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当十月革命胜利后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列宁就提出了党的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是，在此后七十几年的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上，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思想路线。是脱离实际，从“本本”出发来谈论社会主义，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实践经验出发来研究和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不同的思想路线产生不同的结果。这是研究社会主义实践经验首先应该总结的。
一、实事求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现实生活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曲解或误解来自两方面：或把它当成凭空而来的乌托邦，或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当作评判现实社会主义的标准。这些都是不理解或不承认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上产生的。
历史上确实有过“乌托邦”，即空想社会主义。他们的学说之所以是空想的，一是因为其设计的社会方案，其主张的社会理想，不是从现有的物质条件出发，而是从抽象的人类的理性、绝对真理、“永恒的正义”出发，是在头脑中发明出来的；二是他们没有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和正确道路，幻想通过宣传、示范等办法，使统治阶级接受其社会改革方案，以实现其社会理想。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从总体上说，就是因为当时大机器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刚刚暴露，无产阶级尚未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因而空想社会主义不会也不可能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本质，不会也不可能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所以，尽管空想家们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严厉地谴责这种制度的罪恶，尽管他们苦苦寻求新的社会模式，对未来社会也有不少天才的预测，他们设计的社会方案和实现理想社会的道路仍然不能不是“乌托邦”。
科学社会主义继续了空想社会主义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追求和探索，并以后者为思想资料的直接来源。但它从产生的根据、到内容、到方法都同后者有根本的差别。总的说，它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产生的。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已经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生活的时代所没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从19世纪30年代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许多国家已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的激化，各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和奴役的斗争的日益尖锐化，呼唤着代表无产阶级社会理想的科学思想体系的产生。而此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已比较清楚地暴露出来，这又使这种思想体系的产生成为可能。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其对未来社会制度的设想，正是适应这种需要，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它是根据和立足于这种社会现实，从分析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材料人手来展望未来社会的发展前景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将有如下一些特征：没有私有制，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组织社会生产，消灭了人剥削人现象，实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政治意义上的国家的消亡等。而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还有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他们的这种设想和预测是怎么产生的？这里有几种情况：一是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规律中，推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然结果的；二是在批判和分析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以及批判某些工人政党的错误理论纲领中，论证了未来社会的性质和基本特征的；三是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中，特别是总结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中，提出未来社会政治和经济特征的。总之，他们对新的社会制度的设想，是进行了科学的论证，是在批判旧的东西之中发现新的，从批判错误的东西之中推论出正确的，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
马克思、恩格斯给后人留下的，与其说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预测，不如说是他们在进行这种预测时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
第一，他们的设想是从事实出发的。他们鲜明地提出，共产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他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恩格斯后来又声明：“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第二，他们的设想只是指出未来社会的大体的发展方向，其中没有像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那样具体地详尽地描绘未来的社会模式。
第三，他们预计到未来社会将是需要不断改革的社会，没有提供一劳永逸的方案。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经常变化的、不断改革的社会。他声明：“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是十分必要的。应该看到，他们毕竟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的设想毕竟不是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产生，毕竟是针对着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因为他们的某些设想不符合当今社会主义的实际而指责其为“乌托邦”，或因为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挫折而指责后来人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都不是正确的对待前人的科学态度。
正确的态度是列宁的态度。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首先表现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世界观，表现在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统一起来，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统一起来——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他从帝国主义时代和俄国国情出发，向前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
