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旭东这部专著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前后断断续续花了五年时间。他攻读博士学位时我是指导小组成员，对他的选题很有兴趣，就是苦于对“文化学”知之甚少。论文答辩时，一位校外的著名学者兴奋地评价说：“我为北大博士生写出这样高水准的博士论文而自豪。”我听得出来，他言之由衷，并非客套话，心里有数了。此次他发稿前，我又把文稿的主要部分仔细读了一遍，感觉到文稿思路开阔而清晰，论证充分而深人，援引繁复而自如，反映了作者学识颇为深厚，文风求真朴实。文中论述的“文化公共领域”和“文化中国”，虽不属全新概念，却是涵义深远，我很赞成，特别是文中阐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采取的文化战略的三项原则是很好的。
下面，我作为一个读者，就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谈几点想法，不像是“序”，而更像是对朱旭东博士这部专著的一些“插话”、“帮腔”和补充。
全球化问题的讨论虽然已有好几年，但至今连个定义问题也没有解决。其中突出的问题是不少人认为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美国化。其实，经济全球化还是要从基础上、从根本上来认识，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认识。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是以科技革命打头阵的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正是生产力的发展把世界各国、各地区在各个领域的相互交往和交流、相互吸纳和渗透、相互影响和摩擦，推进到全球化的程度，使得各种物质的成果和精神的成果的产生进一步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都成了“世界性”的、“全球性”的了。生产的社会化发展到全球化的水平。
我们承认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承认经济全球化的两面性（所谓双刃剑），是基于对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这一科学认识。这使我们的认识合乎客观规律。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来自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这是我们必须看到，必须承认的。不少人因此对我们同世界经济接轨产生疑虑，这也并非没有道理。
不过我们在看到这一方面的同时，也还必须看到全球化给社会主义带来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还有属于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的东西。现在我们心目中一些姓“资”的东西，其实有不少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我们同世界经济接轨，决非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而是发展自己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我们还可以从苏东剧变的教训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来认识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苏东剧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与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其主要错误倾向是过分强调二者对立的一面，而忽视了其交流和可能的合作、相互借鉴的一面。只看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对立物”，而没有看到前者还是后者的“后继者”。列宁曾用公式把社会主义简明地表述为苏维埃政权加西方文明成果。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之一就是想在与世隔绝的条件下，在孤岛上搞社会主义。苏联东欧共产党人对此没有什么认识，所以在自然科学、高科技的某些领域落后了，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某些方面，如关于市场经济理论、关于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理论，等等，也落后了。而不承认这些理论意味着离开了人类文明发展大道，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何谓规律？说得生硬一点，规律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东西。
中国曾经犯了和苏东一样的错误，但我们从惨痛的教训中觉醒过来。中国改革方案的成功就是从理论到实践比较正确地解决对待外国文明成果的态度问题，即对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认识问题。
我们一般提的“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内容或中心内容的；不提“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是有其道理的。但是，恰恰是从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出发，更应该清楚地看到经济全球化对政治和文化带来的影响，并主动地采取相应的措施。
政治的不多谈，只提几句。经济全球化并不导致同步的政治一体化；但常说的政治多极化指的是国际政治力量对比、政治结构、政治格局等问题，而不是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势问题。就趋势而言，那就是政治民主化问题。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对中国政治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而比之于经济和文化方面来说，政治权力是我们最容易掌握得住的武器，而且是自主性最强的武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更必须清醒地认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对政治的正负影响，认识它，分析它，负面的如何抵制，正面的如何吸纳，而不要陷于盲目和被动。
尽管就全球化的程度而言，文化的“全球化”比经济的、政治的次之，但同时应该看到，西方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影响，首先而且强有力的是“文化”，包括价值观、人生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
必须进而看到，各种文化、文明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的基本关系和这种关系的主要发展趋向。现实的情况是，世界上各种文化之间联系越来越密切，这里有摩擦、碰撞、冲突（孤立地看，这方面比以往更多更频繁，甚至有时更激烈）；但互相渗透、吸纳、融合、借鉴是主要的。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的全球各种文化的大交流。摩擦、碰撞、冲突应该看成是这种大交流、大融合过程中自然和必然的反映。一大片的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转上市场经济轨道，政治上不同程度地扩大民主化，不正是趋向的最好说明吗？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总是混杂着代表强势文化者搞文化霸权、推销其价值观和社会模式的企图。但是，如果对方缺乏这种需要的土壤，强势文化移植得了吗？也正如此，世界各种文化将长期共存共处。世界上各种文化相互关系的基本走向将是“同”者越来越多，‘‘异”者将长期存在。
下面就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如何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问题谈一点看法。
江泽民在2000年2月26日指出：“我们党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所以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努力学习和吸收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不断地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他在2001年纪念建党80周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又提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认为，这里涉及“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正确对待外国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问题。
