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俄罗斯的政局前景，首先必须研究这几年政局本身的发展趋势，分析当前俄罗斯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政治代表人物的情况、社会政治心理和政治情绪等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这是最重要、最直接的研究方法，我们姑且称之为以政议政。
以政议政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影响和制约政局发展变化的还有许多非政治因素。这些非政治因素是政局发展变化的基础的原因，深层的原因和外部的原因。这里说的“非政治因素”包括经济、文化、国际因素。“国际因素”中实际上也有政治因素，只不过是“国际政治”。故上述“非政治因素”准确地说应是“非国内政治因素”。本文拟从小结几年来俄政局发展变化中非政治因素的作用出发，分析非政治因素对未来俄罗斯政局走向可能发生的影响，从这个角度对俄政局前景作些预测。
一
影响俄罗斯政局的非政治因素首先是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对政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尽管有时是滞后的。因此，我们分析和预测俄罗斯政局的发展趋势，首先要研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社会集团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经济变革的进程和经济形势。
第一，近四年来，俄罗斯政局跌宕起伏，各种政治势力不断斗争，各政党、组织分分合合，实质是什么？根源何在？当然，这是权力之争；但其实质应该说是关于俄国确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选择何种发展道路之争；而归根到底还是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利益之争。由于俄国处在经济制度、经济模式的转型期，经济利益之争就表现为建立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政策之争，实行经济改革的方针、方式和方法之争。这可以说是四年来政治斗争的触发点和斗争的主要内容。1993年十月流血事件之前，叶利钦总统同副总统鲁茨科伊、议长哈斯布拉托夫由合作到分歧，到刀枪相见，主要原因之一是经济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方法的分歧；1993年12月杜马选举前“民主派”再次发生分裂，主要原因也在于沙赫赖、索布恰克、亚夫林斯基等反对盖达尔的使经济危机加重的激进的经济改革方针。至于俄共、农业党等“反对派”，他们在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上同“民主派”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由此看来，俄国政局正常化与否，最重要的是看各政派对经济改革的方针、政策分歧的程度，社会各阶层、阶级利益矛盾的程度。如果各政派的分歧、各阶层利益矛盾严重存在，当权者又没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使这种矛盾和冲突调控在正常的秩序范围内，政局的稳定和正常化是难以设想的。
第二，经济形势对政治局势、对当权者的地位的影响是直接的、巨大的。这是不言自明的。苏联解体后的头一年——1992年，根据俄国家统计委员会公布的数字，国民经济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了19%，工业总产值下降18.9%，通货膨胀率高达2200%，居民实际收入比1992年初下降了44%，于是，掌权的民主派发生了大分化，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和副总统鲁茨科伊成为总统和政府的反对派的政治代表。年底，担任代总理半年、主持“休克疗法”的盖达尔下台。
1993年，经济下滑速度略缓，但情况仍然不妙，民主派中两翼矛盾激化，叶利钦诉诸武力解决了两大权力机关近两年的斗争。这虽然暂时稳定住了叶利钦的权力地位，却阻止不了激进民主派政治势力和权力地位的下降。在年底举行的国家杜马竞选中，民主派发生了又一次大分化，分裂成各树一帜的四个竞选集团。选举结果：自由民主党异军突起，得票率居于首位；以盖达尔为首的“俄罗斯选择”受挫，得票率居第二；左翼政党俄共和农业党取得出人意料的重大成绩，两党共占杜马约1/4的议席；在次年初政府改组中，激进派代表人物——第一副总理盖达尔和副总理、财政部长费奥多罗夫退出政府。1994年经济状况未见好转，导致了政府危机。
1995年经济形势有了某些转机，但谈不上明显好转。俄国有500余万失业者和相当于此数的潜在失业者，有3000多万退休人员，其中4/5生活于贫困线以下，存在占总人口20%—30%的贫困阶层，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经济生活的动荡不定，失业者队伍、贫困阶层的存在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东欧和俄罗斯近年来的情况表明，在经济状况恶化的条件下，在政治上得到好处的是在剧变中失势的左翼政治势力。俄罗斯的上述经济状况，使得左翼政治势力有很大的社会基础，左翼思潮有广泛的市场。1995年12月的杜马选举，俄共取得更加巨大的成就，一跃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使俄国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重大改变。现在，俄国人民的政治选择似已不像前些年那样，在激进民主派和温和民主派之间进行，而是在民主派和共产党之间进行。
第三，研究影响和制约俄政局的经济因素，特别要研究旧的经济结构的解体和新的经济结构形成的状况。建立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或者说，对公有制与私有化持什么态度和方针，是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派别斗争的一个核心问题，而斗争的结果又将反映在两派政治力量的对比上。俄国经济结构的变革与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作为原国营工业部门的支柱——军工企业转轨、转产难度甚大；二是农业改革受到顽强的抵制，进展缓慢。这造成新经济结构形成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使民主派短期内难以在政治上占压倒的优势，而社会主义政治势力和民族主义势力则有了赖以存在和在一定形势下得到发展的基础。但民主派4年来在私有化的道路上毕竟有了重要进展。占总数近一半的企业的某种程度的私有化，约占人口总数的1/3的私有者队伍，尤其是其中在社会转轨中暴富起来的阶层、从原来管理者阶层中转化来的被称为“官僚买办”的阶层的出现，使现政权及支持它的政党有了相当的社会基础。这种情况在不久前的杜马选举中得到反映。
