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茜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摇篮。其中的边区妇女运动，也为共和国的建立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无论是宣传组织、动员群众，还是支援前线、支援战争；无论是参加生产、建设边区，还是参政议政、培养后备，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充分发挥了妇女“半边天”的伟大作用。作为那一辉煌时期妇女运动的参加者和组织者之一，每当回首往事，我总是心潮澎湃，豪情满怀。
一
我出生在陕北清涧县高杰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我的家乡是个有革命传统的地方，早在1925年就有了共产党的活动。那里又是个“拉锯”地区，一会儿“红”了，一会儿“白”了，斗争环境残酷。
1934年初春，受大革命的熏陶和党组织的感召、培养，我和村里八个年轻姐妹背着家里跑了出来，一起参加了革命队伍，那时我才16岁。我们白天在陕北特委组织的训练班上学习，晚上到附近村子挨户登门进行宣传，发动妇女起来反对封建束缚，争取妇女解放。比如，反对公婆打骂媳妇，反对裹小脚，提倡放足、剪发等等。虽然我们还十分幼稚，条件又非常艰苦危险，但是大家的热情却极为高涨。
1934年秋，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陕北特委妇女部长，随特委活动在陕北的清涧、安定、瓦窑堡一带。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这里的妇女运动已有了一定基础。党中央落脚后，就更加活跃和发展了。
1936年底，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蒋抗战，党中央决定恢复陕西省委，任命贾拓夫担任省委书记。当时我和拓夫结婚不久，于是随之赴西安参加地下工作，并做妇委委员。1939年，我们被调回延安。我经过中央党校和中国女子大学学习一年后，被分配做中共西北局妇委书记，参加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的工作。1940年12月，边区妇联第二次扩大执委会上，我被选为边区妇联副主任。1942年，主任徐明清同志调任后，我接任边区妇联主任，一直到1948年冬。期间，我还是中共中央妇委委员、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
1945年4月，为了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各解放区不断扩大的需要，中央决定筹备成立解放区妇女联合会，蔡畅大姐被选为筹委会主席，邓颖超大姐和我为副主任，区梦觉大姐为秘书长。我还作为中共七大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二
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有组织的生产运动。在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无论是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日战争，还是反抗蒋介石国民党封锁、进攻解放区的自卫战争，军事斗争都是第一位的。边区作为后方，不仅要解决自己的生存、生活条件，更要有力地支援前线。那种特定的环境下，边区妇女的确成了从事生产的生力军。边区妇联在发动、组织妇女生产支前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边区就动员了十几万妇女参加生产运动，创造了丰硕成果。1938年，开垦荒地21000亩，植树1万棵；1939年，垦荒31526亩，植树72135棵。而养猪、养鸡、养鸭、养蚕、养蜂、养畜、纺织等农副业生产也逐步发展起来了。
1939年冬，国民党开始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1940年和1941年，又连续发动两次反共高潮，使边区物资供应发生极大困难，边区军民的穿衣吃饭都成为严重问题。为了保障几万党、政机关干部和部队的供给，保障百十万边区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中央指挥全国的长期抗战，毛主席、党中央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方针，号召边区党、政、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940年12月，在延安召开的边区妇联第二次扩大执委会上，朱德总司令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进一步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到生产运动中来，指出：“发展边区经济建设，求得自给自足，是边区人民在1941年度的中心任务。青壮年上前线了，妇女们在生产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而妇女只有在经济上能够独立，也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朱总司令还号召广大妇女积极投入家庭手工业、家庭副业和畜牧业生产，以推动边区经济建设。王明也作了《陕甘宁边区妇联工作的任务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动员边区妇女参加生产建设的决定》，边区妇联围绕大生产运动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使妇女在生产战线上取得突出的成绩，起到重要作用。