今天中国的文化环境，实际上就是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三种主要的文化形态，解决这“三个正确对待”问题，也就解决了如何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和原则问题了。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进一步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这里的中心问题是坚持与创新的问题。为什么要坚持？因为它正确。人类社会古往今来，还没有哪一种学说能够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在其诞生后的150多年间，引起人类社会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1999年，英国BBC广播公司就谁是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的“千年第一思想家”这一问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进行征询投票，结果马克思位居第一。这就是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明。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正确，就是在它诞生时以及诞生之后，正确地对待了与其他各种文化的关系。这是以往较少受注意的一点。列宁说得好，“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也是这样。他反对把无产阶级文化看成是凭空产生的，反对“臆造自己的特殊文化”，我们必须用这个观点来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几十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主要的错误倾向是什么？是教条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主要的错误倾向也是“左”倾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绝对正确，同其他文化思想截然对立，是其表现之一。
这就关系到“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的问题。有人说，文化的先进和落后主要是以社会制度为标准来划分的”；而社会主义文化比资本主义文化先进，比封建文化更先进；中国社会现代文化除了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文化外，还有落后文化，即反映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封建主义制度的文化。这里的落后文化，显然是指西方文化，因为“现代西方文化就是资本主义文化”；还指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传统的文化毕竟是农业封建主义文化”。且不谈如何看待文化的源头，先进与落后文化如何划分。按照上述定性的推理，我们该怎么去“努力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努力学习和吸收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不断地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呢？看来，可以继承和发扬、学习和吸收的东西即使有也；^多了。因为那些“主义”已使它们逻辑地戴上了“落后”的帽子了。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不是坚持某些词句，甚至断章取义。真正的坚持，必有发展和创新；真正的发展和创新，便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
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个开放的体系，善于吸纳和改造其他政治思想流派的思想、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如果简单地用“制度”和“主义”把它们拒之门外，其结果便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停滞、僵化和萎缩。这是苏东剧变为我们提供的教训。
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发展的理论，善于研究和回答现实世界中新的问题，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自己。如果对现实生活及其提出的问题熟视无睹、充耳不闻，马克思主义就会变成远离实际的、供人背诵或贴标签用的教条。
应该把理论建设和创新同政治和组织制度的建设结合起来。因为理论创新需要有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民主的政治氛围。为此就必须继续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维护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这也是苏联为我们提供的教训。斯大林体制就是垄断权力从而垄断真理，搞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从而搞文化专制主义。既然如此，发展、创新也就是他一个人的事了。结果尽管有庞大的理论队伍却不能科学地回答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导致最终丧失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大力弘扬被“左”的政策破坏的民族传统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先进的文化，就首先要回答它的起点在哪里？根基是什么？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反复实践、建设，应该说，我国已经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现在提出了发展这种文化的任务，必须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思考这个过程的教训，否则我们就不能始终地、稳稳地立于时代文化大潮的前列。
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问题。当然，说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是中国文化，中国当代文化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很不全面，因而是不正确的；但时至今日，还有人说，传统的文化毕竟是“农业封建主义文化”，因而是“落后的文化”，这更是令人难以理解。民族传统文化包含着进步性、民主性、人民性的精华，也包含着封建性、落后性、甚至是腐朽性的糟粕，前者必须继承和弘扬，后者应该剔除和批判，这已是公认的“两分法”了，怎么能一股脑扣上“封建主义文化”的帽子呢？
其实，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正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根基，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它结合才能有生命力。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的共产党人正是把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诸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贵君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克己奉公、鞠躬尽瘁等爱国精神、忧患意识、民本思想、崇高人格和高尚品德等）发扬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从而夺取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