不能设想，如果不是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改变了无产阶级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取得胜利的论断，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或数国获得胜利的学说，会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如公有制、按劳分配、消灭阶级等问题上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但列宁面临着的是一个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同马克思、恩格斯相比，他对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看法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列宁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十月革命胜利后初期，他就提出了“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的命题。此时，社会主义实践刚刚开始。当布哈林提出希望在党纲中论述一下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社会时，列宁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会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因为还没有可以用来论述社会主义的材料。”稍后，列宁又说道：“新社会还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
列宁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看法。1923年，在《论合作制》一文中，他宣布：“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关于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的变化，人们可以列出长长的单子来。举其要者，如关于过渡时期：列宁改变了过渡时期是短暂的预测，根据俄国的特点，认为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要经过许多年的漫长的过渡时期。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列宁从上述认识出发，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将经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完全的社会主义”、“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重心和根本任务；列宁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根本的任务”，因此，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适时地转移到“文化”工作上来。
关于合作社的性质：列宁改变了把合作社当成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在苏维埃制度下，合作社同社会主义制度是一致的，“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这里包含着改变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单一的所有制的看法。
关于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过新经济政策的初步实践，列宁已认识到商品货币交换、商业、市场在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的关键作用。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已提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了。
关于精神刺激和物质刺激问题：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列宁认识到搞经济建设不能光靠政治热情和行政手段，“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来提高生产。
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列宁在认识到落后国家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应采取“改良主义的”、逐渐的、审慎的、迂回的办法之后，提出了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方式，甚至认为私人资本主义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
以上主要从社会、经济方面看。从政治和政治体制方面，在十月革命后，列宁的认识和实践也发生许多变化。如从十月革命前设想的实行人民管理制、人人参加管理，到认为只能“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的转变；从赞同“工会国家化”，到提出工会应该成为党和国家同群众之间联系的“传动装置”的变化；从实际上有条件地允许党内派别集团的存在到无条件地严禁党内派别活动的变化，等等。
列宁这些看法的变化，有的是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某些设想，有的是改变了自己以前的观点。促成这些变化的，是实践的经验，特别是错误的教训。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提供的深刻教训。列宁的风格、列宁的伟大之处在于把伟大的革命气魄、崇高的革命精神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他不仅是修正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也是教条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他总是面向新的时代、面向俄国的国情；总是深人实际，深人群众，从实际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改变过时的观念，修正错误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带领党和人民群众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如果不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毅然以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就很难克服苏维埃俄国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党内危机，从而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并在此基础上把对不发达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推进一大步。
自然，我们必须看到，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并不是给后人留下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固定模式。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毕竟只生活了六年多，许多问题还来不及回答和解决，甚至在实践中还没有显露出来；即使是他的正确认识，其中不少也是针对着俄国过渡时期的实际的，并非都是普遍适用的。
二、教条主义与苏联的解体
