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很大。目前用这么大的题目还是可以的。因为现在谈论全球化“与中国”的文章很多，谈论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就不多了；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书文很多，把“全球化”放在应有的地位和最重要背景来谈论它的就嫌少了。而我们似乎可以说，离开“全球化”来谈论社会主义，就无法摆脱“乌托邦”。这或许有点危言耸听？
一、从某个角度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正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
多少年来，社会主义被人有意无意地当成“乌托邦”的同义词。苏东剧变之后此种说法更有市场。笔者向来对此种说法不以为然，但也觉得我们不必急于回敬人家。我们应该把精力用于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上。
其实，有人把社会主义与“乌托邦”联系起来并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最早的代表作就叫《乌托邦》，而且在于被我们当成正宗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制度和社会模式的设计以及实践活动中，也被证明存在某些不切实际、无法实现的东西。这种看法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争论了。但是，这种空想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认识并不一样。
并非所有人都看到：这种空想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把社会主义当成可以与世隔绝的岛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可以不对外开放，可以同资本主义的一切一刀两断。
莫尔设想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一个虚无缥渺的海外仙岛上。“乌托邦”（Utopia）意即没有的地方。一个世纪之后，意大利人康帕内拉发表了《太阳城》。他的社会主义方案则假托于印度洋上的一个虚幻的岛国——太阳城里去实施。这两位可敬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深受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的影响。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个小国寡民、封闭式的正义之邦，站在高处能把全国尽收眼底，国人彼此相识。他甚至设想建国之初要把所有10岁以上的人遣送出国，因为他们所受的旧文化的熏染难以消除；国外有些作品必须禁止人境，免得毒害青年人的心灵。柏拉图的政治理想当然不属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不是乌托邦，尽管后来出现的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并不像他们当年预测的那样；在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也没有我们今天的对外开放这样的命题。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同时胜利；他们设想的社会主义将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从某个角度上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可以说就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何以见得？请读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经典名篇《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里的“文学”（Literature）—词是指科学、艺术、哲学等等方面的书面著作。——原编者注）。马克思当然知道，遥远的东方国家、包括俄国远未为这个全球化所化，他们革命的第一步还不是社会主义。这里马恩所描绘的是搞社会主义的国际大环境，当时世界总的背景。
他们写这书离我们现在整整一个半世纪。那时他们所处的是蒸汽机时代，我们现在是信息时代。两个时代在物质、精神的生产、需要、消费的水平等方面不可相提并论。马克思没有坐过飞机，没有看过电视，更没有见过电脑。马克思的上述名著的中文全文本同中国读者见面竟是在其德文本初版问世70年以后。但是马恩这里所说的“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这一点则是两个时代共同的特点了。也就是说，马恩那时设想的社会主义正是科技、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
他们没有想到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东方国家取得胜利，自然也不可能具体设想这些国家如何处理同外界、特别是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问题了。
二、社会主义如果闭关锁国，自外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便不可能实现
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大国——俄国单独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从“两制”关系来看问题，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三个特点：孤立、落后、大国。孤立、落后，客观上更需要对外开放，但也更难对外开放。大国容易自给自足、自力更生、自成体系，也在观念上增加了对外开放的阻力。
列宁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他在十月革命前提出过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他在一段时间里把俄国革命当成欧洲革命的序幕，认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不胜利，俄国革命非失败不可；他同时也估计欧洲革命很快会胜利，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已经为期不远了。当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大势已明朗的时候，他又怎么认识呢？斯大林后来为了党内斗争的需要说列宁认为一国可以建立社会主义，这显然是有些牵强。但如果列宁多活几年，他一定会百折不挠地把苏维埃政权、把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坚持下去则是毫无疑问的，列宁甚至提出“必须靠单独干来取得成就”。
至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关系问题、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问题，列宁的认识、思想观点应该说是很正确、很精辟，也是比较一贯的，有的话说得斩钉截铁，说得很绝对。他认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上和文化上的成就，社会主义便不可能实现。我们还可以有根据地把列宁曾提出的一个公式再简化为：苏维埃+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社会主义。讲求实际的列宁还主张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维埃俄国通过贸易、实行租让制、建立合营企业等形式发展与西方的经济联系，虽然由于国内外种种条件的限制，有的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的。
