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优于惩罚的道理并不复杂，但实施起来并不那么容易。直至现在，一些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老板仍然改变不了对惩罚的崇拜。愿意雇监工，对工人规定各种惩罚条款，但却舍不得给工人增加工资。这样的老板可以称为“当代周扒皮”，永远只能是苦苦经营的小老板。
当然，这些小老板的作为只要不违法，我们也无可奈何，一些由农民发家而成的小老板，其周扒皮情结也是溶入血液里了。但就整个社会的制度而言，激励优于惩罚却是重要的。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是干部和国企领导人的腐败问题。每年都要抓捕甚至枪毙一批腐败干部，惩罚是相当严重的。但为什么腐败有加剧的趋势——由个人腐败变为集体腐败，金额由几十万变为若干亿呢？其实惩罚对制止腐败的作用往往是暂时的、有限的。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打击腐败的力度恐怕是中外历史上最大的。贪官被满门抄斩，甚至剥皮，威慑力不可谓不大。但明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官员最腐败的时代之一。
换个思路应该是激励。这种激励应该包括两个内容。一是高薪养廉。我并不是说，高薪者必定廉——毕竟人的贪婪是无限的。但高薪是廉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当官员的合法收入不足以使他过上与自己身份相称的生活时，贪污的诱惑就要大得多。明清两代官员收入极低，这是当时官场腐败的原因之一。二是奖励举报者。像纽约那个植物园那样，让官员置于社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总结20世纪以后官场风气改变时就把新闻监督作为重要原因之一。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闻界以揭发政治家腐败为中心的“扒粪运动”有力推动了廉政之风。新闻界的“扒粪运动”使它们吸引了消费者，有了广告。让媒体通过“扒粪”来吸引读者做就是激励——相当于对举报者奖励若干。
动听的道德说教和严厉的惩罚都不如激励机制。按着这个思路去设计制度，世界就会更美好。
激起致富之心
以提出休克疗法著称的美国经济学家杰夫瑞.萨克斯也是一位发展经济学家。不过，他对他的同行们并不客气。他讲过一个讽刺发展经济学家的故事。故事说的是，农民请教祭司如何才能救活他那些奄奄一息的鸡，祭司建议他祈祷，可鸡还在死去。祭司又建议他向鸡舍放音乐，死亡并没有减少，祭司默默地想了一会儿后，建议给鸡舍刷上明亮的油漆，最后所有的鸡都死了。祭司说：“非常遗憾，我还有好多好主意呢。”
这个故事中的祭司就是发展经济学家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那些指导贫穷国家发展经济的专家。萨克斯说：“好主意很多，但成果很少。”萨克斯的批评得到广泛共识。美国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的《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正是从这种批评开始的。伊斯特利把发展经济学家的各种主意称为“失灵的仙丹”。
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全世界经济学家关注的话题。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发展经济学家推崇由政府推动的发展战略，包括工业化、大推进，等等，但几乎无一成功者。之后，受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又回到古典传统，把市场化与开放化作为基调。应该说，基础是正确的。韩国、新加坡，以及亚洲和南美洲一些国家与地区，也取得了成功，但仍有许多国家处于贫困之中，这是为什么呢？伊斯特利历数了种种经济发展的药方，包括给予外国投资援助、技术进步、增加教育、计划生育、给予贷款、取消外债，等等。这些因素对经济发展当然是重要的，但为什么没有使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呢？看来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它们要起作用，还需要更深层次的因素。伊斯特利把这些看似重要，实际上没起到作用的因素称为“失灵的仙丹”。他则要探讨使这些仙丹起作用的更关键问题。
其实许多事情往往是越复杂化越没用，越简单越能一针见血。发展经济学中有许多复杂的模型，用数学公式和图形表述资本、技术、教育、人口等因素。这使经济发展问题迷雾重重。说起来学问大得很，出了一批又一批博士、专家，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脱贫致富问题。伊斯特利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抛弃了这种把问题复杂化的做法，回到最简单的常识——激励问题。
激励是经济学中最简单而又最重要的基本原理，几乎也是一个常识。经济学家常爱说的话是“人会对激励作反应”。经济行为是一个激励—反应的过程。抽象地说，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国家都想富有。但富有不是靠愿望，而是靠行动。让人们为致富而采取行动——勤奋地工作和创新，则需要有效的激励。这种激励包括激起人们的致富之心，以及保护人们奋斗的成果。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的一句名言就是：给农民以激励，他们就能点石成金。应该说，伊斯特利把增长归结为最简单的激励，是回到了常识，也是抓住了中心。只有有了激励，资本、技术、教育、外援等才能起到作用，真正成为促进增长的力量。
