，还要遭受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束缚和压迫；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不够发达，经济文化落后，存在着前资本主义成分，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影响严重，增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所以，在多种经济成分特别是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存在的情况下，掌握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的无产阶级并不无条件地反对资本主义，还可以让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绝不能说，人们没有“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马克思和列宁讲的是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如果只讲后一句，甚至把这个“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变成了无产阶级无条件地“乐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岂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
资本主义的发展固然在客观上为社会主义造成物质基础，但这是以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难以置信的苦难和牺牲为代价的。十月革命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虽然证明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它要经历无数的困难和挫折；但这部历史更证明了，这样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避免和减轻资本主义所加给他们的灾祸，只要方针、政策对头，把工人阶级的政权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把工人同农民、工业同农业结合起来，就可能弥补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工人阶级数量不多的缺陷，以资本主义制度难以比拟的速度建设起新社会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早在1853年就预言，只有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关于社会主义前提问题的三次争论及其教训
自从世界进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问题，曾经发生过几次大的争论。了解这些争论的内容，研究其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不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问题是会有教益的。
第一次争论发生在恩格斯去世以后。当时世界刚刚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已经由理论问题变成实践的问题。挑起争论的是伯恩施坦。他的代表作题目就叫做《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认为实现社会主义需要两个先决条件（即前提）：一是“一定水平的资本主义发展”，“社会财富或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也就是“生产和配送（伯恩施坦用“配送”代替“分配”一词）的社会化”；二是由工人的阶级政党即社会民主党行使政治统治，也就是“争取民主和造成政治的经济的民主机关”来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他认为，对于第一个条件，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只不过部分地具备”，而第二个条件则更不具备，因为工人群众“大多数都住得很挤，教育得很差，收入不稳定也不充分”，没有那么高的知识和道德水平，“而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维持是以这样的水平为前提的”。既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那么，不发达国家就更谈不上。由于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均不具备，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也就是通过点滴的、渐进的“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了。倍倍尔、卢森堡、威廉·李卜克内西等人对伯恩施坦进行了批判。倍倍尔还引用马克思关于可以缩短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论述，批驳伯恩施坦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可超越的谬论。但是，由于当时许多左派对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迫切性还认识不足，因而这个问题并没有成为争论的中心，没有在“前提”问题上全面深入地批判伯恩施坦。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十月革命前后。当列宁宣布在俄国这样一个不够发达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几乎所有国际和国内的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苏汉诺夫都一齐出动了。他们异口同声地宣称：俄国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伯恩施坦说，“俄国的社会发展还根本够不上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它的“农业还占优势，工业也只是刚刚拥有就整个说来很少受过训练的工人阶级”。伯恩施坦把布尔什维克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说成“是一个国家还没有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程度的最确实可靠的标志”。
还有一个叫苏汉诺夫的孟什维克，用三年时间写了七卷回忆录，名为《革命札记》，指责列宁关于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缺少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的分析，即对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否认俄国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
这次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先锋要算考茨基。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其中反复唠叨的观点便是“只有在无产者构成居民多数的情况下，无产者才能夺得国家政权”，“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社会主义才是可能的。考茨基完全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看作是成正比的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工业愈发达，那么它的生产力就愈高，它的财富就愈大，劳动就愈社会化，它的无产阶级人数也就愈多。而且，一个国家愈民主，它的无产阶级就组织得愈好、愈有训练”。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胜利的希望也就愈大”。于是，他宣称，俄国革命实际上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在他看来，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超越或用法律取消了社会的自然发展阶段，俄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只有去“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让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之上成熟起来”，然后才能与西欧无产阶级同时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列宁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论我国革命》等名著，批判了考茨基和苏汉诺夫等人的谬论。
第三次争论发生在列宁逝世以后，在苏联即将开始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时候。争论是托洛茨基挑起的。与前两次争论稍有不同的是，这次争论的中心已不是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能不能、该不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托洛茨基认为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俄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他的论点，一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就要侵犯整个的私有制关系，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农村去，而农民的愚昧无知，使他们对无产阶级采取敌对态度，农民又占多数，这么一来，无产阶级的立足基础就狭窄、不稳固，无产阶级专政无法维持，社会主义无法建成。二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的增长已经超过了民族的界限，各国经济都有世界性的分工，不能是孤立的。苏联经济落后，苏联工业必须依赖于世界经济。因此，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出路在于搞国际革命，只有在国际革命胜利后，俄国得到西方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才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一个工农敌对冲突论，一个世界经济分工论，完全离开了列宁的“两个结合”的思想。其结论是极左的，其根据却是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所以斯大林不无理由地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坚持并继续发展了列宁的“两个结合”的思想’在《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等论著中批判了托派的观点。
