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年初似乎与往年没有什么不同。梁漱溟仍然与往常一样，读书广博，哲学的、心理学的读得很多；又勤读各种报纸，关心时事。隔三差五地到各个公园散步、习拳，生活作息规律。如2月7日，梁去新华书店购《心理学原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西洋伦理学选》《精神现象学》等书；2月20日至2月末，梁主要阅读弟子李渊庭送来的《佛家名相通释》。且从年初至夏天（7月），梁漱溟一直在写作、修改《人心与人生》书稿，至7月完成第一至第七章。
同年4月28日，梁漱溟去政协参加学习小组会，听传达文化部关于今后“文化革命”运动的报告及郭沫若的发言，认为“均好”。在次日日记中，说到昨日听传达事，梁：“叹服于毛主席之深心大愿。”此时，梁漱溟对于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运动的前景、做法尚心中无底，只是相信，毛主席善于发动群众。
6月初，北京大学发生聂元梓夺权事件。6月2日政协小组的讨论梁漱溟未发言；6月7日在学习会上发言，“有人不了解，不无闷闷，此烦恼障重也”。梁漱溟在这次发言中，袒露了自己的真实思想，他心情沉重地说：“我一直是这样的心情，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看到这种事，心里很难过。好像是人身上长了毒瘤，早发现早动手术，固然是好，但究竟是毒瘤，如果没有，岂不更好？如今有了，无论如何是国家的不幸。过去许多事情，我们这些人不接触、不知觉。聂元梓身居其中，与对立面斗争，她当然会对揭发、撤换陆平等人感到高兴。而我们事前茫然，听到这种事还来不及拍手称快，心里有的只是不好过，困惑。”
梁漱溟接着说：“现在看，不仅仅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都不行，撤换了，还有其他一些重要人物，都在其中。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是当初或现在我们这些人所能预料。问题的关键是，搞了多年的革命，受到党和人民很高的信任，已经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的人，还出这种大问题，如何理解？不能不纳闷，行不通。说他们早就是混进来的反革命，还是变质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都不好自圆其说。报纸大多文章中的一些分析，亦不足以使人释疑。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不得圆满的回答。”
梁漱溟认为，现在接触的这些人都是对国家有过功劳的，因此就更让人想不通，“即使他有九十九个功，因为有了反党这一过，便不行了。以反党这一大过，抹掉了他过去长年来的九十九个功。我觉得，眼前发生的难以相信的一些人与事，以此来解释，倒是一个较能自我解脱‘不理解’、‘想不通’的好方法。”
梁漱溟的发言当场便遭人指责，但并未掀起批判梁言行的高潮，因为“文革”运动迅速开展，很快政协机关内部也闹起来了。
六七两月，梁漱溟尚能按照原先的生活节奏，写稿、看书、上公园散步、习拳，偶有弟子几人来家谈时事，参加政协小组学习等。不过，梁漱溟不知“文革”运动将如何发展，6月30日晚，梁“思虑萦绕，不能入睡”。7月10日，梁去政协洗澡遇李宗仁，“欢然道故”。
8月后，“文革”运动愈演愈烈，特别是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后，梁当日日记说：“去北海未成，以天安门大会无车可通故也。午后去政协参加学习会，谈话两段，对于兼自检。朱安皆表示求批判指正。棻去参加斗吴晗会，深夜乃归。”