斯大林不同于列宁。斯大林也提出过一些正确的主张。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也曾经（特别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批地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苏联曾成为世界上机器设备的最大买主，1932年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占当年世界出口总额的一半。但是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后来发展成为“一国建成共产主义”）和“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表明他对苏联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的意义缺乏足够的理解和认识，对社会主义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的深层次关系缺乏认识。他过分地夸大了苏联经济的独立性，夸大了苏联和后来形成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经济发展水平，认为如果主张苏联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结合，就是要苏联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认为苏联的进出口愈发展，就愈依赖于资本主义西方，愈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斯大林的这种理论观点和指导方针，是苏联长期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的重要原因。至于在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方面，斯大林则长期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这就使得苏联社会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实际上离开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
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关系时断时续、时好时坏，基本上没有摆脱“一国社会主义”、“一国共产主义”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和指导方针。粗算一下，1965、1970、1975、1980年，在苏联的外贸总额中，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贸易额所占的比重依次为58%、55.6%，51.8%、48.6%，相同年份苏联同西欧、美国、日本等20个国家贸易额的比重，仅分别为17%、20%、29%，31%。而这20国的经济总体实力比苏联以外的经互会成员国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诚然，西方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封锁、禁运、“制裁”，也是造成苏联封闭半封闭的主要原因；但苏联领导集团从理论认识到对外指导思想、方针政策上的错误和偏差，则是阻碍实行对外开放的更为重要的原因。他们不懂得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得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他们长期过高地估计自己国家的实力和发展水平，过高地估计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长期囿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教条，不能如实估量资本主义新的适应能力、自我调节能力和新的发展，因此对长期和平共处缺乏必要的耐心，对对外开放缺乏紧迫感。于是，苏联在“世界革命”、“国际主义”的旗号下同美国争霸天下，到处扩张，影响了同西方国家建立正常的交流合作关系，进而影响了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其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浪潮中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许多新的民用生产领域中大大落后于国际水平。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他们过分强调两制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忽视或怀疑两制之间需要也可能互相借鉴、交流与合作；对于吸取西方国家的文明成果缺乏自觉性，把它当成姓“资”的、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东西。长期批判“市场经济”就是拒绝西方文明成果的典型例子。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成果，更是拒之门外。笔者注意到，斯大林几乎未曾谈及如何吸取西方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经验问题。而像赫鲁晓夫这样一些苏共领导人，或许能够熟背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是穷人的陷阱的论断，却不知道苏维埃不仅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掘墓人”，而且是资产阶级民主的“继承人”。苏联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长期僵化，不能突破旧的模式，爆炸式的剧变就几乎是难以避免了。
以新的科学技术推动和带动起来的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在加快，伴随而来的文化融合（与冲突）呈现着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时代发展的趋势、苏联社会本身发展的要求，已经不能允许苏联再自外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要求跟上国际社会发展步伐的苏联人民大众，希望过着新的经济、文化、政治生活的苏联人民大众，终于起来挣脱旧体制的羁绊。然而，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物极必反，矫枉过正。新的领导人错误的改革方针和指导思想使改革之车陷人了泥潭，社会主义制度瓦解了，国家整个散摊子了。
在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大潮流面前麻木不仁，在两制关系问题认识上的僵化，在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问题上的保守、被动，终于导致不可挽回的败局，这便是苏联剧变提供的最重要的教训。从某个角度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正是科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冲垮的。
