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福利支出来自税收。庞大的福利支出必然引起沉重的税收负担。福利国家瑞典也是闻名于世的税收国家，税种之多，税收之重堪称西方国家之冠。仅是中央和政府的所得税在80年代就占到一般职工收入的60%左右。
巨大的福利支出和沉重的税收降低了社会生产率。这首先在于税收打击了人们劳动的积极性。80年代，瑞典年收入20万克朗者平均税率高达60%多，边际税率达85%，谁还想多劳动呢？高收入者也是高能力者，对他们征收高税，则是他们的资源被严重浪费。另一方面，高福利也滋长了一种偷懒的风气。病假的补贴高达工资的90%，当然会有许多人“泡病号”。
美国社会学家吉尔德一针见血地指出：“失业补贴促进失业人数增加。对有子女家庭的援助计划使更多的家庭有子女需要抚养，使更多的家庭没有父亲。多种形式的残病保障，也会鼓励小毛病变成暂时残废，使部分残废变为全部残废和永久残废。支付社会保障会阻碍人们去照顾老年人，从而使代与代之间的联系消失。”福利国家在很早以前就已超过收益递减和阻碍生产的地步。更何况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公共投资减少都使生产率下降，竞争能力衰落和失业增加。福利天堂的欧洲现在是失业率最高的。
平等化是人类的理想，但实现平等化的过程却引起效率损失。这就是漏桶效应。我们面临平等与效率的重大交替。实现平等以效率损失为代价，但提高效率又要损失平等。按市场原则分配有重要的激励作用，但人的能力与机遇不同会引起不平等。平等与效率恐怕是一道永远解不开的题。
兼顾平等与效率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目标。效率优先，兼顾平等也不错。但是，“行难于知”，有哪个国家真正实现了这一原则？发达国家在福利国家的路上也许走得太远了，福利有不可逆性，每一步旨在提高效率的福利改革都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但绝不是那种降低效率的大锅饭平均主义或福利国家。
稳定压倒一切
稳定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行的前提。政治与社会的稳定是以经济稳定为前提的。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承认，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稳定。但对什么是稳定，如何实现稳定，却有不同的看法。
1946年美国的《就业法案》宣称：“促进充分就业和生产……是联邦政府一贯的政策和责任。”这就确定了政府要对宏观经济的稳定负责。但对这种责任是什么却有两种理解。第一种是消极的理解，即政府被动地对宏观经济中危及稳定的变动做出反应，用政策消除这些变动引起的不稳定。要避免政府本身的政策变动成为不稳定的根源。第二种是积极的理解，即政府主动地用政策调节经济，尤其是刺激总需求，实现繁荣的稳定。
不同的理解对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解释也不尽相同。我们知道，从国内来看，宏观经济稳定应该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平缓经济周期和实现经济增长，在国际上，还应实现汇率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对要实现的这些目标并没有什么分歧，但对这些目标的具体内涵和实现途径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充分就业指的是消灭了周期性失业的状态。这就是说，充分就业并不是人人都有工作（事实上在一个动态的社会中也做不到这一点），只要消灭了由于总需求不足引起的周期性失业，失业率为自然失业率，也就实现了充分就业。对这种理解并没有分歧。争论在于自然失业率到底有多高。如果把自然失业率估算得低，政府就要用强有力的政策刺激总需求；如果把自然失业率估算得高，则实现起来就容易了。
物价稳定也有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即实现了温和的通货膨胀也就是实现了物价稳定。另一种是零通货膨胀率才是物价稳定。这两个目标不同，所用的政策也不会完全相同。
经济中存在周期性波动是正常的，问题在于这种波动幅度有多大是正常的。经济波动的情况可以用实际GDP来表示。这就是使实际GDP的波动在某个一定范围之内，各个经济学家对这个波动范围多大属于正常看法不一致。
对经济增长的理解也不一样。一种看法是强调高增长率，增长就是一切，甚至把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状况的唯一指标。另一种看法是适度增长，即考虑到资源与技术进步的均衡增长。
实现稳定的这四个具体指标在一定时期内也是有矛盾的。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就有矛盾。从现实来看，实现充分就业与高增长的时期往往伴随有通货膨胀，也许这两者之间会有时延，但总存在因果关系。追求一时的增长也会引发长期中的不稳定和波动。如何使这些目标得到协调，有利于长期稳定，是每一个政府都追求的，但重点并不相同。
政策目标与手段是由政府确定的。政府在决定政策目标时考虑的因素很多。政府要得到公众的欢迎，往往不是从整体经济的长期发展，而是从某一时期的公众某种短视来做出决策。例如，50年代中苏联与欧洲的增长率都高于美国，1957年苏联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些事情刺激了美国，这正是60年代肯尼迪政府把充分就业和高增长作为政策目标的原因。但这种用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的结果是60年代末的高通胀和70年代的滞胀。高增长从长期来看，绝非稳定的良策。
