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女播音员纪实
刘荣 余清泉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座语言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在周恩来任主任的中央广播委员会的领导下，经由中央军委三局的通信兵在延安以西约30里的小村庄王皮湾土窑洞里艰苦创建，于1940年12月30日试播成功的。这一天已被正式确定为人民广播事业的诞辰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着团结人民、鼓舞人民的巨大作用。它被蒋管区人民誉为“茫茫黑夜的灯塔”。郭沫若同志在赞颂人民广播事业时曾赋诗：“传统光荣革命窑，延安声浪鼓风涛。”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一成立，国民党顽固派就十分惧怕和仇恨，一方面组织监听网监听侦察，释放无线电信号干扰破坏；另一方面严密封锁，阻止无线电器材进入陕北，致使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缺乏补充和维修器材一度中断播音。1945年9月，在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里，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又恢复了播音，它的电波覆盖面积更广，威力更强大。国民党飞行员刘善本驾机起义，投奔延安，便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的生动例证。谢觉哉同志对国统区人民渴望听到延安之声曾做过这样的描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之后，“上海、北京、天津、广州、西安等大城市收音机生意顿时‘景气’，店员们知道买者的心情，试音时，总是拨到新华台的地方，于是买者和卖者点头会意，付款交货走了”。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建立新中国，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我党第一代播音员们以清脆的嗓音为真理呐喊着，那声音冲破黑暗，迎接灿烂的黎明！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从1940年12月30日正式试播成功，到1947年3月28日在陕北的土地上最后一次播音结束，全部由女同志担任播音工作。她们是：徐瑞璋、姚霁、肖岩、于一、李慕琳、孟启予、钱家楣和杨惠琳。为了反对法西斯侵华战争，1942年日本反战大同盟还派出日籍女播音员，担任日语播音。她们生动感人的事迹，永久载入人民广播事业的光辉史册之中。1981年10月在北京，我们有幸采访过其中的四位同志。
延安窑洞里的“麦克风”
徐瑞璋，1938年还是一个不到20岁的女青年。关系到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爆发后，爱国热血就在她的胸中沸腾。她从家乡南京来到武汉，一方面上学寻求抗日救国的道理，一方面积极投入抗日活动。她参加了青救会，为抗日将士进行募捐，后来被光末然同志吸收进抗日演剧三队，深入街头、工厂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武汉失守后，她流入重庆，受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影响，于1939年毅然奔赴延安。
在如花的年龄里，她失去的是温馨的家和平静的课堂；随着逃亡的人群，她看到的却是仓皇后撤的国民党大兵和遭受日寇侵袭家破人亡的民众，真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然而当她奔向延安，满怀着光明憧憬，途经尚未被日寇践踏的关中平原时，八百里秦川小麦正在吐穗，微风吹过，涌起万顷碧波。“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她们竟被这美丽的祖国大地深深地感动了。那时，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青年，为了便于将来再回大后方工作，不少人改了姓名。徐瑞璋这个满怀浪漫情调的女青年，也想为自己起个新名，纪念新生活的开始。同行的一位音乐工作者，看着滚滚麦浪，灵感触动，即兴建议徐瑞璋改为“麦风”。这个颇富诗意的名字，当即被她欣然采纳。
到延安后，她进了女子大学，依然改不掉天真烂漫的习性，保持着对戏剧活动的热爱。1940年秋，女大业余话剧团排演俄国作家果戈理名剧《钦差大臣》。徐瑞璋在剧中扮演一个小角色——铜匠的妻子。有一场戏，铜匠的妻子随一群市民向钦差大臣告市长的状、历数市长的罪过时，有一段道白，连珠炮般从她口中吐出，情绪激昂，语词清晰，赢得满堂喝彩。徐瑞璋根本不知道，党中央正在筹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军委三局局长王铮正坐在台下挑选播音员，她竟被选中了。从此，她便从课桌边移坐在麦克风前，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座语言广播电台的第一位女播音员。这一份光荣，令许多人羡慕不已。同志们开玩笑说：“你的名字起得好啊！是一阵吉祥的麦风把你吹到麦克风前的。”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设备相当简陋，因缺乏动力设备和汽油，经大家群策群力想出一个办法，用木炭产生煤气，发动一个旧的汽车引擎，带动发电机发电，以便给广播发射机提供电力。播音室设在村里的一个土窑洞内。徐瑞璋和她的战友们自己动手，在窑洞的墙壁和窑户上围上土制毛毯，用作隔音，再支上一张白木桌子，将一个旧的麦克风放于桌上，用一盏煤油灯照明。这就是我党第一座语言广播电台的第一间播音室里的全部设备。
