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别人的故事或流泪、或激昂，是我常有的事。同学、同事、朋友遇有难处，我都无私无求地去帮，即使帮不了，也会跟着担心着急。对我的父母更是如此。
我18岁上高二的下半年，养父病了。当时我并没有太在意，也许由于我小时经历了太多的困苦艰难，对生病也已习以为常。上小学时的一次，我不小心从两丈多高的峭壁悬崖上摔下，几乎不省人事，也只是在家里躺了几天，后来就接着上学了。回想当时头重脚轻的感觉，没准就是被摔成严重的脑震荡所致，然而，啥也没管，居然好了。所以，当我开始听说养父病了的时候，直觉是他长年不歇的劳作，累的了。甚至还暗中庆幸，这样，我的养父就可以借此休息一下。第二年初，遇上农村巡回医疗队的医生，建议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于是，我向学校请了假，和姐夫一起用架子车（农村劳动中拉东西的人力车）拉着养父，走了十几里路，到了当时的长安县医院。医生检查以后，让我留下来，告诉我说养父是肝癌后期。医生的话，如五雷轰顶，我一下子懵了。我对肝癌，当时没有医学概念，但却深知它的厉害。因为在学校里学习过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模范事迹，其中就有其顶着肝癌病痛坚持工作，最终不治身亡的情节。被称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的人患了此病都没法治疗，我的养父岂能还有生机？但我不甘心。与姐夫商量以后，又拉着父亲走了十多里路，赶到了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得到的检查结论和县医院的诊断结果完全一致。我明知无救，但还是苦求医生想想办法，我不愿养父离开，为他治病我不惜代价，哪怕我一生还账受穷。医生看着我说：“这种病，到这分上，没有办法。回去吧，你父亲想吃什么，给他吃什么，只能尽尽心了。”从医院到家的三十里路上，我拉着车，虽然担心养父的病体，但不能回头探问。怕我无法控制的泪眼，让养父感知自己的病情。每走出一步，我都觉得非常沉重。那简直不是回家，而是给养父送葬，但又比送葬难受得多。真的送葬，我可以撕心裂肺地喊出来，哭出来，现在却不能，不得不狠狠的憋着自己。既想快点回家，好找一个背过养父的地方，放声大哭一场，把自己对养父的爱和因为养父不久人世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完全地发泄出来，又怕快步以后增大的颠簸，加重养父的病痛。甚至担心，加大的颠簸会随时夺走养父身体尚存的一线生息。三十多里路足足走了四个多小时。四个多小时里，我不能，也不忍再控制我的情感，但又不能让养父看出或者感知，只能一路上暗自流泪。一步一步的生离死别，一阵一阵的心痛如绞。同时，我怕自己的情感失控，不敢回忆对于养父哪怕是一点点的记忆，却又无法抵挡它们一股脑地向我扑来。母亲讲过，冬日夜里养父顾不得穿好衣服就下炕为我烧奶；与养父在孤窑土炕上十八年的同睡；那年因我肚痛养父陪着我住院治疗；没钱买玩儿的小画片儿，养父就为我画；初中第一年养父送我去8公里外的学校报到；养父后肩上长时间被扁担研磨而成的肉瘤；养父独有的无声无息、温和浅淡的笑；每逢周六晚上我为养父捉衣服上的虱子；每逢正月初一祭拜以后，养父总是在炕上大睡，午后与人下棋。……一幕一幕，来了去，去了来。当时只觉得平淡无奇，现在却感到珍贵无比。甚至因我买错了烟而挨了养父打的痛苦，也变得无比美好而感动得珠泪更下。我的养父不识字，也很穷，但他勤劳，善良，不管是谁有困难被他知道，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帮，不求回报，不图人情，也从不自己向外宣扬。我特别地敬他、爱他，而且早都默默地在自己心里定下一个愿望，将来要好好孝敬他老人家。但是，现在，眼看着这个愿望不能实现。于是，开始怨天尤人，为什么好人不能长久，为什么孝心不能实现，我怨老天不公，更恨自己无能！我觉得自己那时已经脆弱到了极点，似乎一股清风就能把我带走。甚至又盼着清风把我带走，好替养父还了这个命账。后来，养父的身体越来越弱，不久就进入弥留状态，再没多久，养父走了。一个外地逃荒流落他乡的老人走了。乡亲们全来给他送葬，我的同学也从十几里外的学校赶来祭奠这位老人。他安详地走了。带着一口简单的棺木和几件简陋的衣服走了。我一直非常敬重养父，也深深地爱着他，但是，养父在世期间，我没有跟他说过一句我爱他感激他的话。养父生前也没有对我喜欢关心的任何流露，甚至临终也没有对我留下只言片语。但是，我却无比强烈、无比深刻地感觉到养父对我的爱。虽然他没有留下话来，却把无限的爱，还有善良和宽容，留给了我。
