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BOP市场同时也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这种财富创造有两种含义。一是企业开发这个市场寻找到了新的商机，企业生产发展、利润增加，这就是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另一个也许更加重要，那就是使贫困群体的能力提高，有脱贫致富的机会，贫困群体财富的增加当然也是社会财富的增加。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开发BOP市场就是企业为扶贫作了重大贡献——这种贡献要远远大于出于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慈善捐赠。贫困群体脱贫首先来自动力。当消极地接受无偿捐助时，人会越来越懒，依赖心增强。当他们看到更好的消费方式时，就会激发自己勤劳致富的动力。而且，在开发BOP市场时，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主要还是靠这些地区的人。这就提供了脱贫的工作机会。在这个过程中，贫困群体的意识改变了，能力提高了，自己就有了脱贫致富的能力。输血式脱贫变成培养造血功能的脱贫。在这种意义上说，企业开发BOP市场是双赢的，是企业的扶贫之路，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真正实现。
扶贫绝不仅仅是企业的责任，也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NGO）的责任。同样，开发BOP市场也不仅仅是企业的事，还要有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的参与。从政府来看，应该为企业进入BOP市场创造良好的环境，尤其是提高交易治理能力。政府为企业服务就是为扶贫作了贡献。
失业保障事与愿违
一些制度在制定时动机是好的，但在实践过程中却事与愿违，好心做了坏事。失业保障就是这样一种制度。
美国的失业保障向失业工人提供为期26周、数量为失业前工资50%的失业津贴。这种制度无疑是保护失业工人利益的。但结果如何呢？经济学家在伊利诺伊州进行过一项试验。他们从领取失业津贴的人中随机选择了一些人，告诉他们，如果能在11周内找到工作可获得500美元奖励。并把这个群体与其他人相对比，结果这个群体的平均失业时间比其他人缩短了7%。而且其他研究发现，失业者在失去领取津贴的资格时找到新工作的比率显然要高。失业保障延长了失业时间，岂不是让失业工人经历更多苦难吗？
失业保障引起意料不到的结果是由于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人们会对激励作合理反应。每一种制度都是一种激励。如果在设计一种制度时没有想到可能会有的各种激励，就会出现意料不到的结果。失业保障是为了工人在失业后仍有一个生活保障，其用意在于实现公平。但没想到的是，当失业工人生活有了保障时，就心安理得地享受闲暇，不去积极找工作，或者只要是自己认为不合意的工作就不干。这样，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长了，失业率提高了，于己于国都不利。可是在这种制度下，失业工人不积极找工作是对这种激励的一种合理反应。
其实加剧失业的制度还不止这一项，最低工资法也是如此。在劳动市场上，工资应该是由劳动的供求决定，在市场均衡工资下，劳动供求相等，没有失业。当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时，劳动的需求减少而供给增加。政府可以规定最低工资，但不能强迫企业雇用工人。工资太高，企业雇不起人，只好用机器代替工人，或减少生产。工资高，劳动供给增加，尤其是不少高中学生辍学进入劳动力队伍。这样，失业者自然增加，失业率上升。青少年中失业率高往往与最低工资法相关。
经济学家认为，最低工资法主要保护不熟练工人。如果没有最低工资法，不熟练工人会由于工资太低而退出劳动力市场，或者回去上学，或者接受政府的培训计划。这样，这些不熟练工人的技能提高，不仅就业机会更多，工资也会更高。但最低工资法使他们永远处于技术上的低水平、生活仅能温饱的状态。整个经济的失业率也无法下降。
工会是许多国家的重要制度。工会的目的是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以保护工人。但工会的一些做法无疑是暂时保护了部分工会会员的利益而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并提高了整体的失业率。
工会作为劳动市场上供给一方的垄断者（卖方垄断）可以通过工资谈判，甚至以罢工为威胁而提高工会会员的工资。但工资的提高必然会增加劳动供给，减少劳动需求，从而引起失业。有两个实例说明了这一点。一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与福特公司达成协议，同意降低工资而不减少工作岗位。这说明工会也认识到了要求高工资会引起失业。就业与高工资不可兼得，工会不得不选择了低工资、高就业。二是欧洲和加拿大的工会力量比美国强大得多。欧洲和加拿大均有75%的工人参加了工会，而美国参加工会的工人现在只有16%左右。而欧洲和加拿大的失业率一直高于美国。当美国的失业率在4%～5%左右时，欧洲和加拿大的失业率往往均在10%左右。
而且，工会会员得到的高工资是以其他人的失业和低工资为代价的。有工会的企业实行高工资而减少了工人，这些工人进入其他没有工会的企业，这些企业劳动供给增加，工资下降或失业增加。如果把工会会员作为局内人，把非会员作为局外人，局内人是以局外人的损失为代价获益的。
在劳动市场上还有其他制度因素影响就业。这些制度使工资具有能升不能降的刚性，或者工资调整速度慢于劳动供求变动速度的黏性。这类制度主要是：第一，效率工资制度。当劳动市场上雇主与雇员之间信息不对称时，雇主为了得到最好的工人，并向工人提供有效的激励而实行了高于市场均衡工资的效率工资。在效率工资时，企业的劳动需求减少（由于工人效率提高），从而引起失业。第二，工资合约制度。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正式或隐含的工资合约。这种合约在一定时期内把工资固定下来，使工资不随劳动供求变动。雇员和雇主出于稳定收入和成本的愿意，都接受这种工资合约制度。而这种制度引起工资黏性。