那么，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恢复和确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的时候为什么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固然有向市场经济转轨带来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的影响和泛滥，而更深层原因还在于：在极“左”猖獗的岁月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号召下，不加分别地把中国几千年来逐步确立起来的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破坏殆尽。比如，在片面地大讲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待一切、分析一切中，在批判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中，在大讲“斗争哲学”，批“合二为一”与“阶级调和”、批判“黑修养”和“中庸之道”中，在“评法批儒”、批“克己复礼”中，仁、义、礼、和、信、诚、恕等中国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几乎无一幸免地被当做封建主义的糟粕加以扫荡和抛弃。难怪人们在价值观上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在这些横扫一切的大批判中，个人崇拜、权力崇拜、暴力崇拜、唯阶级论、斗争至上论、目的至上论大行其道。这样一来，社会表面上似乎有强大的指挥中心和控制中心，但稍一失衡便陷入无序无度失范失控之中。这不正是我们今天50岁以上的人记忆犹新的情景吗？正是这些扫荡中国传统文化的“革命”使我国社会元气大伤，这些极“左”思潮的泛滥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文化领域是重灾区，一点不假。其根源就是把传统文化统统当成“封建主义文化”；而真正的封建主义文化最核心的东西——封建专制主义则在“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号下粉墨登场。
这里还有必要提到：上述极“左”文化同布尔什维主义文化的影响关系很大。布尔什维主义包含着俄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诸如寻求俄国独特发展道路、坚忍不拔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强的组织纪律性、平等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等等，也包含着（特别是从斯大林开始）浓厚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残余，如个人崇拜、皇权主义，等等。中国共产党从20世纪20年代的“布尔什维克化”，到50年代的“一边倒”、“学习苏联”，从体制到思想文化都受到不能低估的影响。
发展先进文化，不能不对上述问题认真加以清理，认真地从抵制和消除落后文化的影响着手。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加大胆地吸收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
外国文化在这里主要是指西方文化，西方文化自然也包括优秀文化和落后、腐朽的文化两个方面。说现代西方文化就是资本主义文化因而是落后文化，这种观点颇似半个世纪以前苏联人的看法。其逻辑就是凡西方的文化就是姓“资”的；凡姓“资”的就是落后、腐朽的。苏联人把西方文化视为洪水猛兽，一律拒之国门之外。几十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则闸门大开，结果泥沙俱下，西方文化果然在俄罗斯大地泛滥成灾，教训十分深刻。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也走过弯路。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正确地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这里用的是“一切”，包括西方文化，包括政治领域。当然，是学好的东西。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路子越来越偏离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在国内横扫封、资、修，在国际上要打倒帝、修、反。正是这个时期，在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不少国家和地区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把我们远远地甩在后面。好在注重实际的邓小平，奋力打开国门，使我们又回到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方针上来，才有了我们经济和文化新的繁荣。
文化领域的事情当然是很复杂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处理文化问题比处理经济和政治问题更复杂、更难，因为它是“软件”。但首先的问题还是一个指导思想问题。为什么说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呢？比如一些人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只是在非意识形态方面，如科技、文化设施比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先进。言下之意自然就是沾意识形态的边的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学习、可借鉴了。果真如此吗？
这里正好反映了一些人在政治思想方面不符合实际的情况。比如在政治文化方面，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人道主义等当成西方资产阶级的专利，视若祸水。中国自有中国的国情、民情，但必须防止把落后的意识当成社会主义的、先进的文化。实事求是地说，一些东西我们一时学不了，不要盲目引进，并非因为我们“先进”，恰恰是因为我们落后。比如说，西欧、北欧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在农村就基本上无法实行，原因是我们“没钱”，我们经济还不发达；假如你不承认这一点，却去说那种制度是社会民主党为了收买人心，麻痹劳动人民斗志，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人家该怎么说你呢？
其实，学习、吸收从来就不是单方面的，文化交流就是在引进的同时也推出自己的文化。这就给中国文化以空前的规模走向世界的机会。中国文化在朱旭东书中所述的“全球性文化公共领域”中会是怎么样的处境和前景呢？夸大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优势，一相情愿地认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的世界将是儒家文化占主流的世界，显然是缺乏根据的；作为文化的排外主义、孤立主义另一面的文化悲观主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又有什么理由呢？我们自信、自尊、自豪是基于：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的文化，社会主义的理念和思想体现了人类社会崇高的文化价值。正因为如此，才能为世世代代广大劳动人民所信奉和追求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我们又有五千年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有什么理由妄自菲薄？！
从总体上说，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比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更多更深。这样，一旦把中国的优秀文化推向国外，常常使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振奋、震惊，以至于倾倒。中国民乐团、京剧团初到西欧各国演出不就出现这种感人的场面吗？不仅是文学艺术，就以最为敏感的政治文化来说吧。中国有如此博大精深的政治文化瑰宝，包括政治智慧、政治谋略、政治管理和统治、政治斗争的经验等等（其中也包含着许多封建主义的糟粕），包括在最近50多年以来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的各种类型的思想、文化精品，将会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展示其魅力。自然，所有这些，并不需要靠咄咄逼人的自我吹嘘，而需要在不可阻挡的全球文化交流的大潮中比较、碰撞，由时代来选择，由世人来认可。
原载朱旭东著：《全球化历史进程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一书序言，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