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东欧左派力量在剧变中遭受严重挫折之后，近两年来又有回升。国际上政界、舆论界或兴奋，或惊愕，普遍关注这一政治现象。这里我想罗列一下情况之后，分析一下产生这种政治现象的主要原因，研究一下这个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形势，就由此引起的这些国家的社会走向问题提出几点初步看法。
一
左翼势力的回升主要表现为由原执政的共产党演变而来的政党、组织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中有的重新出来组阁，上台执政。
情况大家都比较熟悉，我只简要按时间顺序讲其突出表现：
——1992年11月，由立陶宛独立共产党改名而来的民主劳动党在大选中获得了议会中141个席位的80席，成为第一大党，上台执政。该党主席布拉藻斯卡斯任总统。
——1993年9月，以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其前身为执政的统一工人党）为核心，以拥有475万会员的波兰工会全国协议会为重要政治基础的民主左派联盟在议会（众、参两院）大选中获胜，赢得两院中各占37%的席位，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并与在大选中在众参两院分别获得28%、36%议席的农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在大选中，“团结工会”在众议院中未得一席，在参议院中仅获9席。剧变后“团结工会”历时4载的执政时期宣告结束。
——1993年12月，俄罗斯共产党在新议会选举中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占65席，成为杜马中仅次于俄罗斯选择和自由民主党的第三大党，上升为对俄国政局发生重要影响的政治力量。
——1994年3月，在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首次议会大选中，共产党及其盟友社会党和农业党在有450席的议会中获得118席，成为最大的议会党团。社会党主席莫罗兹任议长。社会党是乌共被解散后于1991年组建的，农业党则是乌共和社会党派生的。
——1994年5月底，在匈牙利的大选中，由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989年底改建而成的匈牙利社会党获得了54%的选票，在国会的386个席位中占209席，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参选党，由原来国会中第四反对党一跃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与国会中第二大党——自由民主者联盟组成联合政府。社会党主席、前匈牙利外长霍恩·久拉任总理。
——1994年6月，在德国东部地区，民主社会党在欧洲议会选举及地方选举中得势，得票率高于两德统一以来的任何一次选举。
——1994年12月，由原保加利亚共产党演变而来的保社会党在大选中获得44%的选票，组成了以社会党主席，年仅37岁的维德诺夫为首的三党联合政府。这是继波兰社会民主党和匈牙利社会党在大选中获胜之后，由原执政的共产党演变成的社会民主党在东欧国家大选中又一次重新得势，上台执政。
等等。苏东剧变后出现这股新的政治潮流，被西方称为共产党的“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共产主义的幽灵再次在欧洲大地徘徊”。
二
为什么会出现社会主义势力东山再起的政治现象呢？粗略看来，主要原因有三：
1、剧变后上台执政的党派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乳，政策失误以及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的混乱和滑坡。执政党内部的勾心斗角、分崩离析以波兰“团结工会”为突出。“团结工会”并不团结，内部派系林立，争斗不断，由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分化成十几个派别。执政四年，政府更迭四届，总理五易其人。大选之中，“团结工会”内部各派也无法采取联合行动，各自为战，终于失败。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剧变后新上台的执政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不断内讧，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导致政府频繁改组。保加利亚从1989年11月剧变以后至以维德诺夫为首的新政府组成，5年之间更换5届政府。
经济混乱、生产滑坡、失业剧增、通货膨胀则是原苏东地区各国的普遍现象。各国经济情况仅以与上述大选有关年份为例：俄国1992年实际国民经济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19%，工业产值下降18.8%，通货膨胀率高达2200%，居民实际收入比92年初下降44%；1993年经济下降速度略有减缓，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2%，工业产值下降16.2%，消费品和付费劳务价格比1992年12月上涨8.4倍，而平均工资在12月份比上一年同月增长7.6倍，失业和半失业人数约占经济部门从业人数的10%（以上为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统计材料）。
乌克兰在独立之后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20%的速度下降。故乌克兰社会党领导人莫罗兹说，大选的胜利“与其说是左翼力量的胜利，不如说是现实的反映。人民希望稳定”。