经济中的失业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短期中总需求不足会引起周期性失业，正常的劳动力流动会引起摩擦性失业，制度因素会引起结构性失业。后两种属于自然失业。这些失业都与制度有这种或那种关系。如果不是制度的作用，各种失业的持续时间都会减少，失业人数也会减少，失业率会下降。欧洲和加拿大失业率高于美国正在于制度原因。
高等教育不是扶贫工程
每当高考时节，就会出现高校招生改革的争论热潮。
越来越多的人对现行的“一考定终身”和按地区确定招生人数原则越来越不满意。这种招生制度既无效率，又不公平。“一张考卷”不足以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地区歧视”又使许多优秀青年无法进入理想的大学。改革高校招生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看来改革是势在必行了。
在当前的争论中，更多的人关注高校招生的公平问题。如何让偏远地区和弱势群体子女进入高校成为改革的主导思想。所以，当中国政法大学提出按地区人数决定招收名额时，得到了媒体几乎一致的称赞。自高校扩招之后，大学教育从精英化进入平民化，人们关注公平是正常的。但与任何一件事情一样，高校招生无论如何平民化，都存在效率与公平问题。改革也应该同时达到这两个目的。
高校的效率应该是用既定的资源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应该注意，我对效率的解释不包括“更多”两个字，因为我反对高校扩招。我认为高校扩招引起高校教育质量下降，出现了经济学上所说的边际收益递减。我强调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人类的能力呈正态分布，能成为优秀人才者永远是少数。一个社会，无论多么平等，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精英。高校的效率就在于培养精英——如果高校真的是培养“普通劳动者”，我们还要大学做什么呢？
这样说，是不是大学又要回到精英教育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学教育越来越普及，任何一个没有能力成为精英的人同样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只要按照现实条件发展，高校扩招并非坏事。但是，无论大学教育多普及，它承担的任务之一就是培养精英。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精英，精英的质量决定了社会的进步。当然，在培养精英之外，提高更多人的知识文化水平也是高校的重要任务。
在许多国家，适应高等教育的这两个目的，高校就有不同层次。一般来说，名牌大学更注重精英教育，普通院校更注重平民教育。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名牌大学培养出的普通人不少，普通大学毕业生，甚至未上过大学的，成为精英者也有。用平民化来抹杀精英教育是错误的。高校教育的效率就在于既要培养精英，又要使其他人所接受的教育质量更高。
保证高等教育的效率，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不仅取决于学校的物质条件、历史传统和师资，等等，而且取决于如何选择进入大学的学生。只有在大学招生中实现了公平才有大学的效率，现行的大学招生制度实际上是缺乏公平的。大学的招生人数有限，想上大学，尤其是想上名牌大学的人很多。公平就是让所有的人竞争上不同的大学。具体来说就是成绩面前人人平等，按成绩进行录取。现行的按地区确定招生人数的确是不公平。这种做法被称为“地区歧视”，歧视当然是不平等。近年来，“高考移民”愈演愈烈，正是利用了这种不平等的规定。制度有漏洞，人们钻空子，错不在钻空子的人，而在于制度本身。
那么，按所在地区人数确定招生人数是否就保证公平了呢？这种做法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地区歧视。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基础教育等原因，人口数量与人才数量并不是同比例的。按地区人数确定招生人数，那些人口基数小但人才较为集中的地区的考生就遇到了另一种“地区歧视”——谁让他们那个地区的人不多生孩子？其实这个原则在现实中也很难实现。据报道，尽管提出这个做法的中国政法大学扩大了在一些人口大省的招生名额，但北京的招生人数仍多于人口大省河南。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被认为是公平的，从来没有实行过按省分配进士名额。招生中的不公平在于不同地区同样的成绩上不了同样的大学。公平还是要做到不同地区的考生，成绩面前人人平等。
成绩面前人人平等是正确的，但现在的问题还在于这种“一张卷子定终身”的考试无法准确地反映出考生的能力。而且，这种考试方法引导中学教育走向应试教育的邪路。其实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最受批评的也是这一点。我们的高考制度失去了科举制度公平的优点，留下了应试教育的缺点，不能不说是一种现代悲剧。
实现高等教育中的效率与公平——既能招到能力强的考生，又保证能力相同的考生上相同的学校——在于改革考试的内容。考试是判断一个人能力或潜在能力的方式。要能达到这个目的，考什么，如何考，都十分重要。世界上像我们这样“一张卷子定终身”的国家并不多。我们可以学习人家的好经验。上海交大、复旦大学用口试的方法自主招生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考试内容的改变会对中学教育产生重要影响。高考是指挥棒，不改变这根“指挥棒”的方向，害人的应试教育还会“万寿无疆”。
仅仅关注高校招生中的公平往往既无公平又无效率。高等教育不是“扶贫工程”，是培养精英和其他人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