列宁去世之后，社会主义运动不管是在苏联，还是在全世界，不管是成就，还是问题，都与斯大林的名字分不开。在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代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时代。斯大林领导党和苏联人民，在极为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使苏联跃入世界强国的行列，这是巨大的历史功勋。在这个伟大实践中，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1936年他宣布在苏联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时，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的一系列传统提法就作了改变。比如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他用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社会共同占有、“社会公有”；在分配制度方面，他把按劳分配与各尽所能联在一起，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强调共同富裕；在社会阶级结构上，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而改变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无阶级”社会的标准；在国家问题上，他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是“非政治国家”的提法，根据苏联的情况和国际环境，认为社会主义还存在政治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他认为社会主义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突破和发展，等等。所有这些认识的改变，都是从实际出发，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总结。笼统地说斯大林搞教条主义是片面的。如果斯大林只是照搬马列主义，按“本本”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苏联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不可设想的。
但是，由于斯大林思想方法上存在着形而上学、片面性，他在提出某些正确观点的同时，又提出了许多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发生重大消极影响的片面的或错误的理论观点。如在所有制问题上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要尽快把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在实际上否定了个体经济的作用；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认为商品生产的存在只是因为存在着两种公有制形式，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指令性的计划经济，要“一往直前”地用“产品交换”来完全排除商品交换；在政党制度问题上，认为社会主义只允许一个党存在，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提出随着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的观点等。这些都是不合乎苏联的实际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问题不仅在于上述观点的片面和错误，更在于斯大林把苏联在特殊的条件下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绝对化、模式化，通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斯大林认为这是外国同志“必读的教科书”）使其成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照办的僵化的教条。
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政界、理论界一方面提出过某些违背马列主义的右的理论观点，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长期以来基本上停留在斯大林时期规定的概念上。一些思想路线比较端正、敢于正视现实的领导人和社会科学家，也曾发表过不少正确的理论观点，但总是被视为异端、“不同政见者”而遭到压制和打击。这使许多僵硬的、“左”的理论观点长期统治着苏联的理论阵地。这正是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深刻的思想根源。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发展动力问题，在苏联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性，道义上、政治上的一致性是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一直到70年代，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观点才逐渐占上风。但苏联的官方理论仍然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社会的单一性”、“一致性”是发展动力的理论，使那些同官方不一致的观点被看成异物而处于受批判和压制的地位，掩盖着现实社会中存在着的大量尖锐的矛盾。这个理论同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的理论一起成为苏联大清洗、大镇压的理论根据。苏共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正是几十年来沉积下来的、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则是这种矛盾爆发的催化剂。
教条主义不是面对事实，面对矛盾，揭露矛盾，用妥善的办法缓解和解决矛盾，而是不顾事实，回避矛盾，捂住矛盾，有时竟达到自欺欺人的地步。对民族矛盾的态度，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特点。
尽管斯大林时期遗留下来一系列的尖锐复杂的民族问题，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还是异口同声地宣称，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并且是“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理论界有人甚至说，苏联的民族纠纷，一切形式的民族不平等和压迫都已成为过去，“旧的民族界限已经消失”。但在一片“好了歌”声中，从60年代起，苏联国内民族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了，不仅发生了各种形式的抗议、示威、乃至恐怖活动，而且接连出现了各种民族组织，如吉尔吉斯民族解放委员会、乌克兰民族阵线、爱沙尼亚民族阵线、立陶宛全国人民阵线、亚美尼亚民族统一党、争取拉脱维亚独立组织等。到80年代，这种组织已遍布全国。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那就是把民族矛盾和斗争完全等同于阶级斗争。在苏联，任何谋求本民族利益的要求和努力均被不加分析地斥之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被当作阶级斗争问题、当作反动的东西加以批判和压制；而一旦被戴上“民族主义”的帽子，在政治上就不得翻身。这样做的结果又使民族矛盾更加深化和尖锐化。
戈尔巴乔夫在其上台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方面是没有意识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又高唱“民主化”和“公开性”，于是，民族分立运动一发而不可收拾。苏联的分崩离析正是对他们的教条主义的民族问题理论和对待民族矛盾的官僚主义态度的无情讽刺。
苏联的解体，根本的原因是经济长期未搞好，以致发生危机。经济搞得不好不活，从理论上说，就是一贯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就是计划经济，而且是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在此问题上，固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与从实践中提出的重视市场作用的新观念之间的斗争，使市场的作用在苏联出现了三落三起。