波兰在团结工会执政期间，经济也严重衰退。1990年和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下降11.6%、7.6%，工业产值分别下降24%、11.9%，农业产值下降13.8%，失业率高达15.4%，80%的百姓生活水平下降。1992年，波兰经济开始回升，国内生产总值在1992年一1994年分别增长1%、4%、4.5%，但仍未恢复到1989年水平。经济衰退是“团结工会”失去民心的最重要原因。
匈牙利在剧变后的4年中，国内生产总值下降23%，工业生产下降30%，农业连年歉收，通货膨胀一直在22%到35%之间，失业率达到12%，1/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西方评论说：“12%的失业率、22%的通货膨胀率、4年中国内生产总值下降23%，是匈牙利选民希望更换政府和支持社会党的主要原因”。
保加利亚在剧变后经济一直下滑，国内生产总值、工业生产分别下降30%、50%，失业率高达20%，1993年通货膨胀率达120%，使保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这是保社会党得以“东山再起”的最重要前提。
总之，经济的衰退、滑坡、混乱，是前苏东部分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派别力量回升的最主要的社会背景。经济形势之恶劣，其重要根源首先当是剧变中上台执政的政党政策失误，自然也是在激烈的社会动荡和混乱中在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时期必然产生的普遍现象。
2、社会主义政党有比较合乎民心的竞选纲领，有比较现实和灵活的政策和策略。
很难设想，在近年来的社会政治形势下，俄罗斯共产党如果只迷恋议会外的、街头的群众性的斗争方式，而不采取参加杜马竞选的策略方针，它在政治上可以有什么大的作为。
波兰社民党并非单枪匹马取得胜利。1990年秋，它同其他14个（后发展到27个）左派政党和组织组成了民主左联。民主左联在第三次议会选举（1993年）中提出调整经济政策、减少失业、继续改革、制止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等内容比较得人心的竞选纲领，大选后又与以维护广大农民利益为选举纲领、两院中第二大党——波兰农民党联合组阁。
匈牙利社会党在选举中注意调整自己的纲领和政策，改善党的形象，同最大的工会组织联盟，提出了把尽快克服经济危机为最重要任务的竞选纲领。大选中，社会党获得半数以上选票，按选举法规定，它有权组成一党政府，独揽大权。如果这样，它将面临5个反对党的强大压力和挑战。社会党没有这样做，而与第二大党自由民主者联盟联合组阁。这样，两党在国会中的席位就超过2/3，有利于在国会中通过政府的重大决策。这两党的指导思想和治国方略有很大区别，但两党合作是多数选民的希望，社会党采取了这个合乎民意的做法。自然，这样做也会埋下新的纷争的根子。
3、最根本的因素是民心、民众情绪的转变。苏东剧变中，为什么共产党和由改旗易帜、蜕变而来的社会民主党会被击败？归根结底还是民众的政治情绪。在自由主义甚嚣尘上的氛围中，多数选民在自由选举中不去投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的票，这是一个无法更改的历史事实。记得从1981年起先后担任波兰副总理、副议长、总理、党的第一书记、多次与团结工会打交道的拉科夫斯基曾说，我们不是被反革命推翻的，而是被人民把我们推下台的。这句话用来揭示苏东剧变的最根本原因也是适宜的。剧变中多数选民的选择给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画上了句号。然而人民在某种政治环境中的选择、人民的政治情绪，并非都是理智的Z作为整体意义的人民群众，认识、判断都有个过程，都要靠实践提供教训。’剧变后几年的社会实践，使人民从希望走向失望，于是他们不免要回转过去复习基本问题，消化实践的教训。选择发生了变化。色彩不一的社会主义旗帜下于是又集结起浩浩荡荡的拥护者队伍。
三
现在我们粗略分析一下这个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并从这里扩展开来对其社会走向作一初步预测。
分析运动形势，预测社会发展趋势，最忌掺杂主观愿望。后者可以通过纲领、宣言、方针、政策去体现，去规定，当然这也须以实事求是分析客观形势为依据。否则就会误事。历史上这种教训太多了。
原苏东9国在剧变中分裂成27国。各地区之间情况有别。巴尔干国家不同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高加索、中亚国家不同于东欧国家，东欧国家又不同于俄罗斯。各国之间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宗教信仰、国际环境也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异。因而其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趋势和社会走向也将不会是同步和同一模式的。我们只是根据前已述及的国家作一大体的分析，至于它们有多大代表意义则难一言以蔽之。
1、原苏东地区当前的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股大的流派。上述左翼势力的回升既包括共产主义势力的回升，也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势力的回升，而主要是后者。