1940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报务员同志背起自制的小型无线电话机，冒着凛冽的寒风，步行到延安周围的一些地方去收听试播效果。徐瑞璋和另一位女播音员姚霁坐在麦克风前，轮流呼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接着反复朗读早已准备好的报纸上的一篇短文。虽然是试播，徐瑞璋紧张的心情却难以自已，毕竟这是她的声音第一次通过电波飞向蓝天。经过多次试播获得成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的声音传向远方，解放区军民终于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真理的声音，无不欢呼雀跃。1940年12月30日山东的《大众日报》刊发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试播成功的消息。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创建在日寇加紧侵略，国民党顽固派大力推行“攘外必安内”的反共高潮时期。1941年1月7日，蒋介石暗里集中8万余人的军队，埋伏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对奉命北移的新四军9000余人突然包围袭击，杀害数千名抗日战士，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此，国民党顽固派却利用自己掌握的宣传机器大肆造谣，反诬新四军“称兵作叛，妨害抗战”，严禁我党在国统区的报纸刊发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消息和评论。
为了使国人知道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蒋介石的阴谋，阐明我党的严正立场，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新华广播电台台长将这篇谈话稿交给徐瑞璋，要求立即备稿，尽早播发。徐瑞璋接此任务后与姚霁饭也顾不上吃，一遍两遍地把稿件读得烂熟，然后画出重点段落，翻开字典订正一些字的正确读音。徐瑞璋怀着对国民党顽固派无比愤怒的心情，坐在麦克风前，用洪亮、昂扬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广播着这篇谈话文稿，把正义的声音传向全国，传向世界。这是刚刚诞生不到一个月的电台播发的第一篇毛主席著作。徐瑞璋这位延安土窑洞里的“麦克风”，也有幸成为播发毛主席文章的第一人。
一切服从革命的需要
肖岩也是建台初期就调往电台的女播音员。她在延安女大高级班学习。这位天性活泼的姑娘，不但平时爱唱歌、打球、搞文娱活动，普通话说得也好，自认为文化程度高、条件好，立志上马列学院，搞理论、通哲学，抱负大得很。不料，正当她筹划自己的远大前程时，军委三局领导亲自找她谈话，要她去电台做播音员。她真是想不通，认为让一个堂堂女大高级班的学员去对着话筒读稿件，实在是大材小用了。当时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魂牵梦绕着一代人的心。许多奔赴延安的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认为搞政治、搞军事才是革命。肖岩这样的热心青年又极易产生浪漫主义幻想，总觉得报效国家，不是运筹帷幄，就该横刀立马，驰骋战场，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让她中断对马列理论的研究，一个人坐在话筒前念稿件，实在冷冷清清，太平凡了。
但是，当时的延安，大家都有这样的觉悟，只要组织需要，思想不通，也会服从。为了大我，放弃小我，是延安时期的一种可贵风气。谈话当天，肖岩就去电台报到。后来的事实教育了她，电台收到上级转来许多听众来信，有来自浴血战斗的前方战士，有来自处在黑暗中的蒋管区人民……来信中说，听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明确了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增强了战胜敌人的信心，使他们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听众的反映，使肖岩进一步认识到，坐在话筒前“念稿件”，是直接传播抗日声音的重要岗位，是宣传马列、宣传真理的前哨，是反映火热的战斗生活的强大阵地。认识了这个特殊意义后，她便提高了播音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她一头扎进播音室，与话筒为伴。电台所在地王皮湾，离延安城仅有二三十里，她竟一年多顾不上进城。为了丰富广播内容，她还和同志们一起自办文艺节目，对着麦克风吹口琴，演唱《延安颂》、《打回老家去》、《肃清亲日派》、《兄妹开荒》等歌曲。还邀请军委三局材料厂的同志们联合演播广播剧《棠棣之花》、《屈原》等。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不仅鼓舞着前方将士和蒋管区的人民，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他们组织了监听网，每日每时监听侦察新华台的广播内容，并责令国民党的河南广播电台对准我台的频率，释放无线电干扰信号进行破坏。在他们1941年写给国民党广委会主任委员陈立夫的监听报告中称：“共党新华台广播之所谓《施政纲领》及二十一条条文……荒谬宣传，流毒非浅。”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监听记录，连我们的文艺节目的内容也不放过。在他们的监听报告中记载着这样一段文字：“10：14-10：50歌咏，听广播的第四首歌，歌名《肃清亲日派》，词意荒谬绝伦，其大意如后：亲日派、何应钦，勾结敌人背叛老百姓，挑拨离间使毒计，一举消灭新四军……”