从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规定的“继续有计划地组织全国范围内的产品分配以代替贸易”，“准备取消货币”，到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提出的，要把商业当作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的关键环节来抓，号召共产党人学会经商为第一次起落。从发动“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废止新经济政策，批判布哈林的使市场“常态化”理论，市场、价值规律被不少学者认为是不起作用的，到斯大林发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肯定了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提出“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文中同时也给后人留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对生产没有调节作用，只起影响作用，要尽快用“产品交换”完全代替“商品交换”等教条），为第二次起落。第三次起落的发生从60年代初开始。苏共二十二大提出了“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在“利别尔曼建议”的大讨论中，国营企业之间交换的产品不是商品、计划与市场不相容的旧观念被破除。但从60年代末开始，苏联发动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规模的批判，指责一些强调重视市场作用的学者为修正主义者、同马列主义格格不人，认为市场调节会使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蜕化。在苏共二十四大之后，市场调节问题成为无人敢涉及的禁区。这种情况一直到苏共二十七大才有了较大的变化。
市场的作用在苏联的三落三起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次又一次地起来反抗束缚经济发展的僵化的教条。尽管每“起”一次都使人们的认识向着客观真理靠近一步，但在半个多世纪中反映实践的呼声、代表着理论和实践的正确取向的新观念总也没能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理论和产品经济模式，使苏联长期未能形成真正的市场。直到80年代中，95%左右的产品的价格仍然由国家规定，95%左右的物资仍由国家调拨。理论上的僵化阻碍着体制改革的进行，造成体制的僵化，从而使苏联经济缺乏动力和活力，导致停滞和危机。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后，出现了“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宏观失控、市场混乱的状况，正是顺应了“物极必反”的发展逻辑。
在某种意义上说，苏联也是被军备竞赛，被包打天下、争霸称雄世界的世界战略拖垮的。第一，这种战略使苏联从2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优先发展重工业实际上主要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战后，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25%、机械工业部门80%的产值来自军事工业。第二，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国民经济的准军事化，造成农轻重比例、军用与民用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长期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中。第三，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方针，使苏联长期执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有的苏联学者估计，苏联的积累率高达40%-50%，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积累率则为15%—25%；苏联职工工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仅占30%（1989年），而美国则为62%。
第四，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使苏联耗费了巨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据有关统计，苏联的科研经费80%用于军事科研，60%的优秀科技人才以及大量的精良技术设备集中于军事部门。这无疑是以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为代价的。第五，苏联的“优先”发展战略要求国民经济管理权力高度集中，阻碍了体制的改革。第六，根据苏联的对外战略，它到处去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从而使自己背上日益沉重的包袱。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每年花在阿富汗、越南、古巴等国的开支竟达近百亿美元。综上所述，我们隐约可见苏联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逻辑：对外政策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针—经济结构的畸形—经济体制的僵化和改革的停滞—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直至陷入困境。
苏联实行这种对外战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用绝对化的思维方式看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及其关系是重要理论根源。他们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关系看成是绝对互相排斥和全面对立的；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绝对优越、不断进步，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而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绝对的腐朽，是不断深化的危机，不能如实地估量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情况。如共产国际六大（1928年）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不切实际的估计，一直被当成不容置疑的结论被搬用到80年代初。加上苏联一度在经济上、尤其是在军事上取得较大的进展，使得勃列日涅夫畴躇满志。他宣称苏联“有实际可能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一系列环节实行进攻性的阶级斗争战略”，并“随时作好使经济转人战时轨道的准备”。70年代后半期，苏联接连不断地对外扩张，就是基于这种估计。然而，当苏联跃上军事强国的顶峰时，其经济则不可挽回地走下坡路。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教条式地理解和宣传马列主义某些原理和观点，固守一些已被实践证明其为片面或错误的理论，是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思想理论根源的重要方面。没有疑问，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但在一定意义上说，苏联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以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其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和泛滥，正是对教条主义的惩罚。苏联的实例向人们说明：不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能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三、苏联模式与东欧的剧变
东欧剧变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包括内因与外因、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原因、上层原因与下层原因、“左”的和右的思潮的影响、远因与近因等。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是剧变的直接原因。我们这里不来全面分析这些原因，只想研究一下教条主义在东欧剧变中的作用。这个教条主义在东欧集中表现为脱离本国国情，照搬照抄苏联模式。