这从上述各党的纲领和政策主张可以看出。俄共——根据1995年1月俄共三大通过的纲领看来——是共产主义政党，而非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它坚持社会主义目标和共产主义理想，坚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把恢复全民或集体所有制、恢复各级苏维埃和恢复统一的联盟国家作为自己的近期的主要任务，强调捍卫列宁的学说和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些表明它同民主社会主义有原则的区别。但它坚持的也非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党纲表明它在努力把共产主义基本原则同时代新的特点和俄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如承认利用各种议会内外的斗争方式，通过合法途径去实现党的最低纲领；提出“同进步力量一起掌握政权”，把其他左派和进步的爱国的政治力量当作盟友，而且在统战中不强调以我为中心，宣布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俄共党徽除锤子、镰刀，又加上书籍。总之，俄共既不同于社会民主党，又不同于斯大林式的共产党，是有些新面貌的共产主义政党。
波兰社民党、匈牙利社会党、保加利亚社会党等则基本上属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党。波兰社民党党章宣布其“致力于实现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它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作用、民主集中制，主张议会民主、多党制和社会市场经济，强调社会公正、公民权利、自由平等。匈牙利社会党党纲宣布“同斯大林的马列主义思想决裂”，但将维护“马克思主义所指的方向”，“使党成为左翼社会民主运动”，主张建立多种所有制的社会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制度。保加利亚社会党声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源泉之一，放弃民主集中制，主张多党议会制，把人道、民主作为建党的原则，尽管党内派别较多，但均维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立陶宛民主劳动党的纲领主张政治多元，反对任何党的垄断地位，其主要目标是在立陶宛建立民主公正的社会。
列举目的在于力求确切一些说明近年来复兴的社会主义势力属于何种流派的社会主义。
2、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将在各该国家政治舞台上处于何种地位？
这里指的是在剧变后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的共产党和由共产党演变而来的社会民主党。
俄共发展前景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它目前是原苏东地区实力和影响最为强大的共产党。俄共组织基础较为宽厚，全俄88个行政主体均有其基层组织，现有党员60万，而且在俄罗斯有为数不少的原苏共党员，他们把党证装在口袋里，不宣布退党，也不参加新党，一旦形势有大的变化，随时可能加人俄共而使俄共有迅速壮大的可能。
俄共在1993年杜马选举中虽仓促参选，仍取得显著成就；在1994年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又再次显示其实力’在一些州议会中，甚至占有90%-100%的席位。就近期而言，俄共影响将增强，但恐难以对俄政局起决定性影响，更难上台执政。一是因为把取消总统制、恢复各级苏维埃和恢复苏联、恢复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等作为近期政纲看来不太切合实际；二是历史包袱难以甩开；三是党员老化状况短期内难有大的改变，又缺乏在议会民主制条件下展开政治活动的足够资金和舆论工具，等等。
新出现的社会民主党在前苏东地区许多国家则可能成为议会民主政治中左右政局的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的一支；但（已执政的）是否能够较长期维持住政权仍难断定。原因首先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一个斗争复杂、发展曲折、时间较长的社会转轨时期，也即确立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体制，形成社会新的运转机制的时期。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体制和政策代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因而这个时期必然是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为各自的利益反复较量和斗争的过程。这种斗争一般是由不同的政党和组织来代表的。由于旧的经济结构的瓦解、新的经济成分的生长直接影响着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力量对比的变化；由于各个政党和组织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主张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必然要不断调整和修改；由于人们对本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所在、对各个政党和组织真正面目及其纲领、政策都有一个反复认识的过程，因而对代表各自利益的政党和组织的选择并非一次完成：这样，在社会转轨时期，政坛中各派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各派代表人物的浮沉，常常是反复出现的正常现象。社会转轨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使人很难断定哪一个党能在议会民主制度下长期执政，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任务。还要考虑到，国际环境、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乃至于领袖人物的健康状况的恶化等各种偶然性、突发性的因素和事件也会对一国政局发生重大影响。
