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逢中秋节。因培宽、培恕不能来家，梁漱溟乃提笔给两个孩子写信，信中语重心长地说，“知父莫如子，知子莫如父。你们生长起来数十年皆在我眼前，我完全懂得你们，你们亦应当懂得我。既然懂得，我就不必须多说什么话了”；又宽慰两儿：“事情发生的初期几天内，我稍有些不自然外，却从内心到外表基本不改常度。几天之后到现在就完全平平常常了。--此指精神亦指身体说。你们不必挂念。”
10月1日，“文革”当年的国庆节。梁漱溟书写毛主席语录一则贴在墙上，“取其针对我之病根而言也。我病在不谦虚，不谨慎，为一切问题之所由生，而主席语录册中其以此为训诫者凡12见焉，可谓谆谆矣”。10月9日日记说：“夜来醒时念发愿文，辄以杂念中辍，不能终其词，此心浮躁如此，忏悔发愿皆空话耳。今后当以终其词与否为此心静躁之验，勉求忏悔发愿之真，不容放纵。”
秋凉，梁家订的煤送来时，一位程姓红卫兵主动帮助把煤码放在梁漱溟居住的屋子窗下，梁家与红卫兵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好转。12月初冬季天冷，梁漱溟已不用打扫街道了。
1967年这一年，对梁漱溟来说，是较为平缓的一年。除了是“文革”的第二年，似乎一切都恢复了--以往的生活、写作、锻炼。梁漱溟每天早晨起床很早，有时四五点钟就起床，到公园散步、习拳，在外面吃早餐，然后买点儿蔬菜、主食回家；午饭后再到公园散步，有时在公园里读书、写作。梁漱溟常到紫竹院、中山公园、北海公园、动物园和附近的太平湖；有时也到颐和园、香山散步。梁漱溟还经常到北京大学教职工宿舍和梁培恕住处看望孙子，有时还带着小孙子到公园散步。
梁漱溟与张申府、朱谦之、王星贤、郭大中、鲜恒、李渊庭等继续保持联系，并向他们借阅书报；与黄艮庸、田慕周等保持书信联系，并常给他们寄钱补助生活费。
这一年，梁漱溟主要借读了《马克思传》；恩格斯著《国家起源》、《家庭起源》；《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斯大林选集》，还看了《世界通史》《原始宗教》《论宗教》《宗教的本质》等书，约26部。这年3月下旬，梁漱溟开始思索并撰写了《中国--理性之国》。
1968年，梁漱溟家又不平静了。
先是2月24日，梁漱溟早晨起来写稿，“忽有上海来访询孙鸿亮事情的12人野蛮威胁我去左家庄，留住一日。原说带我去山东，后改变，晚间送我回家。树棻奔走终日，文淦来伴她。闻公安军警均因此动员访查此线索云”。次日朋友、邻居来看望，说明并嘱咐：依照当时法令，可不接受野蛮侮辱。或许与此事惊吓有关，5天后（即2月29日），“夜来菜忽喘气若不续，手足皆冷，痰壅喉间，双目紧闭，委顿在地，扶之不起。十二时半至二时乃稍好，能登床就睡，仍腹泻两次。今日一日未起床下地”。
据梁培恕回忆：先一日，这批人（上海造船研究所的“造反派”）已经来过，他们想取得的证词是孙鸿亮在邹平乡建研究院曾被捕向韩复榘变节自首，认定父亲是此事知情人。看他记不得孙鸿亮其人，但是可以肯定没有劝过任何人自首。因为表现“不配合”，这批人悻悻而去。第二天再来，进屋之后上面一巴掌下面扫一腿，父亲当即扑倒，眼镜亦跌落在地上。给过下马威然后被挟持着去了左家庄。左家庄如今地处北京市三环路以内，人口稠密已成闹市，当时却是地处荒郊。不知什么机关盖了一栋大楼，大体竣工空着未用，此时成了来京串联的革命群众临时接待食宿之处，也是“造反派”们的据点。这批人认为这个环境足以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挟持梁到这里问话。“带你去上海和孙鸿亮对质，你去不去？”“当然去。”“路费和粮票你自己出。” “没有问题。” “造反派”至此泄了气，故放他回家。
然后是4月20日，新街口成立革命委员会，由孙健任负责人。4月24日，梁漱溟照常早起写稿，在外吃过早点后去景山公园看桃花，去新街口买菜。午后却突然祸从天降，孙健等两人到梁宅，告诉梁漱溟：“你被划为‘右派’，今后多劳动少出门，远出必须先请假。”
只过了一年零两个多月的安生日子，梁漱溟一下子又失掉了自由。从4月25日起，梁漱溟每天早上扫街，参加劳动，不能到公园散步，只能在住处附近豁口外河岸和积水潭岸边走走。每周还要写一份“思想汇报”交居委会，梁已被划人当时所谓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之列，记于另册。