说起妇女参加生产，在当时的条件下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陕北妇女讲的是“山门不出，河门不下”。祖祖辈辈的封建传统和生活习惯，妇女们是不上山干活的。至于在家纺线织布，也只有清涧、米脂一带的妇女还做一些，而安塞、志丹、延安等地的妇女连纺织的习惯也没有。陇东地区及定边、靖边那里，同样没有纺织的基础。穿衣靠货郎扯布，加之生活贫困，不少人家全家盖一床被，有的大姑娘连裤子也没得穿，门也出不去。所以，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要花很大力气。
大生产运动中，妇女们在纺织方面的成绩最突出。回顾当年这方面的情况很有意思。当时，我们组织各级妇联，一方面从政治上深入动员，宣传男耕女织，号召男人杀敌上前线，妇女挑起生产重担，又纺织来又下田；另一方面，在没有纺织基础的地区，派许多干部下去开办训练班，教当地妇女学会纺线、织布。产棉区是这样，不产棉而养羊的，学会用羊毛纺粗毛线。当然，妇女干部们自己首先要学会，然后再下乡办班，培养技术骨干，骨干再教群众，一层带一层。
我从小就没有学过纺线织布，开始也不会做。可是我们是妇联的领导干部，必须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于是我们虚心地学，一有空儿就盘腿坐在纺车前练。边区妇联宣传部长赵烽同志是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能写会讲，工作做得很好，可学起纺线来却很费劲，连腿也盘不圆。坐一会儿就腰酸腿疼，站不起来，两只手配合不好，这边摇，那边不出线，急得满头大汗。可是，大家像对待打仗和在敌后工作一样，把纺线作为严肃的政治任务，克服种种困难，硬是都成了纺线能手。我还能纺出又细又匀、在机械缝衣机上用的细线呢。
除了完成纺线任务，我们还学习织毛衣。那时有个小柳条筐，里面放着边区自己生产的毛线和织针，每天随身带着，走到哪里织到哪里。时间一长熟练了，不用眼看也能很快地织。没用多长时间，就超额完成了原定的一石三斗小米的任务（当时纺的线和织的毛衣都是以折合成小米为指标而统计的）。这件事还在《解放日报》上报道过。区梦觉同志用边区自纺的羊毛线织了套毛衣、毛裤，周恩来同志把它送给了宋庆龄，孙夫人非常高兴和感动。
由于妇女干部带头，宣传、动员、组织、培训等各项工作都做得既轰轰烈烈，又实实在在。所以，边区的妇女们，从城镇到农村，从领导到群众，从干部到家属，从七八十岁的老婆婆到七八岁的女娃娃，都卷进了纺织运动的热潮。如绥德地区从事纺织的妇女就有8500多人，年产纱94万斤，织布73万匹。延安所属各地发展也很快。连基础差的陇东、三边、关中一些地方，也有了很大发展，仅三边地区半年里纺妇就增加了六倍。全边区有16万妇女在纺纱，6万妇女在织布。1944年，边区生产棉花368斤，年产土布11万大匹，大大提高了穿衣自给的程度。
三
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群众热情高涨地投入，建立了丰功伟绩。而机关和留守部队则更是热火朝天，抓紧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在敌人封锁下，创造了自力更生的奇迹。
那时，边区政府不仅号召干部、家属、教职员、学生等各类人员投身大生产运动，还给每人每年都规定了具体的生产任务。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也都带头生产。领袖们在百忙中抽时间开荒、纺线，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生产自救、战胜困难的信心和热情。各种劳动竞赛、挑战应战活动此起彼伏，那股子火热的劲头，现在想起来还感到浑身发热。
记得在枣园举行的中央机关、警卫战士和周围群众的纺织比赛中，周恩来、任弼时同志都被评为“纺织能手”，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形成了很强大的鞭策力量。
在杨家岭的生产节约会上，蔡畅、区梦觉等中央妇委的领导同志上台讲话保证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还带头发起竞赛，向我们边区政府机关、中央党校的女同志提出挑战，我们是应战者，立刻就紧张地干起来，有时真是通宵达旦。
那时影响较大的，就要说是“陈敏运动”了。陈敏是三五九旅的一位女同志，她带着两个孩子，大的两岁，小的才八个月。除领导做军鞋的工作外，她还主动参加农业生产，并挤时间纺线。1943年，她靠种地、纺线，解决了自己和孩子当年的吃饭穿衣问题。1944年，她一个人一年光是纺线就有75斤，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想想看，照顾、喂养两个那么小的孩子，领导做军鞋工作，已经就很不容易了，还能付出那么多的劳动，获取那么多收获，该需要多么坚定的信念、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啊！