二
文化是影响和制约俄政局的深层次因素。这里讲的文化，主要指反映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观念形态。现阶段俄罗斯社会存在着三种既互相区别、互相排斥，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文化：俄罗斯传统文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关于俄传统文化，俄共三大文件多次提到，认为是协作、互助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真理、善良、公正和最高想理的追求；但就其不好的方面来说，则表现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排外情绪、封建专制主义残余思想和个人崇拜等。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集中表现为信奉经济上的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政治上的多党制、议会民主制的思想观念，崇尚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等。社会主义文化是指反映原苏联政治经济制度（共产党的领导、苏维埃民主制、公有制和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按劳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观念，在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一般表现为追求社会平等、社会公正、社会稳定、害怕竞争和社会生活动荡的社会心理和情绪。
各派政治势力在文化价值上各有其明显的倾向。右翼（民主派）信奉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左翼（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政党把俄罗斯传统文化旗帜举得最高。各大派中又有小派，它们对各种文化吸纳的程度又有差别。如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中就有三种不同的派别，它们所坚持和理解的社会主义各有差别，有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有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有表示坚持和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的。
戈尔巴乔夫上台主政以来，特别是近5年来’三种文化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社会氛围中剧烈斗争，争夺俄罗斯思想文化阵地。但冲突与融合相伴相生，各种文化在斗争中互相影响、渗透。斗争的发展趋向大致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中派”成为主流派时，意味着反映传统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衰败。苏联解体前后激进的民主派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表明了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占了上风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消退。但是，暂占上风的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很快就遭到其他两种文化的顽强抵制。
存在于俄国长达百余年、在70年中有权力、制度支持的社会主义文化不可能消失，它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存在于广大人民大众之中，并在文化冲突中消磨掉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印记，逐步向带着时代特征的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演变。叶派变革的挫折使人们对西方文化发生怀疑，使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有了回升，社会主义派别的势力有所复兴，其政治表现就是俄共在1993年12月杜马选举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如同B·A·麦德维杰夫所言对既有的社会价值的怀念，对新的社会条件的抗拒是最近形势中使社会主义力量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因素”。1995年12月的杜马选举，俄共得票率又增加了一倍，说明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再一次显示其对广大劳动者的巨大吸引力。当然，对“怀旧”也要做具体分析。人们怀旧，但又“趋新”。人民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追求不等于希望回到旧的苏联模式去。苏联社会主义时代给苏联人民留下的回忆，有甘甜、也有苦涩。人民不满于几年来经济生活的恶化、动荡，追求社会的安定、平等、公道，但又希望革除旧弊。“趋新”与“怀旧”同时存在。“怀旧”使某些右翼社会集团不能随心所欲地抛弃社会主义时代的宝贵“遗产”广趋新”则是改革、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如果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事情正是这样。假如俄共像某些极左的共产主义组织那样，僵化保守、不思改革，许多人就不会投它的票。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能够再次显示其威力，正在于它不仅没有抛弃，而是注意吸取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
有着久远历史、深固根基的俄罗斯传统文化在社会转轨时期，在形成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对外政策中起着显著的作用。它是阻挡俄国全盘西化的另一股强大的力量，使得离开俄国的历史和现实坚持西方价值观，甚至连救国药方、治国方略也要向西方乞讨的极右翼难以成为俄政坛的主流派。