在东欧有的国家，情况更为典型。在人类向宇宙空间拓进的时代，300多万人的小国，竟筑起40多万座碉堡，以“御敌于国门之外”。连外国人进来旅游观光也是使不得的。他们说，外国人不是资本主义就是修正主义；这里的美丽风光“不能出卖给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来享受”。结果，“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外国人没用一兵一卒、一枪一炮，这座“社会主义的坚强堡垒”在苏东剧变的风云中顷刻间便消融了。其教训更是发人深省。
三、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0年来中国经济腾飞的巨大推动力正是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教训与苏东有同有异，大同小异。邓小平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闭关自守。”造成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客观和主观原因与上述苏联的情况相类似。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阻力更大、因素更多。比方说，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辱，我国的排外主义情绪更严重。“文革”中大批“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就是明证。比起苏东国家，我国更为落后、小生产意识更浓、民主传统更薄弱、文化上封建主义糟粕的沉积更厚。特别要提出的是，那时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离马克思列宁所阐发的科学社会主义更远。
我们党曾经把阶级斗争作为“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而且强调如果离开这一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斜路上去”。这种极“左”的理论和实践，实际上不承认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基础，以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为最重要的目标。这种理论和实践由于过分强调政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使自己离开了唯物主义的基本阵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容易变“修”、“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在苏东的社会主义辞典上好像是找不到的；而在我们这里，这种“文革”时期的极端荒唐的论断和口号，至今也难说完全没有市场。
不理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一例。这种观点既然对社会主义本质和优越性作背离历史唯物论的理解，自然也就对我们原来在经济和科技上的落后性麻木不仁，对当今世界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或孤陋寡闻，或无动于衷。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必然要搞闭关锁国。尽管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文中曾经非常全面和正确地论述了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文明成果的态度和方针问题，但是话音刚落，很快就越来越自觉地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故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仍基本上处于闭关自守状态。当第三次科技革命在西方进人高潮的时候，当与我们处于同一起点的国家和地区一个个把我们甩在后头的时候，我们正关起门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批判“唯生产力论”，批判“洋奴哲学”，结果坐失良机，国民经济跌到了崩溃的边缘。
幸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痛苦的教训中醒悟了。中国共产党把对外开放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一项重点内容。邓小平以其非凡的胆识和魄力推开了国门。“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是不可能的”，“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以其坚定的声音，宣告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永远告别闭关锁国的历史。从中央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0年）、海南省经济特区（1983年），到开放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4年）、开辟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厦漳泉三角洲（1985年）、辽东半岛、山东半岛（1988年）等沿海经济开发区；从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1990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后开放长江中下游6个沿江港口城市、13个内地边境城市、把一系列省会和自治区首府列为开放城市，中国以稳健的步伐，一步步走向世界，中国经济一步步汇人世界经济大潮。
2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主旋律可以说是利用外资、建立涉外企业。作为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成就，截至1998年4月底，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1万家，已开业投产的涉外企业超过15万家，合同外资金额534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335亿美元。1996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约占全国工业产值的13%。
涉外企业通过外商的直接投资、弓I进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增加了我国的财政收人（1995年涉外税收占我国当年财政收人的11%），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1995年直接在涉外企业中就业者为1700万），对推动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起了不能低估的作用。
涉外企业还是中国走向世界、进人国际经济体系、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竞争，使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充分接轨的不可替代的桥梁。