5月4日，梁漱溟夫妇被作为“黑五类”斗争。梁当日日记写道：“（下午）二时同树菜赴群众会，抵会场乃知我亦在被斗之列，思想上颇有斗争，最后决定服从。会后被押游行（街），甚苦。”晚饭后身心疲劳，梁漱溟早早睡觉，怎奈白天弯腰站立（当时称“飞机式”）多时，腰骨疼痛，很久不能入睡。
这一段时间，梁漱溟的写作、生活又受到影响，心情较为压抑，有时对夫人不耐烦。5月7日，梁“夜间醒来忽悟自己心硬，对棻态度生硬，今后力改之”。
5月24日，梁漱溟得知熊十力在上海逝世的消息，心里十分难过。在后来（7年后）致田慕周的信中曾追溯此事：“28日寄来各种信件均收得无误。信中叙述熊师逝世前后情况，读之感谓良深。幸而先批孔运动而去，否则，其情怀更不知如何也。我则异于是。遭遇不可谓不惨：先曾祖、先祖、先父三代书画轴册两大箱尽被焚毁，内人被捶打以致脊背血透内衣，被拉去开斗争大会，我未被打而亦罚跪一次。……然我胸次只小小不愉快而已。床铺没有了，席地而睡。半个月不能出门买菜，只就所存米粮度日。……心情不失常度。……正为自信极强，环境任何变化不挫其气。熊师缺乏学养，我更无学养（只在知见上稍胜），殆禀赋之不同也。熊师晚年著作如《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皆诋斥佛法……我崇信佛法，老而弥笃。”
7月7日，梁漱溟看到邻居开始移居。7月8日，梁家被通知移居。梁漱溟要求缓移，仅被宽限一天；7月10日，“夜三时起收拾一切，春生、雪昭、文淦、赵凯为助迁居铸钟厂41号。疲劳不堪，天热亦常。手板三轮送什物5次。下午西晒太强，几乎眠食俱废”。7月11日，梁漱溟等清理好搬来物品；7月12日，文淦等3人帮助梁氏夫妇糊窗、支帘子，总算安顿下来。屈辱和悲愤，令本来十分能忍辱负重的梁漱溟忍无可忍，乃于7月12日开始给毛主席写信，至14日写完邮寄，原信是《致周总理并转毛主席》，后半部分内容如下：
近者4月24日忽奉居民委员会通知，说我被划为右派，应受群众监督管制。且在5月4日群众斗争其他坏分子时陪斗一次，只是呼喊打倒右派梁某口号，不言罪行何在。过去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因未涉入问题中也。自此时行动即受限制，不得访友借书，然我仍自力行研究写作不辍。最近7月8日忽奉街道通知，要我随同住之邻人两家另迁新址，而指定给我住之东厢房夏日夕阳太强，又狭窄不透气，蒸热欲死，深夜凌晨犹不稍松解，因之，连日来眠食俱废。我以七八十岁之衰年而不得眠不得食，其何能支？至此乃真不能写作矣。此即敢以上闻之实情。
我的研究工作有无可取之处，有已成之一部分可供审查。如其不无可资参考者即望给我以研究写作之环境条件。--此环境条件极简单平常之至。“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工作必是从其向上心认为自己所应当尽力者乃有意义。人的生命是与向上心不可分的。失去意义的生活，虽生犹死，生不如死”。此1966年被抄家后我写上主席一书说过的话，写作之迫不得已写此信者，亦正为此耳。
我之被划为右派，是何时决定的？缘何有此决定？出于何方面的讨论决定？一切不得而知。此事只由街道通知我，固非街道群众对我的判断。今者计无所出，我想我之为人，主席总理早有了解，早有印象。近年之事，今日之事亦可加以调查而了解之。我愿听主席总理的处理。除以实情上闻之外，不作任何乞求。
梁漱溟7月14日发出此信，并无回音。但梁自移居铸钟厂后，居委会没有通知他明天早上打扫街道，只在8月30日被召去劳动了一上午。梁漱溟行动又有了自由，每天早上、午饭后常到以前常去的公园散步、习拳。离开旧居近两月，梁倍感怀念，乃于9月后数次在早上四五时步行至旧居附近的太平湖、积水潭岸边散步。亲朋好友的关心、看望也令他感动。
最先来看望并帮助梁漱溟夫妇料理生活的是梁夫人的妹妹陈二姨。本来陈二姨本人已患重病，却因悲观厌食不愿去医院治疗，但当她看到姐姐姐夫遭难时，便毫不犹豫地到梁家帮助做饭买菜。然后又找来自己的亲戚，如赵凯、赵春生姐弟以及他们的父亲到梁家帮忙，冬天来临，赵家姐弟帮助梁漱溟买来了沉重的生铁炉和煤球以便取暖；梁漱溟刚搬到新居时，他们又帮助梁家在小院里搭起凉棚来遮挡烈日暴晒。而王星贤等朋友亦来看望梁氏夫妇。虽然来到一个新的环境，这里的住户多为平民百姓，但是梁漱溟仍然感受着普通市民百姓淳朴、善良和对梁家的关注。
如果说赵凯、赵春生姐弟是从生活上更多地帮梁漱溟夫妇的话，那么陈维博、陈维志兄弟除了生活上关心，帮助梁家，更主要的是他二人以佛学弟子的身份师事梁漱溟，执弟子礼，对坐长谈，这对“文革”中的梁漱溟乃是莫大的安慰。