我26岁那年，养母因感冒触发高血压，请来附近部队驻军的医生检查，血压很不正常，高压220。我当时吓坏了。医生给用了药，我还是不放心。于是，去求教于一位患高血压多年的老人，他安慰着告诉我，说他血压的高压也是220。还向我传授他自己控制高血压的经验。后来，我的养母还是偏瘫了。那是1973年夏天，当时，不仅求医难，买药也难。治疗需要天麻、杜仲、羚羊角等，全是计划分配销售的药材。六月的一天，我为养母治疗急购羚羊角不得，突然听说大兆药房可能有货，便立即前往求购。当空的烈日，十几里的路程，途经两个大坡，骑着自行车从韦曲赶往大兆，居然没觉得怎么热和累。幸好药店有药。售货员小心翼翼地用钢锯锯下了小小的一节，最后连锯出的粉末也放在戥子上过秤，足见那东西稀缺贵重。我想多买一点也不行，他们说只能照方售出。我很庆幸养母有救了，急急赶着回家，给养母把药熬好服下。服后有了效果，麻木的手脚有了感觉，微微可动但与我的期望距离很大。后来不久我的小女儿出生。女儿出生后第三天，妻子就开始做饭，操持家务，一个炕上，一边躺着瘫痪的养母，另一边躺着初生的女儿（为了避免被抱成习惯放不下，这个孩子自出生起就不敢抱她，一直到她自己会翻身，挪爬）。后来又打听到一位据说治疗效果更好的医生，在郊区瓦胡同村。于是，送我养母到瓦胡同附近的南窑村一位同村大姐的婆家借住，由我姐姐伺候，治疗费用由我寻借。当时除了药疗以外，还要针灸治疗。治了一段以后，即将秋收，又将养母接回了家，一边继续请医生为养母诊治。由于医生相距较远，每个星期可来为养母用针两次。我到处寻找医书，好不容易找到一本部队出版的针灸医疗手册。按照医生给我养母扎针的位置一一暗自留心记下，对照医书查对有关穴位的功能效果和达到效果的针灸感觉。然后买来医针试验。养母拖着病体，试验只能在我自己身上进行，我浑身上下留下给自己扎针试验的针眼无数。下针的位置、进针、深度、强度、旋转、方向、应有感觉，以书上所记为准，逐一检验。我在自己身上试验达到书上所记效果以后，才在养母的身上用针。于是，在医生不能前来的日子里，我就为养母扎针治疗。加上养母自我锻炼，终于，能够自己拄着拐子缓慢活动了。
养母患的是高血压，当时医生都给叮咛，不能吃肥肉、鸡蛋、刺激性的东西，加之经济上的困难，家里也就很少吃肉。但是，逢年过节，总得有点肉，孩子尚小，不知分寸，总是争抢着吃得很香。看着养母无奈的表情，我和妻子心里都很难过。后来我就问养母想吃不？她说：“想吃么，肉香嘛！”养母的话让我心中上下翻搅。于是我忍着心痛对养母说：“妈，你想吃就吃。医生那是胡说八道，不要信他！”其实我明知医生的话是有科学道理的，但转念一想，养母已经六十多岁，病势又重，实在不忍计较太多。再想，比方吃坏了血管，少活半年，吃好了心情，多活一年，没准还有赚头。即使没赚头，养母生前享用了，我能尽点孝心，就是养母去了，我心里也会少点遗憾。我与妻子商量，她的想法和我完全一致。于是后来每个星期休假回家，我总求人帮忙买点肉，做给养母吃。她心情好，我和妻子也高兴。以后的日子，虽然很艰难，但过得快活。养母生病以后，家里的关系反倒更加融洽了。
1980年，养母去世。由于养母的病情，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我还是一下子不能接受，不愿接受。养母逝世以后，我再不参加任何的娱乐活动。那时候我所在的单位管着剧团、电影院，遇有新戏彩排、新片试映，都要来邀，我就不去，单位有电视，我也从不去看。那段时间，我每天的活动简单，早晨锻炼，白天工作，晚上加班，然后睡觉。每日里说话很少，更不与同事逗乐，再好笑的事我也乐不起来，不由自主地深沉、严肃。有时候回到家里，我莫名其妙地冲着妻子发火。小的时候，我最敬重的是养父。但是，养母去世以后，我的心情，比我养父去世的时候还难以调整得多，大概过了半年以后，才慢慢恢复了正常。
