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8年夏天至1970年春天，梁漱溟写完《中国--理性之国》长文。全文共28章，17万多字。内容重点放在“怎样认识老中国的特殊”。文章并未批评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对中国造成的动乱和破坏，广大民众、老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受到冲击、迫害；相反，梁在文中对毛主席和诸如农业学大寨等社会运动予以赞扬肯定。梁的学生李渊庭读过此文后认为：“没意思，先生不该写！”并说：“或许是先生用自己的幻想--‘理性之国’--来启发毛的理性？！在当时那种高压政治形势下，不敢明言，而采取明褒实贬的寓贬于褒的手法，呼吁毛主席应走理性治党、治国之道。”
梁漱溟并未发表此文，而在1972年毛主席过八十岁生日那天，亲自将这篇长文送新华门传达室，嘱呈毛主席收阅。
据梁培恕回忆：1973年旧历除夕，梁漱溟给老友陈仲喻写信，说《中国--理性之国》“解答的是重大问题。问题是从马列主义来的，解答仍不离马列主义。然所伸张之义，不免惊俗。需十年二十年后再发表，我殆不及见矣”。何谓“惊俗”？梁培恕说他父亲议论了这样一个问题：依马克思主义原理，无产阶级革命本该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没有发生，欠发达的俄国和更加欠发达的中国反倒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两国为什么能做到的呢？又为什么几十年后苏联“中途生变倒退，中国始终坚稳前进”？在讲了一番道理之后又据此而预言，中国将在这方面为全世界作出贡献。可是，他又说弄得不好中国同样有倒退的可能！
梁培恕认为父亲此文有三个重点问题：一、身先心后，就其发生和发展而言，不离物质基础，自是次第臻于成熟，社会革命不可率意逾越；二、俄中两党不同程度上提早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三、两场革命的分野缘于各自民族的历史进程有异。
梁漱溟在文中明确了一个观点：人的个体生命是怎样逐渐成长、成熟的，人类社会同样经由此一过程而发展。婴儿只有身，幼儿开始有心，但此时心和身浑然难分。随着成长心逐渐显露，渐至有可能转为身为心用。社会发展也是这个样子、这个过程。
梁培恕援引了文中两段话：从人类初由社会一直发展到社会主义出现之前，均属历史之自发阶段，对于此后著见其社会整体自觉心的社会主义来说，那只是个预备阶段，只相当于身。更要知道，在此自发性漫长的社会发展中，其发展动力主要亦出自人身（个人的身体），临末慢慢地才转移到人心为主，自发势力渐次降低，自觉性有所抬头，而后社会主义乃得成功。
梁培恕分析了父亲文章中关于毛主席发动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分析了中苏两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路径。认为父亲重申了一个观点：无论就一个民族而言或就一个伟人而言，都不能跳出、逃脱本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并援引原文：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成功的第一因素。说列宁、说毛泽东，都不是指孤立的那一个人，而是一切环绕着列宁或毛泽东在其先在其后，从正面从反面，直接地、间接地有以助成这个人物的有关社会因素，一总括举在其中。社会为个人所自出，既制约那个人，亦成就那个人，而人物愈伟大，则成就其人者愈大于其制约之。成就列宁的主要是广大欧洲社会，而非止一俄国；成就毛泽东的近则中国社会，远则广大世界。《中国--理性之国》这篇长文后来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中。
1970年8月初，经居民委员会介绍，梁漱溟租到东郊中街七号楼一层二号一套小两居室楼房。房间虽然狭小，但比铸钟厂那间小东屋还是好多了，可免受夏天烈日暴晒之苦。在李雪昭等人帮助下，梁漱溟夫妇于8月9日迁居新租的房间。
同年5月28日，梁漱溟接到政协的通知，商议恢复政治学习事宜，乃于6月份开始恢复学习。学习人数约十人左右，有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溥仪、溥杰、于树德、赵朴初、王克俊、程思远和梁漱溟，于树德为学习组长。
梁漱溟在同年六七月的日记简要记录了当时学习情境：
6月1日：即到政协学习会。发言清楚，反响不佳。
6月4日：二时往政协，宋某出恶言。
6月8日：午后去政协学习。王克俊发言甚长。我不及发言。忘带毛选为发言依据，疏忽之至。
6月15日：午后去政协学习会，分两段发言。
6月18日：二时去政协，赵发言占据全部时间。
6月25日：二时去政协学习小组，末后李军代表来谈话，内容平常。
7月6日：午后去政协学习小组发言（列宁论同盟军；美国工人阶级何以无觉悟）。
7月9日：午后去政协学习小组发言（引据恩、列著作）。
7月16日：二时去政协学习小组发言未完而时间已到，下次再说。
7月27日：去政协参加讨论宪法，被推整理执笔。
7月28日：八时前去政协讨论宪法，提出八点意见。