下面我们再从各个角度继续分析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趋势和社会走向问题。
3、目前，原苏东地区许多国家中，在建立何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体制、实行什么政策问题上’尽管也存在严重分歧和斗争’如总统制还是“议会——内阁制”，社会市场经济还是自由市场经济，何种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以及改革方式方法、步骤等，但主要的政党和组织中的多数已有某些“共识”，如政治上的多党制、议会民主制、权力制衡的体制，经济上的市场经济、多种经济成分等。这将对这些国家今后一段时间里的政治斗争的内容、形式和发展趋向产生重大影响。就内容而言，短期内决定性的斗争将主要不是发生在上述“共识”的问题上，或者说，上述“共识”的制度和体制近期内难以发生全面逆转。就形式而言，在一般情况下，将主要是在议会民主制下进行，虽然议会外的斗争将不可避免，甚至局部的武力冲突有时也可能发生。就斗争发展趋向和结局而言，民主社会主义流派在许多国家仍将比共产主义派别更有市场；但在多党议会制条件下，即使上台执政他们也不易实施其纲领主张。
经济改革和经济形势的发展，是对政局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需要特别提出。
几年来，私有化在顽强地推进。按欧洲复兴和投资银行1994年的统计，私营领域的生产在捷克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在匈牙利和波兰、斯洛伐克这一比例已近56%，罗马尼亚的私营生产占的比重比匈、波、捷、斯、保为低，但也已占35%。俄国截至1994年8月私有化企业约有10万家，占俄企业总数的40%左右，私有化使100多万人成了小企业主，4000万人成了股东（大中企业的私有化是以股份制形式实行的，故已宣布实现私有化的大中企业的一半以上的股份仍留在国家手里）。私有化的发展、新生资本家阶层的形成，从政治上得到好处的，首先是右翼政党，如“俄罗斯民主选择”这一类政党。
在原苏东一些国家几年来的私有化变革中，前共产党的部分官员成为经济上捞到好处最多的人。这种现象引起广泛的注意和思索。美国一家报纸报道说，波兰一位经济学家对数百名高级官僚的生活进行调査，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人摇身一变成了私营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捷、匈、俄，情况更甚。在一些国家，前共产党官员成了资本主义化浪潮中走在最前头的人。这似乎减少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阻力，但也进一步动摇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
经济形势的发展对政局产生直接的影响。1994年，中、东欧国家经济普遍开始好转，除俄外，各国经济均有增长。波兰增长4.5%。捷克和斯洛伐克增长了3.5%，保、罗、匈为2%左右。同年，通货膨胀在俄从250%下降到42%，保、罗从125%下降到33%，捷、斯、波、匈物价趋于稳定（见《光明日报》1995年1月6日）。前南斯拉夫地区除波黑外，经济也有不同程度的好转，1994年斯洛文尼亚（生产总值、工业农业）、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工业）、克罗地亚（国内生产总值）均有程度不同的增长。这是否是发展趋向尚待进一步观察；如是，对于上台的和在野的社会主义政党都是一种考验。
4、关于民心，还想继续说几句。社会主义运动的起伏兴衰，说到底是决定于民众。此次左翼力量之回升，重要的是多数选民的怀旧情绪。人民在经济生活下降、社会政治混乱、动荡中怀念剧变前的社会安定、生活有保障、有安全感。但人民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追求并不等于希望回到旧体制去。社会主义时代给百姓留下的回忆，既有甘甜，也有苦涩。如同中国人民怀念50年代一样，匈牙利人民怀念卡达尔的改革时代，波兰人民怀念“人民波兰时代”，俄罗斯人民怀念战后的某些年代，但他们并不怀念拉科西时代、斯大林搞大清洗的年代，像中国人民不可能怀念“文化大革命”那种不堪回首的年代一样。人民既追求社会安定、社会平等、社会公道，又希望革除政弊，希望革除那些压制、束缚其活力和潜力得以发挥的体制。“怀旧”与趋新同时存在。“怀旧”使“旧时代”的宝贵遗产不会轻易被某些社会集团任意抛弃，“趋新”则成为改革、成为社会向前发展强大动力。如果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事情正是这样。还须考虑到，人民追求理想的社会制度是一回事，把它变成一种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行动、实现这种理想又是另一回事，后者还需要其他种种条件。这是笔者在分析今日前苏东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形势、预测其社会走向时的想法。