东欧国家照搬苏联模式首先是苏联对这些国家控制和干预的结果。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建国之初，不少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就主张走本国自己的路，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来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体制。1945年12月召开的波兰工人党一大就通过了被称为“通向社会主义的狹兰道路”的纲领。哥穆尔卡在1946年指出：“我们选择了波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把它称之为人民民主道路。”“波兰可以，而且正在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的党也希望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匈牙利也有一些领导人，如卡达尔等提出在匈牙利实行多党合作制和人民民主制。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则在1945年就指出，我们必须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政策。1946年，他又说，苏联的道路并不是惟一可行的道路。德国统一社会党在战后初期也曾提出通过和平的德意志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保加利亚领导人也曾在解放初提出要探索一条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苏联为了控制东欧，在苏南冲突事件中，全面推行苏联模式，把东欧国家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斥之为“民族主义道路”，把一切与苏联不同的看法和做法都视为离经叛道，在东欧共产党内开展了一场大清洗运动。一批党的领导人被扣上“民族主义”、“铁托分子”、“西方代理人”的罪名，遭到清除、监禁，甚至处决。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自此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政治上，民主党派或被取缔、解散，或瓦解、改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破裂，联合政府解体，以共产党一党高度集权为特征的政治体制建立起来；在经济上，全面推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取缔私营经济、个体经济，把全部经济生活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市场机制不再起作用，执行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等等。苏联模式在东欧国家的全面推行，曾使东欧国家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但苏联模式在这些国家暴露出来的比这种模式在其故乡更为突出的弊端又成为这些国家动乱和剧变的重要根源。
波兰成为东欧第一个发生剧变的国家并不偶然。波兰剧变发生以前的三次危机都同苏联模式的影响紧密相关。在1948年东欧政局的转折时期，“波兰道路”遭到批判，哥穆尔卡等人遭到打击迫害，党内的三次清洗使一大批主张走波兰自己发展道路的党员干部（西方称之为“国内派”）被打下去。波兰实行全盘苏化，采纳了苏联式的政治经济体制。波兰党自己认为“这是一次具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性质的转折”。此后，波兰党和政府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和高速度、高积累的冒进计划，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平衡。强制推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苛重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此引起的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短缺、物价的上涨、部分职工实际工资的下降，使群众中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终于在1956年6月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即第一次危机。
哥穆尔卡复出之后，重提“波兰道路”，着手政治经济改革。在政治上提出党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化，实行扩大人民会议权力、工人自治和农会自治等非集权化措施；在经济上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提高职工工资，解散通过行政命令而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曾使波兰政治经济生活出现了转机，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但改革遇到保守势力的抵制和苏联的非难。在1958年国际上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气氛中，哥穆尔卡转向了，本来只是“换零件”的改革被迫停止，波兰再次回到苏联的发展模式。由于农业歉收，市场供应紧张，在政府决定大幅度提高物价之后，生活在“清贫的社会主义”下的波兰人又一次起来反抗。曾在人民群众拥戴下上台执政的哥穆尔卡被赶下台。
盖莱克上台后，雄心勃勃地提出“高速发展战略”。在70年代上半期，由于国际条件好，农业丰收，波兰出现历史上罕见的生产和消费同步高速增长的局面。但高度集权的体制使他没有避免其前任的覆辙。这位本来颇有民主作风的领导人，后来也是拒谏饰非，个人专权，听不进不同意见，没有纠正超出波兰国力的发展战略，造成70年代下半期经济危机日益加深，加上党风的腐败严重，终于酿成了波兰解放后的最严重的社会动荡。1980年“团结工会”事件发生后，波兰党节节退让，步步转向民主社会主义，也无法摆脱政治经济困境，终使政权丧失。
由于历史的原因，波兰人长期以来对苏联就存在一种逆反心理和对立情绪，因此，搬用苏联模式只能降低社会主义在波兰人心中的声誉。而不少波兰党的领导人之所以不能摆脱这一模式，则常常是由于屈服苏联的强大压力。苏联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结果是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名声。
苏联模式在东欧各国确立之后，改革与维护这个模式、抵制以至镇压改革的斗争在不少东欧国家出现过。从思想理论来说，这种斗争实际上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各国国情出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与教条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捷克斯洛伐克表现得尤为剧烈。1968年，鉴于苏联模式给捷带来的恶果，捷共发动和实行了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党的四月《行动纲领》强调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新的、高度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那种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党政分开和建立“有调节”的社会主义市场等任务。这无疑是对苏联模式的公开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上出现了某些自由化倾向。坚持大国沙文主义的苏联领导集团不能容忍捷突破其模式，于是以捷的政局动荡，出现反共、反苏口号，要求退出华约等为由，打着保卫苏东各国社会主义成果的旗号，出兵50万桿然入侵和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挟持了捷党政领导人，镇压了这次改革运动。1969年，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正常化”过程，在经济上重新转到高度集权的苏联经济模式上来，强调“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加强经互会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以致80年代以来经济每况愈下，甚至出现负增长的年份，使战前曾属于大工业国之一的捷克斯洛伐克沧落到中等国家水平；政治上进行了“捷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清洗”，先后有50万党员遭到清除和迫害，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被解除职务，200余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七分之一）受到株连。而胡萨克、雅克什等在尔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又拒不为受害者平反，造成深刻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改变捷的政治经济现状，正是捷政局发生动荡和剧变的根本原因。
