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兆基白吉庵
梁漱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五四运动后，1921年他出版了《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从此学术界一致公认他是一个儒家学者，且声名大噪，而他自己也宣称已由佛家转变到儒家了。之后，他一直以儒家面目出现在学术界，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受到社会各界的尊敬。
近几年来有许多学者为他作传记，皆以儒家学者为其立说，其中有一本是美国学者艾恺先生（ Guy S．Alitto）写的，书名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The Last Confucian：Liang Shu - ming and The Chi-nesedilemma of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称他为“最后的儒家”，从字面讲，这“最后”两个字，作如何解释，难道以后就不会再出现儒家学者了吗？这恐怕不合乎逻辑罢！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看梁漱溟，具体说来他究竟是一个儒家呢？还是一个佛家？因为他在晚年时曾说自己“是一个佛教徒。”又说，说他是一个儒家也可以。这个问题应当怎样对待？若我们仍用过去的老眼光看他，这恐怕不太合适了罢。本文想借助前人“以经解经’的方法，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及认识，试作一番考察，提出我们的看法，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我们的意见：梁漱溟是一位佛家，而且自始至终都是位佛家；有时虽以儒家面目出现，但其灵魂仍然是佛家。
（一）在中学已接受佛家思想
梁漱溟（1893-1988）出生在清末北京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原籍广西桂林，后因曾祖与祖父在北方做官，故迁移北京。他在《我的自学小史》里，介绍家庭时说：
从社会阶级成分上说，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从前所谓举人或进士出身而做官的。外祖父亦是进士而做官的。祖母、母亲都读过不少书，能为诗文。这是所谓书香人家或仕宦之家。但曾祖父做外官（对京官而言）卸任，无钱而有债。祖父来还债，债未清而身故。那时我父亲只七八岁，靠祖母开蒙馆教几个小学生度日，真是寒苦之极。
至于他父亲梁济，梁漱溟介绍说：“公屡试春官不第，以是年（40岁）大挑教职，遂改官内阁中书，四十人仕盖甚晚矣。”这说明他父亲曾经参加过几次在京城的“会试”，但未能得中，故只得以教书谋生。后来因为工作有成绩，同时又是处于戊戌变法维新时代，被挑选到内阁任职，在皇史宬（今之档案馆）修史。这种差事收入不会很多，况且他父亲性格朴实，为人忠厚，尚侠，因此除按月领取薪俸外，不会有其他经济收入，所以他们家过的是一般清淡的知识分子生活。
梁济出生在咸丰年间，见过中法之战、甲午之战等帝国主义侵华所带来的灾害，而且也亲身经历过家庭的衰败，加上自己仕途坎坷，因此对清末社会的腐败有深切的了解。他认为社会需要改良，并主张变法当以停办科举考试为重要，故他不叫儿辈去学那八股文、作对子。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让他大儿子梁焕鼐去考公费留学日本；二儿子梁漱溟开蒙读书时，不是教他读“四书”、“五经”，而是请塾师来家教他学科学，读《地球韵言》之类的书。其目的是希望他们去学习那些实用的知识，将来为社会出力，报效国家。
梁漱溟少年时，在父亲的教导下，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后，就读《地球韵言》等科学知识书。他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父亲思想的影响，进入中学后，特别关心时事，认真读报刊杂志，如《京话日报》《中华报》《国风报》等。那时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他差不多读遍了。这些刊物对丰富他的知识、开阔视野和提高思想境界，都起了作用。从上所述，我们也可以看出梁启超及他父亲梁济头脑中的改良主义思想对他是有影响的。另一方面，中学时代他又接受了佛家思想的影响。在学校中他结交了一个年龄比他大两岁的同学，名叫郭人麟。且看他如何描述这位同学：
天资绝高，思想超脱，虽不过十八九，而学问几如老宿。他于老、庄、《易经》、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欢谭嗣同的《仁学》。其思想高於我，其精神亦足以笼罩我。他的谈话有时嗤笑我，使我茫然如失；有时顺应我要做大事业的心理而诱进我，使我心悦诚服。我崇拜之极，尊之为郭师，课暇就去请教，记录他的谈话，订成一巨册，题曰郭师语录。
又说：