从上述情况看’自伯恩施坦到托洛茨基，他们反对不发达国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所搬出来的自以为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几乎都是一样的：一曰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二曰工人阶级没有成为居民的多数。他们自称自己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他们自以为是坚持历史唯物论，实际上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些我们不必去细说它了。我们需认真研究的是，这三次争论提供了哪些主要的历史教训。
我们需要记取的第一个历史教训是必须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就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经典作家的全部思想理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孟什维克、托洛茨基他们，恰恰就在这个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贯要求。他们只讲生产力这个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因素，并把它歪曲为惟一的决定性因素。有意绕开或任意贬低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的思想。伯恩施坦就责难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件中存在“片面性”和“夸大”。
马克思、恩格斯无疑非常重视工人阶级人数多寡在革命中的意义，但他们同时指出，“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而考茨基则说“数量上的优势是工人阶级在任何重大的决定性的斗争中所能掌握的惟一起决定作用的武器”。马克思、恩格斯还多次谈到工人运动同农民运动结合的问题，并把能否实行这一结合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孟什维克他们却绕道而行，回避这一重要结论，用实用主义的、反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使他们坠人了机会主义的泥潭。
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当成教义、当成适合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公式；就要学习革命导师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什么是实行这一结合的关键？关键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前推进。
考茨基式的机会主义者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他们既不真正了解唯物主义，更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生产力发展到旧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下时，革命才能发车。根据这一规律，他们预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进程，将是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孟什维克他们把一般发展规律绝对化、凝固化。他们不去思考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现实的状况又是怎样？更不去思考东方与西方革命的先后、经济前提与政治前提取得的先后是否可以改变？他们企图规定革命进程、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然而历史却不顾他们的说教而走着自己的路。十月革命胜利了！中国革命胜利了！一系列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东方走在西方前列，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一定经济水平的前提。此后，社会主义已经不是理论上的争论问题，而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前进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任务就在于，研究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有什么根据，从而对历史上和革命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给以科学的解释和理论的说明。但是，考茨基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这样，他们仍然固守着陈旧的教条，用抽象的概念、主观臆造的定义代替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在他们那里，如果事实与书本不符，那就让事实倒霉！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前提问题上许多持有错误理论的人的共同方法。
必须正确地对待人民的革命事业，这是关于社会主义前提问题三次争论的第二个重要教训。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意志、愿望、要求的科学表达。两者是不能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社会发展的要求、革命前进的需要正是通过广大人民群众来表达、用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来实现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命题，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马克思主义者能够预见未来，却不是算命先生，他们是群众的领袖，却不是救世主。他们的历史责任在于正确地表达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组织他们，引导他们，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带领他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巴黎公社革命前夕，马克思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点出发，曾经劝告巴黎工人不要举行不合时宜的起义。但是革命却爆发了。马克思不仅不是责备他们，而是为他们的“冲天的”革命英雄主义感到欢欣鼓舞。革命失败了，马克思从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看到了有极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任务”。马克思这种对待人民革命事业的态度，堪称世世代代革命者的措模。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孟什维克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革命，怎样对待人民的革命事业。十月革命是怎么发生的？难道它是少数人主观意志的产物吗？没有大多数人民群众转归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十月革命能够取得胜利吗？人民群众为什么转变？难道不正是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不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就不能摆脱战争的灾祸吗？这种认识不正是反映了当时的俄国社会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前进这一客观规律吗？列宁说得好，“遇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影响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这种斗争至少会使他们有一些机会为进一步发展文明争得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
托洛茨基的理论为什么破产？用别的原因都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释。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的理论违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当时俄国广大工人群众的意愿。广大人民群众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度过了国内战争以及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的漫长而艰难的岁月。他们这样做并不是没有目标地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逐流。托洛茨基等人却说，国家落后，靠自己搞不成社会主义。这显然是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不能接受的。斯大林呢？正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一书中所公正评价的那样，斯大林坚持的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表达了人民对于建设自己国家的日益强烈的要求，以及他们对于即使没有外援也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日益增长的信心。……那种认为他们建成社会主义的希望应该寄托在革命迟迟不发的欧洲工人身上的想法，已经开始使他们感到不愉快”。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孟什维克、托洛茨基他们以真理的垄断者、历史的裁判者自居。他们脱离实际，脱离人民。他们理论破产的深刻根源就在这里。
（作于1982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