据梁培宽回忆：陈氏兄弟能够结识梁漱溟，是由熊十力先生的义女仲光的推荐。两人均渴望了解佛学知识，因此自认识梁家后，经常听梁漱溟讲佛学，1969年后连着三个春节，陈氏兄弟都陪伴着梁漱溟（梁的孩子下放外地的“干校”不在身边）度过。“文革”结束后，陈氏兄弟先后成家、生子。1981年，陈维博得一女儿，请梁漱溟给取个名字，梁意取名为陈勤，小名勤儿，并写信给维博表示祝贺；同年8月，梁漱溟在给陈维志的信中，劝告陈：人生当时时采取主动，不要落于被动。疾病只来，都是身体落于被动而反抗斗争之事。吃药又使身体在被动中，不如采取主动手段，如静坐，或习拳，为好。
梁培恕回忆：梁漱溟的日记里，1967年10月6日第一次提到“陈维博来赠书，又托他代购香油”。此后，“陈维博来，行事师礼”，陈之来且师事父亲缘于信佛。维志从一切方面不同于其兄，唯倾心师事父亲则全同。我以某人为师的那个意思。他们和父亲形成世所罕见的深切关系。陈氏兄弟常常到梁家听讲，帮助抄写书稿等。来往多了，梁漱溟不自觉地对弟子要求渐严，如“写发陈维博一信，指其有乞怜语，见于来信之非宜。晚间陈来见，又面语之”；“维博泥滞不通，可悯”；“晚间维博从张家来，知其有谬举，痛斥之”；“维博忠言喋喋，未加理会，后来思之有歉于心”。陈维志又不同。第三个冷清的阴历除夕“维志晚来，为讲社会结构文化骨干之义”。这个观点我比陈维志晚知道二十年，而且是为了写这本书研读全集而后得知。我在父亲生前没有机会，首先是没心情听他讲这些期望传之后人的话。父亲的话并不是偶然讲起，日记中屡屡记得有这样的谈话：“维志来读理性之国一稿，为其讲解孔孟对于阶级问题”； “维志来，为讲老子”；“午后维志访岳（岳美中医师）归来，偶为说出世间法”；“维志来，为谈清季以来学术变迁”；“维志来，为谈儒家大旨”。
梁培恕认为：通过读这一时期的日记，我有一个发现，父亲日常生活最需要的是可以与之对谈的人，不够条件对谈，有人能够听他讲也好。“文革”前始终有人可以对谈，即早年的学生和友人，“文革”把这些人赶走了，维志遂成为此时唯一够条件听他讲的人。进入“文革”后期，可以对谈的人一度重聚，旋又因亡故而失去，永远的失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最后的日子（20世纪80年代）是在孤寂中度过的。
1968年至1969年，梁漱溟除了再次阅读《国家起源》 《家庭起源》《世界通史》等书，还读了《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太炎文集》《中国通史》《世界文化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十三经概论》等书籍。1969年春天后，梁漱溟的政治待遇渐好，参加这年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的天安门观礼活动；同年5月5日，全国政协通知梁漱溟参加政协学习组学习。同年秋天，梁漱溟开始写《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10月21日完稿，全文近五千字，文章叙述了自己早年三期思想转变过程．着重阐述了儒学，认为：“儒家文学原不外是人类践形尽性之学也。”“人生盖有三条路向：一、肯定欲望，肯定人生；欲望就是一切。二、欲望出在众生的迷妄，否定欲望，否定一切众生生活，从而人生同在否定之中。三、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有卓然不落于欲望窠臼之可能；于是乃肯定人生而排斥欲望。”“儒家自来严‘义’、‘利’之辨、‘天理’、‘人欲’之辨者，盖皆所以辨别人禽也。”
此文写后，梁漱溟又写了《我早年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认为“关键”就是“早年未读儒书”。正进入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境界后，偶读儒书，发现先儒人生意趣，立足于乐。认为：“对照起来顿有新鲜之感，恍然识得中印两方文化文明之为两大派系，岂不昭然其为世界文明的三大体系乎？”而“1921年撰写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即写成于这一思路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