日与郭君接近后，我一向狭隘的功利见解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在我的思想上，实为一绝大转进。
之后，他读一些佛学书籍，对人生问题便有所探索。他写了一篇《“苦”与“乐”》的短文，记录了当时的学习心得。他说：
苦乐唯因有欲；若无欲时亦无苦乐。因有欲乃有苦乐等受；若无欲自无苦乐等受。
苦者欲不得遂之谓，此外无他义；苦之轻重视其欲之切否。苦概括一切烦恼忧悲病痛言之。审所由生唯因有所欲而不得而然；若无此欲，不生此苦。苦之定义如此，不许更有他义。所欲笃切而不得遂，则苦亦重；所欲不切，虽不遂，苦亦轻；此即常情可得。
乐者欲得遂之谓，此外无他义；乐之薄甚视其欲之切否。同前释而反之．其义可得，乐亦包一切表乐之名而言。……
从以上这段文字，可看出梁漱溟在中学时代已经接受了佛家思想，并在寻求如何解决人生烦闷与痛苦的问题，同时也表现出他的思想已经从用世与积极的观念开始逐渐转向出世与消极的观念了。在行为上有一桩事情也可说明问题：他17岁那年，他母亲病重，自知难起，于是向他提起他妹妹有个同学人品很好：“妹妹常说要哥哥与她订婚”，希望他能同意这桩亲事。梁漱溟却表示坚决不同意，对妈妈说：“我一辈子也不结婚。”妈妈也生气了，训斥道：“你胡说。”当时他父亲在旁边解围作罢。
从这桩事也可看出梁受佛家思想影响已很深，而对儒家常说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教条，置若罔闻。事实也正是如此。他在《人心与人生·后序》里说：“十六七时，对于人生便不胜其怀疑、烦闷，倾慕出世，寻求佛法。由此逐渐于人生有其通达认识，不同于世俗之见。”由此可见，他拒绝母亲议婚是心中已经想着要出家了，所以他母亲一提婚事便遭到他的拒绝。
梁漱溟佛家思想之形成，显然是受到了同学郭人麟的影响，这是无可怀疑的。但进一步分析，我们认为与他家庭环境的变迁，也是有关系的。从现存资料来看，1908年，他16岁，家中发生了一桩大事，他祖母病逝，父亲在家守制，没有出外工作，家庭经济发生困难。梁济年谱中有如下的记载：“正月治陈太恭人丧。……丁忧后，守制，不营官禄，恒无一钱，焦劳困窘以此五年为最。”梁济本来收入就不多，生活不富裕，而家丧、国丧（光绪卒）相继而至，如何应付？作为孝子忠臣的梁济遵行古制，在家守孝三年，这点梁济是做到了。但三年没有经济收入，生活贫困，自然要影响到正在上中学的梁漱溟，使他思想烦闷、苦恼，甚至于产生怨世思想，这是可能的。明了这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青年时代就有悲观怨世思想，进而要求佛法以求自我解脱了。
然而，事过两年后，国家形势又发生了大变化，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辛亥革命，革命党人在武昌举行起义，获得成功。其他省份纷纷独立起而响应。这年秋天，梁漱溟在顺天中学毕业。在此之前，他们班上从广州转来一位同学叫甄元熙，此人长他一二岁，不久成为好朋友。政治上甄是一位革命派，而梁却主张改良，反对排满革命。二人常发生争辩。但武昌起义成功后，人心思变，许多立宪派人士皆转而支持革命。梁在此形势下，经过甄的帮助，也开始转变了，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并在天津该社办的《民国报》担任驻京记者。此外，他还根据张继译著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写了一本《社会主义粹言》的小册子，印了几十份分送友人。以上便是他参加民主革命的一些事迹，但他的革命思想并不巩固。他在《谈我的思想问题》一文里说：“在我参加1911年革命的同时即有出世思想萌芽。”其次，他在《择业》一文里也说：“就我来说，从前个性要求或个人意志甚强，最易看出的是中学毕业后又不肯升学；革命之后又想出家。”
从上所述，可见他的革命多少有点被动和勉强。同时，他父亲也不主张他去搞革命，并积极劝阻他，曾这样对他说：“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畴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谨身以俟天命可已，不可从其后也。”他父亲的思想，主张改良政治，其实质是忠於清廷的，梁漱溟听了，在其革命思想不坚定的情况下，必然受到一些影响。
正好这年冬，广西省要选派出国留学生，举行会考。梁家虽住北京，但籍贯仍属广西。因有这层关系，梁济要儿子漱溟随两位广西老乡返回桂林去参加考试。梁漱溟在父亲的劝说和督促下，勉强同意了。但行至中途却出了问题。据他后来回忆说：
我父亲托他们照料我回广西考试送出洋留学。由京浦路南下到浦口。过天津时，这两位要做法官的先生，晚上出去逛窑子，我就很腻味。在天津如此。到下关住在大饭店，有许多娼妓出出入入客人住处，你推她出去，总是与客人纠缠。我很腻味，心里情绪很不好，同行者给我的印象也不好，故产生自杀念头。留了个字，自己走了。走到哪里？我有同学杨权，号通辅；我到无锡找他，想嘱托他照料生后事，写信往北京家里。这位杨同学发现我不是常态，他就很关心我，陪送我离开无锡回北京。
梁在其《谈佛》一文又说他自己曾在“辛亥”之冬， “壬子”之冬；两作自杀之谋。上面所述即为第一次。第二次是在1912年冬，他送妹妹到西安任教，行至郑州而发生的。他说：