诚然，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华台如此惧怕，逐日监听记录，作为播音员的肖岩当时并不知道，但是，它却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新华台从建台之初就发挥了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巨大作用。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编辑部在清凉山，每日播发的稿件由通信员骑马或步行送到王皮湾来。冬天，寒风和大雪不好忍受，一到夏天，常下暴雨，山洪下来，延河大涨，遇到这种情况，通信员就用油布把稿件包好，顶在头上，冒着生命危险泅水过河。为了不误播音时间，肖岩总是坚守岗位，等稿件一到，按时播发。她在这个岗位上，遇到过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从来没有一次因人为的过失延误过播音。有一段时间，播音员只剩下她一人，她依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这就是延安时期的工作精神。这就是肖岩的革命精神。为了抗日的胜利、建立新中国，肖岩置个人利益而不顾，一心扑在祖国的解放事业上。她一再拖延婚期，后来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再三催促下，终于和热恋多年的在新华社编辑部工作的吴冷西结成一对革命的伉俪。在延安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不知培养出多少像肖岩这样的热血青年。
把自己与党的事业融为一体
杨慧琳，四川人，其父杨百千是同盟会会员、著名的民主革命人士，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去美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杨慧琳就是其父在留学期间于1919年在美国出生的。杨百千受孙中山之邀回国，并在四川从事教育工作，与吴玉章关系甚密，为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杨百千家便成了隐藏共产党人之处。幼小的杨慧琳，在父亲的影响下，在头脑中埋下了反蒋亲共的思想意识。她掌管着藏匿共产党人房门的钥匙，每天为他们送饭送水。1930年杨慧琳随父亲由四川来到上海，在革命烈士黄惠萍爱人开办的惠萍中学上学。这所学校的教师大都是共产党员，如章汉夫、邓肯等。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她于1935年参加了共青团，成为一名为党的地下工作者传递信息的小通讯员。父亲不顾白色恐怖可能给女儿带来不幸，支持她的工作，并且将自己知道的重要情况通过女儿转告给党的地下组织。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慧琳来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协助章汉夫、徐迈进等人筹办《新华日报》，后来撤退到重庆，她做了《新华日报》编辑和记者，主编《妇女之声》副刊，接受邓颖超的亲自指导。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她对蒋介石扼杀抗日力量的反动行径义愤填膺，并向周恩来副主席提出奔赴抗日前线的请求，周副主席同意她的请求，并让她去前线找朱总司令。为了沿途的安全，她化装成漂亮的富有的小姐。由两名“胞哥”用小船护送到成都，再去西安，去晋察冀前线。这样，必须经风陵渡过黄河。西安八办认为坐船十分危险，决定她去了延安。她先在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1946年新华社社长廖承志派她去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做了播音员。她觉得这个工作十分新鲜，在重庆工作期间，由于工作的需要，她们经常收听新华台的广播，除了广播内容外，对那女播音员的声音特别感到亲切。《新华日报》和新华广播电台，一个是文字，一个是语言，本来就是一家人。不同的是播音员的工作有一种神秘感。杨慧林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很快便投入这“神秘王国”的怀抱。
1945年9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台址也由王皮湾迁到盐店子。杨慧琳很快便与孟启予、钱家楣两位女播音员结成战友情谊。
杨慧琳虽然编过报纸，当过记者，然而在麦克风面前却是个新手。她觉得报纸和广播虽都是新闻工作、党的“喉舌”，但是用笔来作“喉舌”，那是一种比喻，现在要坐在麦克风前，对亿万人播音，那是真正的“喉舌”了。为了当好“喉舌”，她虚心地观摩孟启予和钱家楣的播音，观察她们的神态，揣摸她们的声调，体会她们播音时的感情。在她正式上岗播音之前，她曾多次做了试播训练。首先把播发的稿件念熟，然后分析文稿的主题思想，标出重点段落，画出重音轻音记号，最后反复朗读，掌握声调，体现感情。她特别提醒自己，要注意气质，要情绪饱满，声情并茂，把对人民的爱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恨，融进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里边去。孟启予、钱家楣和其他同志听了她的试播，给了她很好的评价和很多的鼓励。