期间，军代表到学习小组发布，说四届人大要召开了，意义重大，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已拟就“宪法草案”，现在发下来请各位内部学习、讨论，欢迎各位提出修改意见。
大家对军代表的话似有触动，这些多年无人理睬的政协委员们感受到自己还是可以关心、参与国家大事的；怎奈“文革”几年多数人都心有余悸，谨言慎行，不愿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新的“宪法草案”几经讨论没有人提出一条修改意见。
梁漱溟心里十分清楚，中国原有的宪法，已被“文革”撕成碎片。这新的“宪草”，又有多少意义？但既然征求意见，为什么不可以略说一二？“文革”进行了四年多，既无讲话的权利，又无讲话的机会，现在有了，却又不敢说，乃决定冒险进言。当学习小组组长于树德问梁漱溟是否发言时，梁从皮包里拿出发言提纲，发表自己的两点意见：
第一点，据我的浅见，近代的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首先是英国，其重要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限制个人的权利太大。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且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不允许把任何一个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如有把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则宪法的执行便必定不完善、不彻底。因此，我认为，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了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这是不妥当的，起码给人有个人高于宪法的感觉。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性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但我声明，我不赞同把个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写进宪法，并不是反对某个人当接班人。中国，历来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现象。接班人之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客观存在，而不在于某个人的好恶，或赞成，或反对。
第二点，这次“宪草”的条文比先前那部宪法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条文少了却不甚恰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现在的“宪草”没有设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
梁漱溟的发言震惊四座。因为其第一点意见就是针对当时“一人之下，几亿人之上”的副统帅林彪，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在1969年中共九大时写进党纲；关于第二点，毛泽东已看出林彪有“抢班夺权”的野心，一心要当国家主席，而坚决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一职。梁漱溟不知道这些内幕而认为应设国家主席，与毛泽东的意见背道而驰。
会场沉静了一会儿，有个委员提出，这个梁漱溟放毒啊，这个毒放大了，这话你要在外头讲的话，要砸烂狗头的。正巧，当天军代表不在场，主持学习讨论的于树德说：“梁先生的意见我们负责记录好原话，向上反映，是不是要在小组会上开展批判，听候上级的处理意见再定；梁先生在这里说的话，出了这个门，大家就烂在肚子里，谁也不许向外扩散。”
梁漱溟亦感到自己的失言，连声说：“我的话我负责，我负责！与诸位无关，无关。我听候处理！”
几天后军代表传达上级指示：因为是征求意见所以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个别人思想反动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据说，军代表是向总理办公室请示得到这样的回答。
同年12月上旬，梁漱溟写出《我的思想改造得力于<矛盾论>》 -文，叙述自己过去为拯救国家，抵御外侮所怀主张和所取行动后，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认为：“贯穿着我几十年全部主张和行动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偏于强调中国历史社会构造的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这就犯了主观性、片面性的病……从上所说这一根本错误，就使我几十年所致力的工作，忽略阶级问题，站在民族立场为全中国人团结合作而奔走，恰好与毛主席共产党所走阶级分化而斗争的路相反。”
