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冬天，美国人再次选择克林顿当他们的总统。刚刚度过五十岁生日的克林顿听到当选的消息之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位满面红光、精力充沛的领袖，对于总统的宝座似乎心安理得。殊不知，二十八年以前，他作为一名真正的“反叛者”，最憎恶的恰恰是坐在总统宝座上的那个人——因为总统代表着不合理的现存制度，代表着金元和黑幕，代表着谎言和暴行。
六十年代，是反叛者的时代。在中国，数千万的红卫兵在串联的路上，社会是一口被他们掀翻的锅。在美国，“愤怒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凯鲁阿克写下了他最著名的的小说《在路上》。是的，整整一代美国人都在路上：民主、反战、性和毒品是他们的信仰。他们浩浩荡荡地向华盛顿进军，白宫和国会山庄成为人潮中的孤岛。一九六八年是“反叛者之年”。那一年，美军在越南兵败如山倒；那一年，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相继遇刺；那一年，宁静的美国大学忽然成为风暴的中心，二十二岁的克林顿在大学的广场上向示威的人群发表慷慨激昂的反战演说，发誓要同反动的政府绝裂。全副武装的军警正准备开进大学的校门。
他们堪称反叛的一代，一夜之间，他们就撕去了资产阶级二百年温情脉脉的面纱。反文化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性解放运动，嬉皮士运动……一切反叛的基因和资源都被纠结在一起。这对上一代人来说，确实“难以置信”——这是美国吗？
二十八年之后，反叛者们仍然在路上，克林顿横穿美国，为竞选风尘仆仆地奔波，不过他已从体制外走到体制内，激情犹在，反叛却荡然无存。克林顿的同龄人们，也都回到原来的轨道上，随着潮起潮落，他们成了这个国家的脊梁——从政界要人到商界大亨，从学术精英到文化大腕，各个重要领域都被这群曾经愤怒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垄断。
反叛，成为回忆中的光荣和自豪。反叛之后，必然是对“反叛”长久的反叛。当现存秩序向反叛者们敞开母亲温暖的胸膛的时候，反叛者们灵魂深处的游子情绪扩散开来。于是，他们走下神的祭坛，走向人的真实与卑微。加缪认为，反叛的人是处于神圣之前或之后的人，他专心于求索一种人类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一切答案都具有人性。反叛者会发现一切，或一无所有。反叛问题的现实性仅仅在于整个社会今天愿同神圣保持距离。“反叛是人的基本范畴之一”，这位哲学家的死亡方式证明了他对自己的这一命题的捍卫——加缪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正当盛年的哲学家来不及创造更多的思想，便与汽车——二十世纪技术发明最辉煌的象征之一——一起在高速公路上同归于尽。
我几乎不相信克林顿这个满脸漂浮着伪善伪真的笑容的家伙，当年曾是勇敢的反叛者。他反叛酗酒的继父，反叛去越南送死的命运，反叛厚厚的教科书，也反叛这个最富足也最强大的国度。这种反叛是对纯洁的怀念，是向生存发出的呼唤。怀念是忧伤的，呼唤是痛切的。而青年的克林顿是愤怒的。愤怒这种情绪属于青年，中年人是很难愤怒的。谁见过中年克林顿的愤怒——在俄城大爆炸发生的时候？在痛斥萨达姆的时候？在遭到多尔攻击的时候？这些都仅仅是愤怒的“表情”，离心灵的愤怒已经很远了。愤怒的表情只是为了表演，愤怒心灵却是为了信仰。
反叛之后的平静，是老人们早已料到的，而新的一代青年却难以忍受。我想，当中老年人为克林顿的五十岁生日祝福时，也有青年人投之以鄙夷的目光。加缪说过：“在等待成功的同时，人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前赴后继进行的反叛的总和”。那么，反叛是否并无前后，而为一条生生不息的，不知何所来，也不知何所往的河流？反叛是一种难于用价值标准界定的姿态，因为人们对丑恶和非正义的判断是迥异的。对于反叛者而言，惟有相反的观点才是真实的，这恰恰是反叛的“阿喀琉斯之踵”——反叛自身就在这里遭到了屈辱的颠覆。
我所处的是一个“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时代，这个时代里一切反叛都纳入哈哈镜里，被扭曲变形。这个反叛之后只剩下精神废墟的时代，连几朵萧索的野百合花都见不到。这个时代的反叛者，已堕落为抢劫银行金库的亡命徒和纵欲过度的艾滋病患者。假如一个时代有令后人怀念的东西，必然是它的反叛者及其反叛的行动；但是，今天我所处的时代，反叛却头一次缺席。在一地飞舞的鸡毛里，思想如同一把锈迹斑斑的，什么也砍不动的刀。
我们越来越心平气和，愤怒则成了一种危险的情绪。看到电视屏幕上演技高超的克林顿们，终于明白：这也许是反叛者的必然宿命，谁能抗拒成功的诱感力呢？即使是一名真诚的反叛者。反叛之后，回眸之时，这才知道，能发生的都已发生，不能发生的永远不能发生。当初的想法，实在有些幼稚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