俄国历史上一般是这样的：为了成为欧洲大国和世界大国，觉悟的人物不得不承认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提倡学习西方，但也不可能把西方模式完全移植于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沉积层的俄罗斯土壤上，或者说，西方文明之花在俄罗斯土地上总是要带上浓厚的俄罗斯色彩。从思想到制度、到手段，都是这样。俄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不同于其源头——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它先是在一定程度上同俄国专制主义结合成为贵族自由主义，而后又成为对专制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欧洲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传人俄国之后，先是形成革命民主主义，后又与俄国村社传统结合起来，形成农民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则产生了有强烈革命性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后来又发展为以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在制度上是强化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以权力强制社会发展。在手段上则常常表现为以东方的方式、手段使国家实现某种程度的“西化”。马克思说过，“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半个世纪以后，熟悉西方文明的列宁在谈到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方式时也说过，“为了比彼得更快地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仿效西方主义，我们不惜采用独裁方式，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
简单回顾这个历史，我们对几年来俄国发生的事情就好理解一些。比如，为什么俄罗斯不容易确立起西方那样的议会民主制、“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体制？有人说，曾号称是激进民主派首领的叶利钦的宪法不如西方国家的宪法“民主”，总统权力太大了。这是事实。但这不正是反映了俄罗斯崇拜个人权威的历史传统起了作用吗？这个传统在这个时期又一次表现出来则是以转型时期俄罗斯社会对于权力集中的现实需要为基础的。为什么当政才4年的叶利钦竟两次动武去处理国内的社会矛盾，用这种同“民主”毫不相干的“俄国方式”去推行“民主”？这种矛盾现象用叶利钦个人的性格去解释不能完全说得通。提出这一点在今天是有实际意义的。现在我们预测俄国政局如何演进，又要估计到这种可能：当俄罗斯政治力量的对比、政治局势发生急剧和重大变化时，“民主”是否再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又如，为什么农村的改革比城市的改革还难？村社制度早已成为历史，但今天俄国人还在谈论“村社传统”。也许这个恐怕谁也说不清有多大影响的村社传统使得俄国既没有发生像中国农村十几年来出现的那种巨大变化，也难以走上美国式的农业发展道路。再如，为什么一个原来并不起眼的自由民主党一下子成为俄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1993年12月杜马选举，自由民主党异军突起，一下子改变了俄国政治力量的对比，是因为日里诺夫斯基在俄罗斯人普遍不满于大国地位的失落的历史时刻举起了民族沙文主义的旗号。俄国各主要的政治派别尽管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上纷争不断，但在突出俄民族利益和大国地位的对外政策上则很快一致起来，这很反映俄传统文化影响的深广。谁离开了这个根基，谁就不能在政治舞台上占据牢靠的地位。在1993年12月杜马选举中，自民党的崛起出人意料；两年之后的杜马选举，自民党得票率虽然减少了一半，但仍获得11%的选票，是杜马中第二大党，又一次出人意料。这两个“出人意料”一再警告人们要充分估量俄罗斯民族主义传统的影响。
转轨时期的俄罗斯文化是由一元（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反映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文化）转向多元并立。要形成反映时代新特点、反映俄罗斯社会新的发展阶段的占主导地位的新文化，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这种文化结构和文化斗争的态势对政局的影响是十分深刻而明显的。哪一派在政坛中占主导地位都不能无视这一点。
三
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当今世界的现实说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建筑起自外于国际社会的牢固壁垒；国际社会对一国政治的冲击、影响越来越大。苏联、俄罗斯的政局历来同国际大环境紧密相连。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斯大林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形成同二战前国际形势的紧张和战争的迫近，勃列日涅夫后期的经济衰退同苏美争霸，苏联的解体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发展及其对苏联国际地位的巨大威胁等等，都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
