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华
1922年9月15日，乌兰出生在东北朝阳凤凰山下大凌河边的嘎碴村子里，9岁那年跟着家人流落到北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在蒙藏学校东北职业中学读书，受到进步教师和大同学的影响，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游行示威。1936年她经常和大同学到东北大学活动，参加过读书会、歌咏会、送传单等。1937年春，她正式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交通员。为了工作之便，她记熟了北平的死胡同、旮旯儿、穿堂门。就在这个时候，她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王森同志，后者就像个诲人不倦的家长，常给乌兰和她的同学讲抗日救亡的道理，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讲西安事变为什么不应该杀蒋介石等等，又借许多进步文艺书籍给他们看。乌兰和她的同学就给王森送了个亲切的绰号“玛则尔”（英语“母亲”的意思）。在“玛则尔”的领导下，为了反抗日寇的侵略，乌兰成了爆破小组的成员。她常常拉上好朋友于兰（后来成为著名演员）、同学林兰，到日本人开的商行、洋行，趁别人不注意的当儿，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小提包中掏出只有肥皂盒那么大的小定时炸弹，塞到柜台缝或者什么角落里。然后，她碰碰同伴：“走，咱到别的地方去！”两三个小时后，“轰”的一声，洋行爆炸了。一次，15岁的小乌兰听到这响声兴高采烈地去找等在事先约好了的联络地点的王森，老远就兴奋地大喊：“‘玛则尔’，成啦！”想不到“玛则尔”脸一沉，连搭理都不搭理她就走开了。小乌兰满脸委屈地跟在后边。到了僻静处，“玛则尔”冲她好一顿训：“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搞地下工作能大喊大叫？”乌兰上了地下工作的一课，以后鬼灵精多了。她不言不语地和同志们在北平城里炸，炸西单商场，炸洋行；以后组织又派她到天津，以纺织女工的身份作掩护，一面做女工工作，一面搞爆破活动。他们炸过田野洋行、中原公司，炸过桥梁、铁路，甚至炸过日本装载军用物资的船只，把日本鬼子搞得焦头烂额，惶惶不可终日。当时敌人的报纸也不得不登出某某洋行“回光返禄”（即完蛋大吉）的消息。那时的乌兰和战友们内心燃烧着对敌人的不共戴天的恨，他们满身也像是黄色炸药，雷管一接即能起爆。每个人都抱着为国殉身、此去不复归的决心，去从事那些危险性极大的爆破工作。
敌人接连遭暗算，气得暴跳如雷，加紧了白色恐怖。1938年秋，北平参加爆破的一个小组长被敌人抓获，田学昭和杨英被捕。林兰为躲避敌人的追捕到天津去找乌兰。征得组织同意后，她们决定到抗日圣地——延安。1938年8月17日，乌兰和两个大同学在天津登上了“怡和号”英轮，径直奔往香港。好动的乌兰坐在大统舱里也不安分，她看到两个北平学生就跑上去搭话，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她的同伴暗暗着急：可不能暴露身份呀！那两个青年说是要到重庆去，乌兰就竭力鼓动他们去延安。经过七天的航程后，一行五人经过香港，转道广州，直接就奔广东八路军办事处去了。接待他们的人发给他们每人一张表格，两个男青年进抗日军政大学，三个女的进陕北公学。倔强的乌兰哪里肯依，和办事处的同志论起理来：“我们只差一年就高中毕业啦，走了个‘八千里路云和月’，为什么偏不让我们进抗日军政大学呀？”办事处的同志终于被说通了，五个人全部填表进“抗大”，真是皆大欢喜。他们高高兴兴开了介绍信，乘火车由广州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再辗转到了西安。从西安到延安还有900里的路，乌兰和同伴就步行赶到了洛川——抗大六分校的所在地。到延安的女同志一律都剪短发，战争时期嘛！只乌兰例外，留着两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没过几天，干事找她谈话了，一边瞅着她的辫子，一边说：“参加工作就得艰苦朴素，不能讲美。”乌兰想：“我还得回蒙古工作呀，没辫子，不随和，该怎么说呀！”她很机灵，第二天就把辫子塞到帽子里了。干起活儿来，可没得说的，苦活脏活她跑在头里干。上操时，她喊口令也喊得倍儿响亮，“一二一”毫不含糊。从此，干事再也不管她的辫子了。
当年11月，乌兰和分校的女同学徒步行军300里到达延安。原来抗日军政大学有许多大队，各队都有女生，如今把各大队的女生抽到一起，成立了八大队，队长是张琴秋同志。