20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人们所熟知、世人所公认的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经济腾飞的巨大推动力正是改革开放！人们以前常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可是许多人觉得，那时的社会主义不尽人意。为什么？因为在领导者的观念和行动中，发展经济、改善百姓生活的中心地位常常被动摇，成为一个“目”。“纲”是阶级斗争，是巩固其权力。与此相联系，社会主义被搞成闭关锁国。经过20年的实践，我们可以有根据地强调：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社会主义。
如果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是我国对外开放启动的思想动因的话，经过20年中国的对外开放，人们忽然发现，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只要想一想颇为自负的美国人是如何苦苦地寻求调整好中美关系，把中美关系作为他们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只要想一想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的举措竟在外国弓I起如何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由衷赞扬，便可以看到这一点。
我们当然不会踌躇满志。当各种腔调的“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时，中国人却耐心地告诉不知情的和装糊涂的外国人：我们曾经是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我们现在也并不富裕。我国有12亿人口，这是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数字。12亿人、12亿张口，要吃、要穿、要住房、要坐车、要上学、要玩、要上网……这难道不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吗？
四、不能离开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离开对外开放来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对外开放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生机勃勃地发展着；但这并非一劳永逸，它还面临着异常严峻的考验。
我们面临的世界的最大特点是什么？是经济全球化步伐大大加快，巳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世界贸易高速发展。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标志着世界统一大市场正在形成。
跨国公司发展进入新阶段，成为当今国际经济的行为主体。跨国公司在1995年总数已达3.9万家，海外子公司27万家。它控制着全球生产的40%左右，国际贸易的50%~60%，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国际投资额的90%，几乎主宰着世界经济的命脉。跨国公司的许多产品巳经成为全球生产的名副其实的“世界产品”，它设计在A国，筹资在B国，样品制造在C国，主要部件生产在D国，组装在E国，而销售在F国……
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全球信息网络社会正在形成。互联网络的建立标志着一场新的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它将带动高新技术的全面发展，促使社会经济由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被认为“将带动第五次产业革命”，由此带来的深远影响我们现在尚难预料。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大大加快，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正逐步走向互相渗透、互相依赖，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整体。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它必然影响到政治法律领域，乃至于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只要想想近年来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观点和实践的发展，便可体会到全球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
对这种趋势估计得过快，或者惊慌失措，既不应该，也不必要；在这种趋势面前无动于衷，或回避倒退，重关国门，再陷乌托邦，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已有苏东教训在前头。
可行而明智的态度是，认清趋势，抓住机遇，主动应战。
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是不可避免、不可逆转的。这几乎是用不着论证的问题。只要回顾一下近现代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便可明白。作为现代国际社会发展的最强大的推动力——现代科学技术正在迅猛发展，正在改变我们这个星球的一切。这是全球化趋势不可能逆转的根本原因。自然，“化”并不是一个短暂的、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一切国家、民族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生产和消费越来越成长为世界性的，这一方向无论如何是无法改变的。
如果说，在东西方严重对立、对峙、对抗的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尚可理解、尚可维持的话，那么，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的今天，在现代高科技正在冲决和扫除各民族、各国家之间互相隔绝的堤坝和藩篱的今天，想维持和恢复封闭半封闭状态那就无异于堂·吉诃德战风车。
如此不明事理的人现在恐怕不多了。但是，我们是把生产力、尤其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看成最根本的革命动力，还是仍然把人的主观意志、把上层建筑当成可以决定一切的呢？我们是否自觉地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置于科技经济全球化大趋势、大环境中来思考、来设计、来实施呢？
全球化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存在着同国际社会“接轨”的问题。“接轨”是从两方面来说的。世界各国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硬件、软件并没有一个标准之“轨”。“接轨”有一个“磨合”的漫长过程。日本人很聪明，为了争夺中国市场，它的许多产品是特为中国制造的，以便于“接轨”。有时还是接不好。我们的自来水龙头出口处粗粮不平，接上日本洗衣机结果四处喷水。可见“接轨”之不易。一些中国厂商就不聪明。它那种商品明明到不了国外市场，但说明书、产品部件的标示通通用了洋文。可惜中国人多数缺乏这种“接轨”的文化准备。中国人不喜欢这种假洋货。
