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命运与某个民族作对，它就会让这个民族的智慧者处在其愚昧者的任意摆布之下。
前人说过，命运是一种在大地东西方巡游的、隐秘、盲目而强有力的思想。如果此话正确，那我就要说：这一思想同所有的民族嬉戏，但它嘲笑奥斯曼；这一思想在有些时候调侃各国人民，但它总作弄土耳其人。
几个星期前，奥斯曼思想家利达·陶菲格贝克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家协会发表演讲，他刚一走下讲台，就被“高贵的统一自由党人”判了二十五天监禁。这是因为在考虑发表演讲时和发表演讲以让人民思考之前，未得到政府的批准。
两周前，利达·陶菲格贝克开释，他去了库尔明加城。当他谈论目前的选举时，十五个土耳其流氓恶棍袭击了他，对他大打出手，百般折磨，直至他受伤流血。
奥斯曼政府监禁了这位哲学家，奥斯曼流氓打了他，侮辱了他。谁能找出把一位思想家投入黑牢的政府与在街头毒打这位思想家的流氓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谁就属于向其父辈继承了东方人所喜欢的语言学的饶舌瞎子之列。
不过，上帝若想显示某一条真理，他就会给它派来一个反对者。
伊斯坦布尔政府把利达·陶菲格贝克投入监狱时，它已无意中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当库尔明加的流氓对他大打出手、肆意侮辱时，他们已在不自觉中赠给他一枚荣誉勋章。因为无形的正义不会从一个大人物那里夺去其身体的安康，除非是为了给予他一种心灵上的荣光作为补偿；正义不会让一位自由者流下滴滴鲜血，除非是为了制作光荣和自豪的项链。
真正的自由是一种为高尚灵魂所孕育的感情，不过它只在专制的黑夜里才分娩，只在立于人类尸骨之上的新妇那里才降生。
自由是众神在强勇者心中点燃的一把神圣火炬，尽管狂风暴雨吹打，它仍熊熊燃烧，嘲笑着周围的烟雾，讥诮着它的压迫者的灰烬。
自由者可能被囚禁，但他的自由却将长存，并面对太阳在广阔无垠的天空中翱翔。自由者可能被打，被侮辱，但他的自由却将一直受到粗臂脏手的保护。自由者可能死去，但他的自由却将继续与生命之舟同行，直到永远。
我真不明白，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企图征服思想，杀死原则。他们竟然不懂得，与精神力量为敌，只会使其增强；压制微弱的倾向，只会使之受到激发。令人奇怪的是，掌管奥斯曼国家事务的人，竟然对历史留给我们的这些教训视而不见。历史殷鉴向世人昭示：真理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与社会原则和教训作对的人，定会落得像企图用油灭火者那样的下场。
遇到反抗便落花流水的原则并非原则，而是些与夜的昏暗同来、与晨的清醒同逝的幻想。反对者一踩就碎的教导，空洞无物，有名无实，而真实本是无限永恒的灵魂，它尽管有时或常常隐形于人们的视线之外，但它决不会消失。它可能远离人类大家庭一代、两代，甚或三代，但它会随着一位尊贵的先知，或一位大诗人，或一位伟大的改革家的出现而重现于人类大家庭的面前。那些先知、诗人、改革家，只是存在这把弦琴上的一根银弦，它随着那个普遍而绝对的意识的跳动而跳动，弹奏出优美而可畏、甜蜜而致命的高亢曲调，这些曲调因天地及天地间的天使与魔鬼的永恒而永恒。
那位喊出“上帝（真主）最伟大！”的先知，并未说出属于他个人的任何东西，而是让人们听到每日每夜每时每刻日月星辰反复吟诵、大海深谷传来其回声的那句箴言。他没有独创一种新的思想，而是向人类耳中送入那自有时间以来就埋藏在他们心中的意念。
那位说出“美即真理”的诗人，并没有提示一件神秘的事物，而是睁开双眼看到一个与自然本质一起存在的基本事实。
由此可见，真理是一个活的实在的力量，它宣布自己应居证词之首，不管人们高兴还是发怒。那些揭示真理的人，是上帝无形之手的工具。如果他们被打了，那真理是不会被打倒的；如果他们被监禁了，那真理是不会被囚住的；如果他们被杀了，那真理是不会被杀死的，相反，它将一直嘲笑着那些拉他们后腿的软弱无力的手，走自己的路。
如果说利达·陶菲格贝克属于真理视作追随者的人们之列，那就让他为监狱的黑暗而自豪吧，因为这黑暗曾让他有二十五天的时间与苏格拉底、米拉波在一起！那就让他为流氓恶棍粗野的手而自豪吧；因为它们曾用阿里·苏阿威和米德哈特帕夏取饮过的杯子给他们饮过水。那就让他同我一起大声宣告吧：真理是狂风暴雨，而抗拒者只是枯枝败叶和濒于倒塌的房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