生日，对人来说是值得庆贺的日子，但是，对我却不同。这一天，母亲因产后大出血而亡。母亲以自己的生命代价换来了我的出生。当我稍大知道这个情况以后，这个日子，便成了我自责罪孽的日子，一辈子压在心头。我的生父母和养父母一样，也是逃荒流落之人，由于子女多而生活更加艰难。生父母二人，带着我的哥哥姐姐，一路流落，相依为命。母亲的去世，对父亲造成致命打击，加之过于沉重的生活负担，我的生父心、力疲惫。生母去世第二年，生父身上出疮，但是，由于生活所迫，不仅不去医治，还每日继续挑担卖菜，劳作不已，终不治身亡。19岁我高中毕业那年，养父不幸逝世。1980年养母因病最后离开了我。四位老人，或因为有我，或累于养我相继而亡。生父母没有留给我尽孝的机会，养父母留给我尽孝的机会很少。为此，常使我抱恨不已。他们的相继去世，使我的负罪感不断加重。后来到了酒店工作，很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反倒更是增加了我负罪抱恨的感觉。每每看到周围的老人，或与朋友、同事谈起他们的父母，尤其是清明节、农历十月一这些纪念亡故亲人的日子，或是每年腊月三十儿在家供奉父母的时候，我的心里都有一阵很强烈的翻腾。我爱他们，我想他们，我永远怀念他们。1997年农历十月初一，正好赶上我被公司派往长春名门饭店工作，无法像往常一样亲到父母坟前祭奠。但我心里一直惦记，直到晚上半夜时分，我走出酒店，门前的人民大街上，已经几乎没有了行人车辆。我到了大街十字路口的中心处，面朝家乡方向三叩头跪拜父母。那是我多年以来第一次未能亲赴父母坟前的祭拜，回到宿舍以后，还是久久不能平静，写下如下几句感恩怀念的话：“殃及生身常自惭，累于养育辄难安，虽受佳肴楼阁暖，却念昔时孤窑寒。”
对待父母，情深意重，还总觉得尽意不够。但是，在对待子女上，我却完全成了另外一张面孔，甚至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家伙。
我对孩子很严厉，生气时还动手去打，出手很重。原因多是因为孩子没有及时完成作业，或者贪玩儿。因为我对孩子的过分行为，妻子常劝，我也不听，求助同学、朋友，他们不信，后来有一次，我打孩子被同学撞着。那是秋冬季节一个星期六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带着儿子回家（儿子跟着我在我的工作单位附近上学），走到半道，天已黑了。我边走边问儿子学习的事，说着说着，生气了，骑在自行车上，一手扶把，一手向坐在后座上的儿子身上打去。被后面同行赶上的骑车人听到，循声叫我名字。原来是我的高中同学。自那以后，他们才相信我也会干傻事。还有一次，我生气了，关上门，强迫儿子脱下裤子，用橡胶底的鞋在屁股上打。打得孩子大声呼喊“爸呀，饶命！”可我还不解气。妻子他们被我锁在门外无法进来，只好帮着求饶。第二天，妻子告诉我，孩子的屁股上都渗出体液。那是我三十多岁的时候干的蠢事。但是，到了四十多岁，还活不明白。有一天晚上我去办公室，门开不开，也叫不应。我知道定是小儿在里面将门反锁。因为是单位办公室，我要求他自己在那儿可以，但是不能带其他人去住。想他一定是带了人害怕而不开门。后来从旁边把门弄开，果然他和一位男同学在里面。问他原因，他不吭气。我火气上来动手就打。那一次也打得很重。第二天，情绪平稳了，问儿子定下的规矩为什么不听。他才说，那是一位与他关系很好的同学，已经定好转学，第二天就要离开现在的学校，他们俩晚上在那儿聊聊天。我一听就后悔了。当即对儿子说：“对不起，爸爸不了解情况，爸爸错了！向你道歉！也请你代表爸爸向你的同学道歉。如果他还不通，爸爸可以向他当面道歉！”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动手打孩子了。后来，我反复寻思自己干蠢事的原因，想来想去也很简单，就是想让孩子学好，最怕孩子学坏，又没有时间和耐性去管，就简单粗暴。甚至还给自己找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宁可打傻，不能学坏”，“给好心，不给好脸”。仔细想来，孩子没傻，我先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