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善布局的领导人都能在关键时刻拿大主意。疾风知劲草，在暴风骤雨来临时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和魄力，范仲淹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助主除弊改新，虽然改革失败了，可是他为改革而同顽固势力所做的抗争，也说明了在方向正确之时，坚持己见往往有利于计划的进行。
宋仁宗庆历年间，因为对西夏的战争连年不息，使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危机加深，宋朝的各种弊政暴露无遗。在士大夫中，要求改革弊政的呼声愈来愈高。在庆历二年（1042年），欧阳修就曾上疏说：“天下之势危于一岁，不可不改弦更张！”并对当时的弊政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一向昏庸的宋仁宗这时也不能不对时局感到忧虑，遂于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之职，任命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表示自己欲改革天下弊端的意向。
当时，一些有名望的大臣纷纷向宋仁宗提出改革弊政的具体建议，主要有王禹的“五事”、宋祁的“三冗三费”、文彦博的“省兵”、王安石的“万言书”、司马光的“三札”等，其中以范仲淹的“新政”最为有名。宋仁宗遂于庆历三年（1043年）七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让他们兴致太平，就当世急务提出处置意见。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宋仁宗一再以手诏敦促范仲淹、富弼等人尽心国事，提出改革意见。范仲淹对别人说：“皇上用我可谓至矣，然事有先后，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之间可以做到。”
后来，宋仁宗又于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并破例给范仲淹、富弼赐坐，发给笔札，让他们当面陈述政见。范仲淹与富弼非常惶恐，避席而退。范仲淹不久即向宋仁宗呈送了自己的革弊建议，他说：“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大宋建国已八十余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已至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的地步。”并提出了具体的十条建议。
一曰“明黜汗干”。即改革文官三年一迁升、武官五年一迁升的“磨勘法”。官员中有大功高才者，可特加任用。老病愚昧者另作处理。有罪者按情节轻重进行处分。
二曰“抑侥幸”。取消少卿、监以上官员于乾元节荫子的做法；正郎以下如监司、边任，须在职满二年，始得荫子；大臣不得推荐子弟任馆阁之职。旨在改革贵族官员子弟恩荫做官的旧法，严加限制，以减少冗官。
三曰“精贡举”。取消进士、诸科考试时的糊名法，参考其履历，以名闻；进士考试时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则取兼通经义者。旨在改革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经学。
四曰“择官长”。委派中书省、枢密院主持选举转运使、提点刑狱、太蕃知州等重要官职；委派御史台、开封府、诸路监司等举知州、通判；委派知州、通判举知县、县令；限其人数，以举主多者从中书选除。
五曰“均公田”。各地官员按等级给以多少不等的“职田”，用来责其廉节，以防止贪污。
六曰“厚农桑”。每年二月，提倡各地开河渠，修筑堤堰陂塘，以利农业生产，州县选官主持；减漕运，劝课以兴农利。
七曰“修武备”。京师招募卫兵五万人，以助正兵，三季务农，一季教战，以省给赡之费。
八曰“贾恩信”。朝廷有赦令，各地必须执行，主管有违者，重治以法。
九曰“重命令”。各地法令应由朝廷统一。
十曰“减徭役”。裁并州县建置，使徭役相对减少，百姓不再困忧。
范仲淹的十条建议，除修武备一条之外，其余九条均被宋仁宗采纳。从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到庆历四年（1044年）上半年，宋仁宗根据范仲淹的革弊主张，陆续发布诏令，以内外官员的考绩升迁办法重新作了规定，对大臣陈请子弟亲戚任馆阁要职之事及转官升迁严加限制。还对恩荫制度重新作了规定，各级官员恩荫子弟亲戚的人数和官职都作了比以前更加严格的限制。要求地方官注意兴修水利，尽可能合并人口较少的县份，以减少役使的人数，使减少下来的役人回乡务农。这就是所谓的“庆历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