她到延安的当天，就看到废墟、硝烟和被炸伤的同志、老乡。原来日本鬼子出动了几十架飞机上午刚来轰炸过。这惨景激起乌兰的满腔怒火。由于敌人一般都是上午来轰炸，她们每天上午只好避在山沟里躲飞机；下午上课，听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概论、党史等课程。一天，她们到山沟里躲飞机，忽然看见山腰上有个围毛巾的女同学，那身材好眼熟。她大喊了一声：“于兰！”比她早来延安的于兰急忙跑过来，像久别重逢的亲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在延安，乌兰是个活跃人物，在抗大是救亡室主任，在女大新闻系学习时是党建课代表。她举止豪放、大方，有的人称她为“二哥”。她在延安民族学院研究处工作时，应西北文工团之邀，登台演过曹禺的话剧《北京人》中的愫芳，至今有些老同志还记得她当时演出的模样，没想到活蹦乱跳就像男孩子的乌兰演起文静端庄的愫芳来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从女大毕业后，组织上派她到内蒙伊克昭盟当交通员。就在那时候，她见到了未来的伴侣、从前在蒙藏学校的高中同学克力庚。她化了装，用放羊做掩护，同时了解情况、发展组织。1941年7月1日再度返回延安，她曾在西北局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室、在蒙民问题小组研究卓索图盟建盟的沿革。由于工作的需要，年轻的乌兰学习了《蒙古史》、《元朝秘史》、《蒙古源流》等史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乌兰和一些同志受党的派遣，赶回内蒙古建党、建军、建政。她先在热辽地区的蒙古武装队工作，阻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同时又进行政治攻势，团结上层，发动群众，开展蒙古高树勋运动。他们拉住朝阳吐右旗的四佛爷，分化阜新吐左旗的云王爷，集中火力打击瓦解沁王爷。23岁的乌兰挎着三八大盖，骑一匹灰色马，穿着紫红长袍，驰骋在千里草原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久而久之，蒙族同胞就传开了，说是有个妇道人家，能骑马打枪，文武兼备，叫她“红司令”（蒙语乌兰是红色的意思）。贫苦的牧民都愿意看看她，说说心里话。上层人士见了她也毕恭毕敬。
1947年初夏，阜新瑞应寺的大喇嘛再三请他们去谈判，国民党也在那一带活动。在地委同意和老乡的支持下，乌兰带了六七个同志进庙去做统战工作。这座喇嘛寺有200年的历史，俗称“有名的喇嘛三千六，没名喇嘛如牛毛”，这不免有些夸张，不过在册喇嘛确有3000多人。谈判间隙，乌兰牵着马到河边饮水。一个小喇嘛好奇地和她打招呼：“你是乌兰的警卫员吧？”乌兰含含糊糊答应了一声。小喇嘛又用蒙文问：“乌兰厉害不厉害？她生起气来朝天打枪么？”乌兰边笑边说：“看对谁了。她打美蒋可厉害了，对牧民可亲如一家呢。”小喇嘛正准备火锅，说是大喇嘛有命令，明天请乌兰一行吃涮火锅，已经准备下四五十个火锅了。乌兰警觉起来，说道：“你给乌兰吃，她也不会吃，更不会到佛爷这儿来吃。”小喇嘛说：“乌兰不吃，她手下的人总能吃吧？”乌兰果决地告诉他：“乌兰不吃，下边战士也不会吃。我知道乌兰的脾气，说不吃就不吃，不但不吃还要发脾气的。因为我们这支部队是八路军的队伍，有铁的纪律。”饮完牲口，乌兰赶紧布置同志自己准备好炒米等饭食，真正做到秋毫无犯。
大喇嘛按乌兰通知把庙里外上层人士找来。乌兰面对数百人发表演讲，宣传党的政策，并说乌兰浩特开五一大会，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毛泽东、朱德同志还来了贺电。今后在自治政府领导下，蒙汉民族应该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此时庙外，我蒙民支队已经包围了庙宇。就这样，里应外合，乌兰几个人机智勇敢地把喇嘛庙里的一二百人的枪支缴获了，其中有地主武装，还有暗藏的还乡团。大喇嘛被安全护送到乌兰浩特，没让国民党抢去，佛寺也受到完好的保护。
解放战争中，蒙民武装工作队随之壮大了，先成立了11个支队，以后又陆续成立了第十二、十三等四个支队，乌兰任第十一支队政委，兼任第十二、十三支队的政委。至今，还有蒙族同志寻找当年在阜新一带打过仗的乌兰司令员，说老根据地的人想念她。乌兰笑笑说：“我没当过司令，他们把我传得也太厉害了！”
现在，你如果翻看早先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县志，会看到两种不同的记载：旧县志记载着1946、1947年之际此地有乌兰“骑匪”在活动，新县志上则记载着乌兰率蒙民武装工作队曾战斗在这里。后来，阜新文化局就根据县志的记载和当地群众的传说编写了《佛顶珠》的京剧，搬上舞台演出。
解放后，乌兰一直在内蒙古工作，她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主席。她一直忘我地工作着，深入到草原、蒙古包，深入到工厂、农村，交下了无数朋友。作为中国人民的使者，她随同许多代表团多次出国访问。1980年调全总任书记处书记、顾问。
1987年4月5日，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蒙古族英雄离开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