1947年2月，解放战争进行到第八个月，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被粉碎，被迫转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进攻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
为了保证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战争中播音不中断，在延安以北100多里的一个名叫郝坪沟建起了一座战备广播电台。杨慧琳在敌人进攻延安之前，已先期来到郝坪沟，为接替延安台做好准备工作。3月17日延安台从延安撤离。就在3月19日蒋胡军侵占延安的当晚，杨慧琳在郝坪沟的战备台上最后一次发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的呼号。她知道由于延安已经暂时放弃，所以在新华广播电台前面冠以“延安”两个字，已是最后一次了，从明天开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将被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名称所取代。她同许多同志一样，对于放弃延安的战略思想是理解的，但是从感情上却是痛苦的。延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如同她身体的一部分，不忍割去；“延安”这个光辉的名字，已融入到她的血液之中。为了不使自己的感情带进播音中，她竭力克制着自己，保持着像往常那样的声调，广播着：“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广播……”
胡宗南侵占延安之后，以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早已被轮番轰炸所摧毁，岂料当日晚上又响起来了。于是敌人不甘失败，利用他们随军带来的流动广播车，用新华台的频率，假冒新华台的呼号，让他们的女播音员模仿延安台女播音员的声调进行反宣传。假的就是假的，这种黔驴小技，怎可与强大的真理之声相抗衡，没多久便偃旗息鼓了。
最使人难忘的是，3月25日，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先后来到郝坪沟战备台视察，周副主席勉励大家坚持工作，保证播音不中断。朱总司令高兴地对杨慧琳和钱家楣说：“今天，我军在青化砭打了个大胜仗，正在清查战况，你们准备广播这个好消息吧！”两位播音员听到撤离延安以来陕北战场上的第一个好消息，说不出有多高兴！到了26日和27日战况消息仍未送来。到了28日，敌军已推进到离郝坪沟只有30里路程，上级决定，撤离郝坪沟战备电台，今后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任务由早在河北涉县沙河村建成的另一座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接替播音。但是在撤离之前，要把青化砭大捷的胜利消息播出去。于是大家一边收拾不用的机器设备和行李，捆绑到驮子上，一边等待、做好最后一次播音的准备。傍晚，青化砭大捷的新闻稿终于交到播音员的手里。这是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最后一次在陕北大地上的播音，同志们激动异常，加之敌人临近，大家难免情绪紧张，因此，领导要求播音沉着、冷静，不让敌人听出一点破绽。杨慧琳和钱家楣镇定了情绪，互相勉励，互相提醒，一定要保持昂扬的斗志，把胜利的消息告诉全国人民，圆满完成最后一次播音任务。她俩像一对亲姐妹，毅然走进播音室，坐在麦克风前，坚定有力地声音划破夜空，飞向祖国大地。在播送“全部歼灭蒋胡军三十一旅旅部和一个团，活捉了该旅长李纪云和副旅长、参谋长以下4000多人”时，语声铿锵，有一种回肠荡气的快感。
解放后，杨慧琳在给新一代播音员作报告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播音员播音时，要有气质，要有感情。我们在延安播音时，感情是很真实的，把自己完全放进去了。对不同的稿件要用不同的语气，我在话筒前骂胡宗南时，就像我对着他本人一样，这就把自己摆进去了，这就把自己与党的事业融为一体了。播音员要站在事物之中，而不是站在事物之外。播送国民党反动派残害群众的稿件时，我忍不住要流下泪来！”
她说，把自己与党的事业融为一体，这就是母亲延安给我终生不忘的教诲。
毛主席称赞的播音员
钱家楣，出身于书香门第、革命家庭，父亲是毛主席的诗友、当时延安人称“十老”之一的钱来苏，是钱老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广播电台的。
钱家楣调往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全面内战。1947年初，蒋胡军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迫于战争形势，延安的报纸、刊物全部停办，新华广播电台便成为党的唯一的宣传工具。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播音工作都不得中断。