匈牙利改革的命运同捷克有所不同。受命于民族危难之秋的卡达尔，顺应党员群众的改变拉科西推行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强烈要求，谨慎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子。他不仅收拾了拉科西的错误及由其引发的“十月事件”造成的匈牙利的烂摊子，而且从国情和国际条件出发，创造了被称为“第三种模式”的“匈牙利模式”，取得世人公认的历史成就。但匈牙利的改革始终没有摆脱苏联威胁的阴影。勃列日涅夫一直警惕地注视着这场“静悄悄的革命”。“布拉格之春”的命运使卡达尔更加小心行事。1974年和1975年主持改革的中央书记、改革的主持者浬尔什和政府总理福克先后被解除领导职务。改革的受挫和世界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使匈牙利经济陷人困境。这是80年代末党内发生分歧、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进而导致政局剧变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一些东欧国家照搬苏联模式主要是由于苏联的控制、干预、威胁的结果的话，另一些东欧国家则不是这样。它们在斯大林去世后，或同苏联闹翻了，或不同程度摆脱了苏联的控制，在外交和内政上实行独立的路线和政策，但由于存在着类似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因而并没有摆脱苏联模式。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就是长期维持、僵硬地固守斯大林模式的典型。霍査治理阿尔巴尼亚的重要理论武器是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他的座右铭是“到处都需要保持革命警惕性”。他把阶级斗争理解为不仅是反对“外部和内部敌人”的斗争，而且也是在人民内部和党内进行的斗争。他维护其独裁地位靠的是两大支柱：宣传和清洗。其清洗运动的频繁超过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在他执政的41年中，共进行了11次清洗，平均4年1次。其清洗的对象大都是不同程度主张改革僵化体制、实行开放政策的领导干部。至于对广大人民的高压统治和严密控制更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罕见的。对内实行政治恐怖统治，对外必然是闭关锁国。在霍査的极“左”眼光里，世界上所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的，就是修正主义的，阿是“唯一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于是，一个不足3万平方公里，约近300万人口的国家，竟筑起40万个碉堡。这种内外政策的结果，不言而喻只有使阿尔巴尼亚越来越落后，人民越来越难以忍受。在今天世界飞速发展的大潮之下，这种闭关锁国从而导致贫穷的社会主义怎能站得住脚？
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实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曾在国际上赢得广泛的赞誉。他主张扩大同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和合作也是事实。他在执政初期提倡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平反冤假错案，注意体察民情，深入工厂、农村，使罗马尼亚经济有过较快发展，得到国内人民的拥戴。但在政治经济体制上，罗马尼亚也基本没有走出苏联模式的框架。齐奥塞斯库实行的个人独裁、家族统治及其造成的恶果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一典型。这个体制使他丧失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而是好大喜功，不顾国情和国力，搞唯意志论，做出一系列的错误决策。如1969年提出使罗马尼亚在10年内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冒进口号，为此而实行高积累、低消费，大举外债，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大型加工业；后来又不顾人民的疾苦，决定10年还清外债（本息170亿美元）；无视罗马尼亚经济步步走向崩溃的事实，大兴土木，搞乡村都市化。这种体制使他严重脱离实际，陶醉于虚幻的成绩之中。1989年粮食实产1690万吨，他却相信下级谎报的数字6000万吨。当全国食品已极度紧张，百姓苦不堪言时，齐氏却自豪地宣布罗马尼亚已达到“人均三吨粮”。他思想僵化了，不言改革，反对改革，自认为罗马尼亚的体制“已经完善”。当罗局势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时，6名罗马尼亚的老党员联名上书，谴责他，批评他，呼吁共同探讨使国家走出困境的途径。齐氏没有悬崖勒马，丧失了挽救危局的一线希望，最后在剧变浪潮中成了孤家寡人，无处藏身。
其他一些东欧国家的剧变，基本原因之一，也在于没有真正实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模式的转换，如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这里就不详加论述了。
如果说，东欧各国都不同程度搬用苏联模式，没有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各国实际的结合，从而使这种社会主义体制缺乏生命力的话，南斯拉夫则是另一种情况。南斯拉夫早在苏南冲突中就批判和摒弃了斯大林模式，建立了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也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什么在东欧剧变中，南斯拉夫也发生了解体和内战呢？原因同样也是多方面的。从思想路线上说，南斯拉夫是破除了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却陷人了另一种教条主义，即南斯拉夫人自己说的“新的教条主义”。在不少问题上，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某些具体论断作为建立自己的体制的根据，结果脱离南的实际，超越了南社会的发展水平；如南斯拉夫的自治理论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和未来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而实际上南斯拉夫工人群众的素质和觉悟水平并没有那么高，因而在实行自治制度中往往出现本位主义、福利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南斯拉夫破除了苏联的国家所有制而确立马克思设想的“社会所有制”，但结果实际上成了无人负责制。南斯拉夫搬用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论”，从经济领域开始“非国家化”和“非集权化”，结果变成了“共和国中心主义”、“国家至上主义”，等等。当然，南斯拉夫这种“照搬”是可以理解的。20年代后开始的国际共运和各国共产党内的斗争中，有一个不好的传统——“打语录仗”。谁不到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寻找某些论断作为根据和武器，谁就可能在党内斗争和共运的论战中处于被动地位。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也是产生教条主义的一个原因。
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胜利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过曲折的道路。其间交替出现的挫折和胜利都同我党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密相关。