郑州刚开放，很荒凉。有小客栈，也是那个样子：有年轻的女人--土娼，都是乡下人，很粗的，她又装扮，面上擦粉，抹点红，就在客栈里闯进来，要很费力拒绝她，她才出去。这就让我心里恶心、讨怨；一种是怜悯。这并不是怜悯这女人，不仅怜悯这人，而是怜悯人类。总一句话，怨恶人生，一面怨恶，一面可怜。这都是引起对人生的否定的思想态度。
从以上两次自杀的行为来看，可以知道梁对当时腐败社会是不满的，而对人民、生活在痛苦之中，却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怜悯。若要改变上述的现状，自己又无能为力，于是苦闷、心情矛盾，无所适从。最后只有寻求佛法：“自我解脱”，结束生命，以求成佛。结果又未能如愿。虽然如此，但他要求人佛之决心，是不可动摇的。这年冬，他送妹妹到西安后便开始遵守佛戒：“弃荤吃素”。他说：“我食素，过去在父母跟前不好这样做，不吃动物，是从到达西安正月初五开始的。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
从上所述，说明他在出家的道路上又跨进了一大步。不久回到北京，他没有升学，也没有去做事，而是在家自学佛经，埋头苦读，一坐就是四五年，等于上了一个自修大学。
（二）自修佛学想出家为僧
1913年夏，梁漱溟由西安返回北京后，每天在家闭门读书，；主要是读佛学书籍或佛学杂志。他说：
我寻求佛典读之，盖始于民国初元，而萃力于民国三年前后。……但因无人指教，自己于佛法大乘、小乘尚不分辨，于各宗派更属茫然，遇有佛典即购求，亦不问其能懂与否，曾记得“唯识”，“因明”各典籍最难通晓，暗中摸索，费力甚苦。
过去他之好佛，只是凭着感性知识，及对人生的体验与对社会的观察，并没有真正深入到佛家经典，从理论的高度去了解和理会。因此认识是比较肤浅的，在行动上也多少带有些盲目性。但是经过几年的自学，他也能作文论道了。
1914年春，他写了一封信给他舅父张蓉溪谈佛学问题。他说：“甥年来思想者，一字括之，曰佛而已矣！所谓今後志趣者，一字括之，曰僧而已矣！”接着谈他对佛教的认识，略谓：“佛教者，以出世间法救拔一切众生者也。故主出世间法而不救众生者非佛教，或主救众生而不以出世间法者非佛教。前者声闻独觉是，后者孔，墨、耶诸家，社会诸主义是。”
在他看来，真正信奉佛教的不仅要出家遵守佛戒，而且还要去普救众生。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入佛出佛”。除此皆算不得是真正的佛教徒。所谓“声闻独觉”者，指的是佛教中的小乘。小乘佛教追求的是“自我解脱”；大乘佛教除“自我解脱”外，还要求“救度一切众生。”梁漱溟经过学习，对佛教经典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不像过去那样只求己之“自我解脱”。而今是深入到“大乘”佛教之境，要求去“救拔一切众生”了。
1915年，他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月刊上发表了《佛理》一文，对陈独秀在《甲寅》月刊上讥评佛家的言论进行了反驳。那时陈在《甲寅》七期上，曾有如下的言论，略谓：“无明无始，讵有终邪，阿赖耶舍藏万有，无明亦在其中，岂突起可天之物邪，一心具真如生灭二用，果能助甲而绝乙邪，其理为常识所难通，则绝死弃爱为妄想。”（大意谓生灭由无明，然无明果何自来。）陈独秀站在无神论的立场，对佛教“无明无始”的理论提出批评。他认为佛家既然说“没有”，但又说“阿赖耶舍藏万有”，这怎么解释呢？岂不矛盾。如此说来，佛家所谈的“绝死弃爱”是不可能的。以上这个问题是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长期争论而没有结果的问题。梁漱溟也解答不了。所以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非是要解答陈独秀的批评，而只是说明这个问题无法解答，其原因何在？他提出四条理由：
（一）所据以为难者非我本意。在此条下他引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中所说的话，略谓：“人心之思，历异始觉，故一言水，必有其非水者，一言风草木，必有其非风非草非木者，与之为对，而后可言可思。”据此逻辑学规则，他认为陈独秀所提出的问题，如“真如”只是一个假设，无以为对。此乃非我本意，故不能答。
（二）不可思议。这条他也是引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书中的话说：“此在日常语中，与所谓谬妄违反者殆无别也，然而谈理见极时，乃必至不可思议之一境，既不可谓谬，而理又难知，此则真佛书所谓不可思议。”梁引文至此，以讥评陈独秀口气说：“独秀君日，其理为常识所难通，诚哉难通，不可思议之谓矣。”
（三）非推知之事。对此，他认为：事，“有元知，有推知；元知者原于觉性，径而知之；推知者原于推证，纡而知之。前者非逻辑所有事，而后者有待逻辑勘其诚妄。”梁的这个认识，是从佛家观念出发来解答的。如“神道之有无”。这不是凭逻辑学的推理能解答的，这只有依靠人的悟性才能体会到。
（四）此属元知之事。所谓元知，并非由推知者也。上面已曾说过。梁在这条特别强调，此处所谓元知，不同于凡俗所谓之元知。俗所谓元知，起源于见闻知觉，而此处则不然。它是不可思议的。但如何能够知道呢？他的回答是：“依佛说而修证，可以证知其境界。”意思是说，只因批评者未曾按佛家之说进行修证，因此不能认识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