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是从1947年3月14日开始的。进攻前的三天，即3月11日敌机就开始轰炸延安。当天，成批飞机轮番轰炸，达七小时之久，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敌机轰炸的目标之一，炸弹在电台附近的山头上，在山沟里爆炸，震得广播室窑顶上的土刷刷地直往下掉。任凭敌机狂轰滥炸，电台人员依然坚持工作。当时坚守在播音岗位上的只有钱家楣一人，杨慧琳已先期转移。在敌机轰炸声特大时，她的播音就暂停一阵，轰炸声一小，她就继续播音，就这样一直坚持到3月17日晚播完最后一篇稿件，她才随同其他留守人员撤离延安。
早在蒋胡军进攻延安之前，根据中央部署，一部分工作人员在瓦窑堡郝坪沟秘密地建立起战备台。这是我党广播史上最简陋的电台。郝坪沟村口有座小土地庙，破败的小庙分上下两层。每层的空间只有四五平方米。下面一层放置机器兼男同志宿舍，上面一层是播音室兼女同志宿舍。钱家楣于3月19日即蒋胡军侵占延安的当日晚与杨慧琳就挤睡在供奉土地神的窄窄的土台上。这间所谓的播音室，连门也没有，仅用一条羊毛毡作门帘权当防寒和隔音设备，放置麦克风的桌子缺少一条腿，只得用土坯支起来。
3月20日晚，战备台正式接替延安台向全国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从此改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钱家楣以其镇定自若的情绪、坚定有力的声调向全国人民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完好无损，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正常播音，继续发挥着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巨大作用。一方面，在我军前线部队、解放区和蒋管区，设立了许多收听员，专门收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印成简报、快报、战报广为散发，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将士和人民群众的斗志。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电台常以虚假消息自欺欺人，不但失信于人民，连他们自己人也不相信了。他们常常吹牛歼灭共军多少人，实际是自己军队损失惨重；说什么他们的某某将领在战场上杀身成仁，为党国捐躯，其实没多久，这“捐躯”的将领却在我电台上发表反蒋谈话，弄得国民党异常尴尬。许多国民党的高级指挥官也经常收听我台广播，一是从我台了解真实战况，二是核实他们兵员和武器的损失数字。
钱家楣于3月28日晚与杨慧琳轮番播发青化砭大捷的胜利消息之后，从郝坪沟撤离，星夜兼程，于4月底，赶赴太行山脚下的涉县沙河村，这里早已建成一座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钱家楣不顾数十天长途跋涉的疲劳，立即与早已接替陕北台播音的女播音员于韵琴和兰翎一起投入紧张的播音工作。
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恨之入骨，轰炸电台没有奏效，用流动广播车进行欺骗宣传也无济于事，他们便调回正在美国学习的无线电测向队，用先进的仪器测量我电台的准确方位。我台早已迁往河北涉县，敌人的草包测向队却测出新华台址在陕北的沙漠里，虽然他们自己也难以相信这个测量结果，但是为了交差，还是派出B-24轰炸机把一批炸弹投向荒无人烟的沙漠。
值得记叙的是1947年5月中旬的一天，钱家楣接到《评蟠龙大捷》和《真武洞祝捷大会》的稿件。蟠龙战役端了胡宗南后勤供给的老窝，是陕北战场继青化砭、羊马河战役之后的又一重大胜利。播音员同电台所有的人一样每天都盼望各战场的胜利消息。不同的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胜利的喜讯总是由她们首先分享。稿件的内容使她激动得难以言表，周副主席在祝捷大会上的讲话，令她欢欣鼓舞。她坐在麦克风前，以充沛的热情、激越的语调向全国人民报告了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第二天就接到新华社陕北工作队代表党中央发来的电报，表扬这次播音员感情充沛，语调爱憎分明，勉励大家继续努力。后来才得知，在陕北转战的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收听了《真武洞祝捷》的广播，他们听到我播音员用充满自信的语调向全国人民报告陕北战场的辉煌战果，慷慨激昂地痛斥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行以及播音员用幽默嘲笑的口吻挖苦蒋胡军饿着肚子在陕北大游行时，毛主席高兴地夸奖说：“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词严，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鼓舞人心，真是爱憎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毛主席对播音员的赞扬，也是对坚持在广播战线奋勇战斗的所有同志的赞扬。
1948年4月，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奉命向河北平山县转移，4月22日在转移途中听到我军收复延安的特大喜讯，又勾起了钱家楣怀念延安之情，她向延安方向望去，心里默默唱起赞歌《延安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