谁都知道技术在增长中的重要性，伊斯特利用德什公司（孟加拉国）与韩国大宇合作互利的例子说明了知识外溢、知识投资、知识互补等的作用。但做到这一点的正是“技术和其他促进工人效率的因素对激励作反应”。同样，技术进步也是只有“当人们采用新技术的激励、愿意在应用新技术的同时牺牲当前消费以换取未来的更大回报时，经济增长才会发生，这会导致生产潜力和人均收入的稳定增长”。
如何才能有有效的激励呢？伊斯特利的回答同样一针见血：“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政府。”这就在于“政府有可能成为经济杀手”。坏政府和坏运气一样是经济增长的杀手。坏政府是腐败的政府，它所引起的高通货膨胀、高黑市溢价、负实际利率、高预算赤字、限制自由贸易，以及恶劣的公共服务，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良激励。这种政府会为既得利益集团创造腐败的机会，加剧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从而产生阻碍经济增长的负激励。
伊斯特利遵循的仍然是制度分析的方法，即把增长归因于制度变革的路径依赖，激励是由制度决定的，激励机制本身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这种制度的是政治制度。看看当今世界上那些最穷的国家，你就知道，这个常识的重要性了。
企业的扶贫之路
按照传统观念，贫困群体是经济发展的受害者，扶贫就是由政府或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伸出援助之手，做善事。但这种扶贫并没有使贫困群体从根本上脱贫，这被称为“输血式扶贫”。能不能把扶贫与社会财富的创造结合起来，使扶贫不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且也是企业新的商机呢？印度籍美国管理学家C.K.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对这一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提出一条实现双赢的企业扶贫之路。这正是他的著作《金字塔底层的财富》的中心。
在任何社会中，贫困者的人数都是庞大的，被称为“金字塔底层”（theBottomthePyramid，简称BOP）。要使这个庞大的群体成为财富的来源和值得企业开发的商机，就必须转变观念，这就是不再把贫困群体作为受害者、社会负担或同情的对象，而是“开始将他们视为敏锐的、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和有价值意识的消费者”，这就可以“开启崭新的机会之门”。
作者的这些话是对外国企业家讲的，但完全适用于中国企业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也出现了相当大的收入差距，处于金字塔底层的贫困群体并不比世界水平低。仅仅农村贫困群体在人口中就占了70%以上。谁都知道农村市场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但绝大多数企业还是把目光投向城市市场，尤其是中高收入市场。在国际上，它们也把目光投向发达国家市场，而忽视了人数要多得多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低收入国家与人群没有市场机会。针对企业的这种错误观念，作者指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发展中国家的GDP总计近14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德国、法国、美国和意大利之和。收入决定购买力，有收入就有市场，从这种意义上说，忽略这个市场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
企业家的观念决定企业战略和经营方式。转变观念绝不仅仅是思想认识问题，而且要从根本上改变企业战略与经营方式。只有实现了这种转变，贫困群体的潜在市场才能变为现实的市场，这个市场的商机才能变为滚滚而来的利润，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才能同时成为最有效的扶贫方式。
当企业以城市中高收入群体为目标客户时，产品的开发、包装、销售模式，都是以这个群体为中心的。要认识到，BOP市场与这种传统市场有重大差异。不改变原有经营方式，在BOP市场上不可能成功。例如，以中高收入群体为目标客户时，可以靠产品特色，收取高价格，实现利润率的最大化。但贫困群体关心的还是实惠，难以接受高价格，而这个群体人数又多，因此，必须变高价格为低价格，扩大销售量，以利润量为目标。这种经营目标的变化必然引起产品开发、包装、销售模式的改变，甚至是根本的改变。就包装而言，较为豪华的大包装更能吸引城市中高收入消费者，也节约了这些人的时间，但以BOP市场为目标客户时，包装就要简朴，而且采用小包装。当然，这种具体经营模式的确定，并没有可以照搬的模式，但却有某种共同的规律。在“金字塔底层的创新实践”中，作者用六个开发BOP市场成功的案例，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作为管理学家，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告诉企业家，配送方案并不是进入BOP市场的主要障碍；BOP市场同样有品牌意识；BOP市场是相互联结的；BOP消费者也乐意接受先进技术。作者还总结出了BOP市场的12条原则，以及如何把这些创新原则变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