陈敏的事迹在边区妇女中产生了强烈反响。1944年，西北局常委发出通知，要求在边区所有机关、学校、部队，号召并组织妇女干部和家属积极参加生产节约运动，向陈敏同志学习，展开“陈敏运动”。边区抗联（即根据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西北局于1942年8月决定将边区总工会、妇联、青年救国会三个群众团体合并而成的“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延安第一保育院和杨家岭、南泥湾的女同志、家属们纷纷向陈敏提出竞赛。在开展“陈敏运动”的动员大会上，王震同志代表三五九旅女同志向边区各机关干部提出了挑战，我立即代表抗联全体干部和家属、全体女同志上台应战。口号声、掌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群众情绪极其振奋，气氛非常热烈。更重要的是，真正迅速地形成了一个你追我赶、轰轰烈烈的生产高潮。它极大鼓舞了边区军民，硬是在敌人封锁的艰苦条件下，自力更生，基本解决了边区的吃饭穿衣问题。还有力地支援了前方，为战胜敌人、战胜困难奠定了基础，表现了党、军队和人民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四
在热火朝天的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我们党并不只是依靠发动群众，搞群众运动来突击解决吃穿问题，而同时也在摸索按经济规律、用经济的办法解决生产供应的方式。我们妇联创办的妇女生产合作社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意味深长。
那是1943年春，延安的生产运动正在形成和发展。我们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可只能是一家一户的手工作业，需要有一个好的组织形式，为妇女参加生产提供原料、工具，收集和推销她们的产品。于是，中央妇委和边区妇联的蔡畅、康克清、张琴秋、王友兰和我等一些同志，在延安发起、筹办了陕甘宁边区妇女生产合作社。这是第一个妇女自己筹办的生产自给的经济组织。其组织形式也完全不是行政的那一套，而是由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主任（经理）这几个层次来运营。
1943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那天，妇女生产合作社在新市正式开业。王友兰任主任，范萍为副主任，后来由张子芳担任主任。开始阶段主要就是由合作社发放毛线，组织各机关女同志织毛衣、毛裤、毛袜等。工作人员五至六人。起步后工作很快展开，不久就有了一定的局面。条件成熟了，于是在1943年6月6日举行了妇女生产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通过了合作社的章程，选举产生了理事会，我担任了理事长。
合作社发展很快，任务越来越重，我们又请来几位男同志当经理。比如梁建华、薛铭伍、郝友成等同志。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对当时的生产和消费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从1943年3月到1944年9月一年半时间里，合作社发放毛线22600磅，组织了26个机关、1100多名女同志纺毛线23000多斤，织毛衣、毛裤、毛袜25000多件。这不仅部分地解决了边区军民的冬衣问题，还活跃了延安和边区的经济。
开始阶段的成功，使妇女生产合作社的名气越来越大。记得开头的半年里，合作社赢利370万元（边币），还按期分了红利。于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入股，合作社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开始组织时，合作社有社员二三百人，筹集股金20万元。到1944年8月，社员人数达到4800多人，股金总额达到4054万元，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也增加到五六十人。
我作为发起人之一，先后买了不少股票，有的是以孩子的名义。以后为了纪念那一段时光，我一直保留着延安妇女生产合作社的股票，那是用自己生产的黄纸油印出来的。可惜前两年搬家时遗失了。
1944年9月，合作社召开了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决定了以后的业务方针，包括发展生产、供销和公益事业三个方面。在新的局面下，合作社下设了生产部、缝纫部、妇女卫生部、仪器部、门市部、骡马店等业务部门。
1947年，蒋介石、胡宗南进攻边区，大肆破坏。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暂时放弃延安，我们的妇女生产合作社也被迫停顿了。延安光复后，救灾成为当时边区最紧要的任务，边区妇女掀起了生产自救高潮。妇女合作社又参加了救灾委员会，拿出400多万元帮助恢复纺织生产，帮助群众渡过难关。在绥德、义合、延川、吴堡等受灾地区，合作社放花收布。1948年共放棉14000斤，收布1600匹，组织妇女1800人参加纺织。
妇女生产合作社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在当时的边区和生产运动中曾经起到过非常好的推动作用，为边区经济的活跃、改善供给、军民的生活改善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边区妇女工作来讲，妇女合作社也是推动妇女运动的有力的组织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