政府在作决策时还会受政治的影响。例如，根据调查公众对失业的关注大于通胀（在不受欢迎指数中失业率的加权数是通胀率的6倍）。这样，在大选前夕，现任政府为了连选连任，即使在经济上升时期也要刺激经济。在当选之后再实行紧缩，实现物价稳定。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政治性经济周期。这样调节的结果是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
在“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史上，政府的政策总体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也曾引起过经济的不稳定。为了实现稳定，经济学家主张，首先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这就是说，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中性化，即以稳定为中心，不追求高充分就业或增长。换言之，对政府的经济职责更多地强调被动的意义，而不是积极干预的意义。近年来，不仅主张自由放任的新古典经济学影响日益增加，而且就连主张国家干预的新凯恩斯主义也认识到过分干预会使政府成为不稳定的根源。政策中性化是一个趋势。
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不可能不调节经济。为了把握稳定的大目标，减少政府出于其他动机的失误，决策机制就要民主化与科学化，即各种决策机构之间有一种相关制衡以及专家参与决策。例如，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决策，这就可以制约其他政策的失误。财政政策由政府和议会共同决策（美国的财政政策由总统代表政府提出，经议会讨论通过，再由总统签署，方可实施），这就减少了失误，最少可以减少重大失误。在这个决策过程中专家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美国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议会预算办公室和美联储中都有一批专家在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
我国在走向市场化，如何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也是一个重大问题。我想，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与教训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经济学中的机会主义
作家张平的《抉择》是一部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题材的好小说。小说反映了当前国有企业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领导班子的腐败。小说中所写的国有企业中纺公司正由于领导班子腐败而濒临破产。腐败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公款消费，即以工作为名出国旅游或大吃大喝。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大量存在，而且在国外公司中也屡见不鲜。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工作中的消费”，并用机会主义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
经济学家所说的机会主义和我们一般所知道的伯恩斯坦、考茨基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完全不同。它是指代理人利用机会以侵犯委托人利益为代价来为自己谋利。“工作中的消费”是这种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
经济学家认为，机会主义产生于委托—代理关系。现代企业的实质是一系列以不完全契约为形式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总和。委托人是把自己的权力交给其他人的人，代理人是接受这种权力代表委托人从事某项活动的人。现代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实际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例如，企业所有者（由董事会代表的股东）并不自己经营，他们把自己经营管理企业的权力交给其他人，他们就是委托人。管理者（总经理）接受董事会委托从事企业经营管理，他们就是代理人。所以，企业中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企业中的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是用契约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契约规定了双方的权力、义务与利益。从理论上说，双方按契约行事，委托人按代理人的意愿行事，为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服务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即委托人无法了解代理人的一切，代理人有委托人无法得到的私人信息，所以，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契约只能是一种不完全契约。