梁的这篇文章与其1952年写的《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文内容相近，但认识比前文系统、明确、深刻。特别是对乡村建设运动的阐述，更加简明扼要，文中说：“乡村建设运动在我来说，即是着手于社会基层，从下面求得联合统一以解决上面政权分裂问题的一件工作。其内容要在建设地方自治组织（政治性的）和农民合作组织（经济性的）；当其从散漫进入组织之时，逐渐引进科学技术与生产上和生活上。”梁漱溟对照《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的对立统一；揭露矛盾，解决矛盾以及分别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三个方面，检查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总结说：“错误不是单因我缺乏矛盾论的知识而错误的，乃是被自己阶级的局限性之所限，就没有正确的眼光见识去走正确的道路。”
12月14日，梁漱溟在学习小组发言，发言稿题目为《请王克俊同志再指教并望各位同志赐教的一篇话》，内容是讨论人心与人身关系的认识。梁认为：“人在观察事物的时候是站在事物旁边的，在研究问题的时候是超居问题之上的。人类特殊发达的大脑，是人在其行动之前进行选择的机构，正为大脑的发达，人心与人身有很大的距离，身体时时在或顺或逆的种种感受中，而心思却有可能不被纠缠其中，冷静地自觉自主地由它的选择，卓然统帅着身体去行动……小孩病了，他怕药苦，常拒绝吃药。这不单为小孩子缺乏知识，亦因为小孩在身心间的距离近。在成年人就不然，既从实践得知识，又且心思较能统帅身体。于是身体与病的矛盾和口与苦药的矛盾，就能选择了吃药治病的行动。……现在常说‘人是活的，物是死的’。活就是能出能人，能超出矛盾来观察分析评量，进行选择；又能投入矛盾，依靠矛盾去解决矛盾。选择是心的事情，行动是身的事情。身心之间虽有距离而往返相通。”梁还认为：“人类过去的历史都是自发性的发展，其动发乎身，而渐渐上升到心；今后走向社会主义，正是到了人类自觉地创造历史时代。自觉能动性是人的特征；此特征随历史而步步发挥增高，卒能心明眼亮笼罩全局，身处现实环境而心怀高尚理想，行动从现实着手，而指导行动则在理想。这是我上面说的‘能出能人’的好例。”
1971年，梁漱溟阅读了《共产主义道德几个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历史研究》《人之奥妙》《唯识述义》《创化论》（英文本）《巴甫洛夫选集》《辩证唯物主义提纲》《形而上学》（伯格林著）《生理解剖》《罗念庵学案》《明道学案》《宋元学案》《阳明全集》《论语》《濂溪学案》等十多部书。
这一年，梁漱溟主要精力仍然放在写《人心与人生》一书上。
在日常生活、交往中，梁漱溟仍坚持每天早起床，到公园散步、习拳，与张申府、朱谦之、王星贤、鲜恒、岳美中等老朋友联系往来；与马仰乾、黄艮庸、田慕周、潘怀素、云颂天等通信联系，每月给黄艮庸、田慕周、潘怀素等四五人各邮寄二十至三十元生活补助费；李雪昭每月借六十至一百多元。而梁自己生活仍俭朴如常。
袁鸿寿后来曾回忆梁漱溟在“文革”中接济中国著名户口专家吴顾毓事，那时吴本人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太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满释放后，又被押解回原籍管制。吴顾毓来信说，终日糊纸袋，但还是生活不够自给。袁告知梁，梁当即拿存折给袁，让袁取出二百元寄吴，袁顾虑一则存折只有数百元；二则一旦寄去较大数额汇款，吴之左邻右舍，必更施加压力，乃建议不如改为每月汇20元，如此既可长期接济，又不致给吴带来麻烦。梁欣然同意，此后梁每月领到政协委员工资后，必亲自到邮局汇去20元，一直到吴顾毓患脑溢血病逝为止。袁还回忆：“梁老最初工资三百多元，后来减为二百多元，但每领薪之日即汇寄亲友之贫困不能维持生活者，从五元至三十元不等者若干家，自己家用只留百元左右。这些布施，可能培宽兄弟也不太清楚。一次，我同梁老讲到吴顾毓的冤案应该得到平反，梁老不顾年事已高，多方奔走，设法把吴赞扬王笑一等革命者的有力证据找出来，并为之申诉，使吴终获平反。可惜佳音传来，吴已去世，不得知矣，然他在九泉之下，亦应感激梁老知遇之恩。梁老之慈祥正直，乐于助人，我们是万万不能及的。”
袁鸿寿还回忆：“文革”中最困难时，只给袁每月生活费9元，梁漱溟知道后，不让袁求助于袁妻，说：“妇女受不得大刺激，你还缺多少？”袁说：“我不能戒烟，每月还缺14元。”梁立刻给袁28元，并补充说：“我平时修养还不够，现在冤假错案如此之多，心中还有不平之感。”后来章士钊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调袁鸿寿到中央文史馆，并每月寄袁农村插队地址20元，梁漱溟的14元就不再取了。及至袁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一万多元，梁漱溟却提及28元之事，袁立刻归还，并道歉。“盖梁老对孟子‘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高一层有所体会，他不直说：28元是小事，但自己脱离了困境，却忘了还有别人在困境中。这种不言之教诲，我受得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