5、一国社会发展走向是由影响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如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传统习惯、社会心理、宗教信仰、地理人口、国际环境等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个总的“合力”、总的动力系统作用的结果。这里特别要提国际因素。苏东各国社会每个重要发展阶段的走向莫不同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各国对外关系战略（正确的、错误的）紧密相关，十月革命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斯大林的赶超战略同二战前国际形势的紧张和战争迫近、东欧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欧的苏联模式化同西方的冷战政策和两大军事政治集团的尖锐对峙、苏联的经济衰退同其对外扩张和霸权主义政策、苏东剧变同“回归欧洲”的强大政治思潮以及东欧摆脱苏联控制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等，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处于社会转轨时期的原苏东地区各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什么？比之于冷战时期的两极对抗，今日的国际环境无疑要复杂得多，原因是营垒不分明、主线不清晰。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许多判断不同，以科技革命为强大动力，今日的国际关系中，不同文明的互相渗透、互相吸取、经济的一体化趋向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强劲得多、速度快得多。处于社会转轨、选择和确定新的社会制度的社会发展道路时期的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自觉地尊重和吸取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其他国家文明成果。一体化、融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冲突”是经常发生的。“冲突”与“融合”相伴相生。然“冲突”的最主要根源仍是国家利益问题。（因“文明”的异同发生的冲突也是有的。这既不能忽视，也不能夸大其涵盖面）。甚至对“融合”采取积极态度者也是以国家利益为旗号的。当然，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又受其文明价值观的程度不同的影响。
以俄罗斯为例，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瓦解，左右俄政局的主要政治派别对于议会民主制、多党制、市场经济、多种经济成分的选定，正是“一体化”、“融合”趋势强大作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反复激烈的政治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各种文化（西方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俄罗斯传统民族文化）冲突的体现。其结果，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体制既是吸取了西方的某些文明成果，又打上了俄传统民族文化的印记。有人说，曾被称为“激进民主派”首领的叶利钦的宪法不如西方国家宪法，总统权力太大了。这是事实。但这难道不正是反映了俄罗斯崇拜个人权威的历史传统和转轨时期对权力集中的现实需要吗？话又说回来，今天的叶利钦，毕竟不同于老沙皇，今天的国家杜马，也远不是革命前的咨询性的杜马。时代的潮流毕竟不同了。如果说，俄传统文化对国内政治经济制度、体制的影响只是“一定程度上”的话，那么它在选择俄对外政策上表现出来的则是强烈的影响。在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和体制问题上，各派分歧严重，斗争不断，而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经过了短暂时期的“亲西方”外交之后，各派（既包括原来“倒向西方”的叶利钦、科济列夫，又包括现政权的反对派——俄共）很快就在突出俄民族利益和大国地位上基本一致起来。这里多少反映大俄罗斯主义传统影响之深之广。执行这种调整后的对外政策自然会引起俄同西方新的“冲突”，但这种“冲突”直接动因还是国家利益。
上面说的是要十分重视国际因素在社会发展走向的动力系统中的作用。对于俄国和东欧国家本身来说，如何正确认识这一国际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对其社会发展的意义是很大的。比如说，近两年来，俄强调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强调得过头了，超出了国家安全需要的限度，再去搞大国主义和扩张主义，那势必要阻滞改造原来以军工为重要支柱的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的进程，影响俄罗斯的经济复兴和良性发展，延缓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重犯勃列日涅夫的错误。
原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山东大学）199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