俄罗斯近年来政局的变化同样受到国际因素的强大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国际潮流、时代潮流对俄的影响上。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现代化对各国的冲击是巨大的，对俄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对俄国的影响和冲击都要强劲得多、速度快得多模大得多；处于社会转轨时期选择和确定新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俄罗斯，比任何时期都更自觉、更积极地吸取西方国家的文明成果。俄罗斯主要政治派别对议会民主制、多党制、市场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等等，在并不长的时间里就有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共识”’就是明证。苏联剧变也可以说是俄国历史上一次新的西化运动。尽管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遭遇其他各种文化的抵制，今后还可能出现某些反复，各个政治派别对待西方文化态度前后也会发生各种变化，但当今世界的大潮却使得任何国家（不管大国还是小国）都不能长期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的发展大道。这一规律使得极左翼没有什么前途，旧体制恢复无望；坚持排外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也难以有大的作为。因为，放开眼界，打开国门，吸纳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化成果，正是今天俄罗斯摆脱落伍状态的国家根本利益所在。这也是俄国人在80年代中期走上改革之路的动因。
任何对俄国社会发展能起积极推动作用的有前途的政治势力，必须是能正确估量国际潮流、时代潮流对俄影响的政治势力。狭隘民族主义势力和社会主义派别中的极左翼对这一影响缺乏应有的估计；民主派中的右翼则把这种潮流的发展看得过于平坦和笔直，对国际关系的实质和复杂性似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实际上，从国际关系的实质看，各国外交都是维护本国利益的。西方希望俄西化，它们有时给俄以某种援助，有时对俄施加压力，这有利于俄国亲西方的右翼民主派；但它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俄的复兴，同它们平起平坐，而是为了自身利益。它们只把俄当作小伙伴、二等伙伴。而西方越是排挤俄国、歧视俄国、贬低俄国的国际地位，伤害俄国人的自尊心，就越容易激发俄国人的爱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从而使亲西方的民主派在国内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盖达尔的步步失势，科济列夫等人的遭遇正说明这一点。
在影响和制约俄政局的国际因素中，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的状况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国际关系是俄国政治民主化正常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一般来说，这个道理也适合于其他国家。对俄来说，特殊性在于，它作为一个大国，而且不是一般的大国，它本身就是影响着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不管国际关系的格局如何，不管世界发展成几极，俄国总是重要的一极。俄国这种国际地位就影响着其政治机构、政治特点和政治发展。即使维护这种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的合理需要，也使它要把很大的一部分人力、财力、物力集中起来，这又必然造成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相对集权，限制其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展和程度。
俄国现实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中，也存在不少敏感问题和热点成为这种制约因素，如北约的东扩（美国和西方某些国家不可能放弃这种努力），东欧不少国家向西、亲西，日本收回北方四岛的要求，独联体中不少国家维护其主权和独立的政策等，都会引起俄国的反应。甚至对世界各地区出现的纷争，俄国也不会袖手旁观。上述情况不是暂时现象，它要存在相当一个时期。这样一个国际环境和国家关系，使得民族主义的传统势力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给俄国政治打上深深的烙印。
这么说来，俄国是否会很快重新走上对外追逐世界霸权的道路，国内搞专制和独裁政治？世界舆论上存在这种担心和看法。笔者认为，近期内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一是因为追求和平和发展确是一股国际潮流，俄国不可能不受影响和制约；二是俄国短期内力量还不足，国内转轨的任务、恢复经济的任务使任何理智的当政者不可能太分心外顾；三是俄国不少有识之士对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外政策的教训也是有所认识的。
1995年杜马选举之后俄罗斯对外政策会发生什么变化？笔者认为，这种变化不会很大，更不会是根本性的。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两年来大体已经确定下来，今后在外交事务中，可能在有关问题上会对西方强硬一些，但不会回到俄美对抗、争霸世界的老路上去。
四
把上面各种非政治因素对俄政局和政治的影响的分析综合起来，俄政局的近期前景也许是这样：
第一，极右翼、极左翼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不可能成为俄国的主流派，而是作为小派别存在下去。这是指政治集团而言。这些派别的个别领头人物也许能登上总统宝座，但一旦这样，他也将不得不改变其政治面貌而发生像叶利钦那样的政治位移。
第二，斗争可能将主要在带有一定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带有较浓厚的俄罗斯色彩的民主派中进行。这本质上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至于这两大派中各自将由当前哪一个党（组织）来代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因为政党、组织的重新组合、改组还将继续发生，即使目前面貌比较清晰的俄共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而中间政治派别（中右或中左）可变性就更大。
第三，在正常的政治斗争条件下，哪一派都不能独占政坛，议会（杜马）将是多党并立，政府将由以一派为主、联合与其接近的党派组成。政治斗争的胜负主要将体现在议会和政府的组成上。
原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1996年年刊《欧亚社会发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