这就是说，契约不可能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作全面而详细的规定，必然留下可以利用的漏洞。这样，代理人就可以在不违背契约规定的情况下，以侵害委托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利己的目的。这就产生了机会主义。例如，某总经理的个人爱好是旅游，但董事会请他任总经理并与他签约时并不了解这一点。契约中也无法具体规定什么情况下总经理才能出差。这样，总经理就可以以工作需要为借口频频出差，以谈判为名到处旅游。其费用打入成本，总经理享受旅游之乐，董事会和股东们承受利润减少之苦。总经理旅游这种工作中的消费都是不违背契约的机会主义。《抉择》中中纺的领导正是以开拓市场为由出国旅游，而且玩了还振振有词，正是一种难以确定是否违规的工作中消费。
解决机会主义的方法之一是建立一种监督机制，即委托人能对代理人实施有效监督。但监督难以完全，而且有代价。例如，为了监督总经理出差是否合理，要派人跟踪。这样做不仅要有实际成本（跟踪的支出），而且还会引起总经理反感的心理成本。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建立一套合理的激励机制，让总经理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激励机制的核心则是把总经理的利益直接与所有者的利益联系起来，例如，年薪制、分红制、股票期权等。
在中纺公司这样的国有企业中，国家作为所有者的代表是委托人，企业领导是代理人。但公有制下所有者缺位，即没有明确而具体的所有者委托人，所以对代理人既缺乏有力的监督，又缺乏合理的激励。这样，产生像《抉择》中中纺公司领导班子那样公费消费的机会主义就很正常了。
解决机会主义问题的方法在于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而不是寄希望于代理人有高尚的献身精神。《抉择》的作者把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李高成这样既有权又高尚的领导人身上，也就是希望通过人治来解决问题。这只是文学家的理想主义。作家这样浪漫一下，给我们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是可以的。但现实中千万别希望出现李高成这样“高大全”式的英雄来使国有企业走出困境。
有人认为使国企走出困境的良策是选一个有献身精神的领导班子。其实关键不在人的觉悟，而在于制度。一种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做坏事，而一种坏的制度能使好人也做坏事。没有一套以产权明确为基础的监督与激励制度，李高成又有什么用呢？
激励比惩罚更有效
我们常常看到公园里都写着“凡偷盗花木者罚款若干”。但在纽约市的一个植物园里却写着“凡举报偷盗花木者，奖励若干”。结果在前一类公园中，花木被窃的事时有发生，而在纽约这家植物园，花木保护得很好。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顺手牵羊地偷几束公园的花就难以避免。挂上“爱护花木，人人有责”或者“请君自重，勿折花木”之类的警示牌几乎没什么用——面对顽固的人性，道德说教是软弱无力的。必须有一种保护花木的机制。“罚款若干”是惩罚机制，举报者奖励若干是激励机制。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激励比惩罚有效。
其实这样的例子过去和现在都不少见。在20世纪初，工人怠工是一个令工厂主防不胜防、极为头痛的问题。雇了拿摩温（工头）监督工人，发现怠工即开除，惩罚够重的了，但作用并不大。总不能每个工人一个雇拿摩温，即使这些拿摩温再敬业，也监督不过来。后来福特汽车公司采用了远远高于市场工资的效率工资，怠工奇迹般地消失了。
效率工资的激励作用在于改变了怠工的成本与收益。怠工的成本是被发现后开除的风险，收益是少支出劳动的享受。当企业支付市场工资（低于效率工资，且各企业相同）时，被一个企业开除可以在其他企业找到相同工资的工作，何况被发现怠工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怠工的成本低，怠工就司空见惯了。但当企业支付效率工资时，被开除后难以找到这样高工资的工作，怠工的成本就加大了。怠工成为成本大于收益的非理性行为，怠工自然消除了。公园的情况与此类似——尽管偷盗花木被惩罚，但被管理者发现的风险并不大，毕竟不是满公园都站着管理者。当对举报者进行奖励时，公园的游人受此激励都成了管理者，偷盗花木被发现的可能性太大了，成了一件风险极大的事，居心不良者自然不敢有所作为了。在这种情况下，对公众监督的激励自然比对偷盗花木者的惩罚要有效得多。
激励与惩罚要达到的目的是相同的，比如上面说到的保护花木或消除怠工，或者说它们的收益是相同的：但这两种机制发生作用的方式不同，成本也不同。采用激励机制时，其作用是自发的，行为者按激励所要达到的目的去行事，简单而见效。给举报者奖励，就自发地把千百万游人变成了不领工资的管理者，实行效率工资，就无须拿摩温。采用惩罚机制时，其作用是消极的，还需要更多支出，例如，雇用专职监督人员及必要的设施等。这又引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监督者也是人，他们也有个人利益，可能收取被监督者的贿赂，实现鼠猫联盟，共同作案。这类事情现实中也不少见。即使用机器监督，操纵者还是人。二是只要收益大于成本，被监督者就会用各种方式来逃避监督，被监督者的智慧往往令监督者防不胜防。历史上工人怠工的妙法完全可以编一套多卷本的“怠工大全”。偷盗花木的方式也令人匪夷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