在建国初期的七年中，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是因为党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确定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此时，我们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知识不足，经验缺乏，因此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实行了“学习苏联”的基本方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苏联的高潮。但从总体上说，这种学习并不是照搬，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分析地学习。如在政治体制和政权建设上，我国基本上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体制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没有照搬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后者与前者实质虽然一样，但有明显区别，突出之点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划定在人民的范围内。我们没有沿用苏联的苏维埃的政权构成形式，而采取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也没有搬用苏联的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而是建立了单一制的国家，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采用苏联式的一党制，而是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自然，我国的某些做法，如党政直接对口领导体制和干部管理体制，也存在仿照苏联体制的问题；我国的政治体制也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
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我党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我们借鉴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创造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渡形式，对富农经济采取了由限制到逐步消灭的政策；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则是通过一系列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当然，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也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和偏差。从广义上说，这也反映了苏联模式的影响。
“学习苏联”主要表现在经济体制和经济文化建设上。这个学习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我们采用了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建立了苏联式的以指令性的计划管理为主要特征，以行政方法为主要管理手段的体制。根据我国当时的实际，这种学习是很有必要的，作用是积极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总结的，“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必须看到，在这个学习运动中，确实存在着局部的教条主义错误。对苏联经验“不能有丝毫怀疑”、“科学技术上也要倒向苏联”等口号和观点突出地反映了这种错误。更为严重的是把对待苏联的态度不加分析地作为衡量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的标准。这些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起了恶劣的作用和久远的消极影响。
1956年是国际共运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转折年代。这一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以苏联经验为鉴诫，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的问题，初步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实际上也是提出了探索有别于苏联模式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报告和紧接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可惜，当党面临着工作重心转移而需要特别谨慎的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逐渐骄傲起来了，逐渐脱离了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开始削弱以至破坏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他夸大或错误地判断了阶级斗争形势，夸大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和主观意志、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主要由于这些原因，使得他在上述著作中从实际经验总结出来的某些正确的思想观点得不到贯彻。这样，在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和体制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严重失误，如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1963年至1965年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斗争中的“左”倾错误，等等。
在十年“文革”中，上述失误发展为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使党和国家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里的问题是，从理论到实际坚持同教条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的毛泽东同志，对苏联模式的弊端、对斯大林的错误已经有了认识的毛泽东同志，为什么在其晚年还犯了类似他本人曾经批评过、反对过的错误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总的说来，是因为他在“文革”中的理论和实践“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在理论上，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左”倾的方针和政策；从实际上看，他对这时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了主观主义的、完全错误的估计。比如，说党内“走资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就是“根本没有事实根据”的。毛泽东此时已经离开了他自己制定的对待马列主义的正确方针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处在重要的历史关头。经过十年动乱。积累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党能否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关键是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采取何种态度。当时主持党中央领导工作的华国锋同志，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实际上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命题。