无疑，“接轨”、全球化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多长？李慎之先生说，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全球化的开始。从开始到1992年正好500年。1992年是什么岁月？一个很有权威、饱经沧桑的老人说了一句很权威的话：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于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于是，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李先生估计说，真正的全球化可能还要500年。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呢？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邓小平在被视为其文选的终卷篇的“南方谈话”中告诫后人说，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历史进程作三位数的估计，在马列的讲话中，似未有过。这里也许是极言其长。因为以往超阶段、急于求成的教训太深了。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一百年中，我们肯定要与之接轨的世界将要发生何种变化？现在我们无法作稍微准确的判断。但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在中国是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之间）至今150年，从苏共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在中国是戊戌变法）至今是100年，这期间世界和中国的变化是何等巨大！在这似长也短的时间里，社会主义以其顽强、坚韧的生命力向前拓进，但其内容、形式又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而此后的100年的变化可能比以前的100年的变化还要大得多！
这里啰嗦这么多，只是要说明，不能离开全球化趋势来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要说明，在这100年中，我们社会发展的目标模式不可能一成不变！想那么远干什么呢？好吧，就说眼前吧！当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打开电脑，国外文化便滔滔袭来、泥沙俱下时，我们能够撇开这种挑战去谈论我们的文化建设、政治宣传、思想教育吗？中国加人世贸组织之后，经济生活、经济秩序、经济管理体制面临的挑战和考验更是严峻的。可是，这难道不正是促进我国经济在同世界接轨中再上新台阶的历史机遇吗？为了发展，没有退路，我们不能临渊羡鱼，只有下海撒网了。
全球化给我们展现的前景当然不只是阳光灿烂、鲜花遍地。全球化大趋势下中国对外开放并非只是积极效应，负面效应也是明摆着的。如上所述，利用外资建立涉外企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涉外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也出现了一系列不能忽视的问题。比如，在涉外企业中，从法律上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及其开展的活动具有无可非议的合法性，但其活动又不能不根据不同形式的外资企业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因而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的传统模式不能不面临着严峻挑战。涉外企业中，劳动人事制度、工资制度也与我国国有企业有明显的区别。在涉外企业中就业的中方员工由于涉外企业各种规章制度与我国国内企业不同，久而久之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也必然要发生变化，一些人甚至连普通话也说得不利索了。
由于涉外企业对国内企业、对国内市场和国内品牌的冲击，于是出现了关于引进外资、建立涉外企业是好事还是坏事，弓I进外资是多了还是少了，是中国利用外资还是外资利用中国，我们对外开放到底是招来凤凰还是引狼人室的种种争论。对于对外开放条件下出现的消极影响的忧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要动辄斥之为保守、僵化。
实际上，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我们看到的——用一句酸溜溜的话来说，是蜂蝶与蚊蝇齐飞，凤凰同“犲狼”共舞，机遇与风险同在。
在当今的世界，自我孤立、“御敌于国门之外”是错误的，在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国家安全等等方面搞“不设防”自然也是愚蠢的。
中国人既不排斥（而且是积极主动地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在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优秀文明成果，也有把自己民族优秀的文明成果推出国门，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雄心和自信心。
许多人都知道，从总体上说，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了解要比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更多更深，西方人也不否认这一点。所以，一旦把中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推到西方，常常使对中国知之不多的西方人震惊、振奋，甚至倾倒。我们只要看看中国民乐团、京剧团到西欧演出引起轰动的情景，便可得到某种启示。中国人没有理由自卑。中国的优秀政治文化，包括50年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的思想精品，也会在中西文化交融中进一步展示其魅力。当然，所有这些，不需要靠咄咄逼人的自吹自擂。它需要在不可阻遏的全球化大潮中碰撞、融合，由时代来选择，由世人来认可。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在谈到对外开放时指出，“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问题可以归结为“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掌握好这个“关系”的“度”，我以为这可以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和指挥者领导艺术的集中体现。实践说明，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具有驾驭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在全球化的风浪中顺应潮流、绕过暗礁、乘风前进的高超本领。关键就在于掌握好这个“度”。试想想，假如中国的金融结构、外资结构和经济实力不是现在这种状况，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金融投机集团能否这样客气呢？假如我国的金融体系完全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在我国境内银行中有一定股份，假如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我国能否免遭这场金融风暴的冲击呢？
自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机遇也好，挑战也好，都不是一次性的。比方说，我国的金融体系总是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的是我们对情势要有准确的判断和估量，要有清醒的认i只，并在此基础上主动地制定正确的方略和政策措施。
原载梁守德主编：《走向新世纪的欧洲和大国关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