接着，发生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的原则分歧的争论，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邓小平等老同志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具有重要意义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紧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这场关于党确立什么样的思想路线的争论，是一次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争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伽锁，对于各条战线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历史作用。如果不是重新确立这条思想路线，就不可能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不可能对重大的历史是非进行认真的清理，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不可能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和调整各项政策，就不可能使一大批无辜受迫害的干部恢复工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来也不可能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总之，不可能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但是，关于坚持什么样的思想路线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在我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后就停息。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伴随着一场思想路线方面的争论，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还是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固守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是扭曲的认识？可喜的是，邓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头脑清醒，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批评“左”的和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倾向，冲破一个又一个的思想障碍，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改革开放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正是因为有了这条思想路线，我们党才能够尊重农民群众的愿望和创造性，废除人民公社，积极支持试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这一长期被当作姓“资”的制度，逐步取消农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扶植乡镇企业，使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并为整个改革开放大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正是因为有了这条思想路线，我们党才能够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在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此后全面推开了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的城市改革。
正是因为有了这条思想路线，我们党才勇于顶住“左”的种种责难，采取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发区，进行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崭新试验，从而使两亿人口的沿海地带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条思想路线，我们党才能在我国发生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在苏联和东欧剧变中，采取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实事求是地全面地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教训，继续坚持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作出一系列正确的重大决策，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继续前进。当党处在新的历史关键时刻，一些人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国际上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中，表现出“左”的倾向，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要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以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近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谈话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明确提出要警惕右的，但主要是防止“左”；提出了判断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三项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谈话中，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评价了计划与市场问题，强调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从根本上解除了那种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是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理论基础。邓小平同志的这次谈话，得到同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和党的十四大的完全赞同。以此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几年中，我们在工作中也发生过失误和偏差，现在也还面临着很多新的困难和问题。但我们党巳经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取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举世瞩目的伟大历史成就。这个胜利的取得，根本原因就在我党在十几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逐步摆脱传统模式的框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重大胜利与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首先正是取决于党的思想路线正确与否。
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但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遭到失败的是苏联模式，是教条主义。
现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仍处于历史性的转折关头，仍然存在着向好的方向和向坏的方向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希望首先在于各国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总结教训，在警惕右的同时，彻底破除半个多世纪以来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走进思想解放的新天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今时代的实际、同各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