8月23日，梁家平静的生活终于被打破，先是梁宅附近工厂的群众贴大字报，说积水潭南岸梁漱溟父亲梁济殉道的纪念碑为“四旧”，应立即拆除，并限梁家24小时以内拆碑，梁漱溟预感到红卫兵要来抄家，于是摘下挂于堂屋正中的父母的照片及字画等；侄女梁培昭找了工人帮助拆碑。
8月24日上午8时，北京123中红卫兵闯入梁宅，声言“造反”，梁漱溟说既是“造反”的，那就请便吧，抄什么都行。红卫兵闯进北屋后，问“为什么没有挂毛主席像？”梁答在南屋有：那是一大幅毛泽东夏季视察农村的画像，手拿草帽，立于田头显示停下来稍事休息的样子。红卫兵说要挂标准像，那不能算。以此为借口，开始“革命”行动：开箱、倒柜、翻抽屉、撕字画、砸古玩、烧图书，除了马列主义及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通通扔到院子里，一边撕、一边烧，其中有许多是梁家几代人保存下来的文物、字画。梁漱溟当时看了很心疼，但也无可奈何。红卫兵们为烧得快，向火中倒花生油，梁夫人陈树菜忍不住说一句“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立刻遭到罚跪和打骂。红卫兵又从屋里抱出两大本洋装书，即《辞源》与《辞海》，梁漱溟上前阻止说，这两部书是谁也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从外地学生那里借来的。如果烧了，我就无法还人家了，是否可以留下？红卫兵不理他，把书扔进火海，嘴里说到，有现代化的《新华字典》就够了，用不着这些老古董。梁看到两书化为灰烬，心里十分难受，暗想造我的反，造我祖宗三代的反，我都忍下来了，唯对这两部普通的工具书也不放过，使我无法物归原主，乃终生遗憾之事。红卫兵还“勒令”梁夫人跪在地上吃生丝瓜，梁说了句：“她那么大年纪了，不要折磨她了。”也被红卫兵喝令跪下。
梁培恕回忆：8月24日下午2点左右，在梁宅抄家的红卫兵电话告诉梁培恕：“我们正在梁漱溟家里破四旧，你回来一下。”梁培恕在骑车往新街口方向走的路上，不止一次看见有卡车停在人家门口，红卫兵们正把各种物品搬出来扔到卡车上。“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看到上述景象。当看到院子里遍地破碎家具、衣被、书籍和纸张，还是为之惊骇。父亲和继母正被围在人群中挨斗……恰在这时一辆卡车在门口停下，进来十几名政协工作人员，于是斗争会正式开始。在喊口号的时候我没有喊和举手，一个政协工作人员问我：你为什么不举手？我走了神，竟然没有跟着喊口号，我如实回答：我正在考虑今天晚上他们怎么吃饭和睡觉……斗争会开完，我找到那为首的红卫兵（后来知道他叫成伟），向他提出建议，指着任人踩来踩去的书籍纸张说，这里面有马列主义著作，有政协发的内部文件，上面盖着戳，最好把马列著作放在窗沿上（桌子都碎了），把保密文件包起来以免散失。成伟非常不习惯处于被指导的地位，他忍耐着没有发作。我又问：…他们两个今天晚上准备怎么办？’成伟含糊地回答： ‘这个你不用管…。
批判会开过，成伟等红卫兵发布命令：“第一，这里有电话，从今天起小铜井1号成为我们红卫兵的司令部；第二，梁漱溟夫妇两个老家伙住到南房小屋里去，每天打扫院内外的卫生，随时反省自己，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第三，从9月份开始，勒令梁漱溟自动减低工资，只拿最低标准的生活费，不许继续吸人民的血汗，一个月拿几百元，过奢侈的生活。”
梁漱溟当日日记写道：“约八时红卫兵来抄家。两儿曾应其电话来家一次即去。政协来人两批，对我夫妇又斗争，书籍文稿及衣物均被拉去，用具多被打碎。是夜开始宿南屋中间一间，因灯光太强，睡不好，然心境尚平。”
这间小南屋原是堆放扫地扫帚等杂物的小屋，略为潮湿，又有蚊虫叮咬，红卫兵“占领”的北房灯火通明，为便于监视梁漱溟夫妇，小南屋亦不准关灯。梁漱溟与夫人是席地而卧，无被褥，只穿随身单衣。
这一天--8月24日，老舍先生在新街口外太平湖“舍身投湖”。一个月后的一天傍晚，梁漱溟到太平湖吊唁老舍先生，一个人坐在路旁的椅子上掉泪。据说梁是“第一个来湖畔吊唁老舍先生的人”。
8月25日，梁漱溟侄女梁培昭以为祖父殉道碑已经拆去可以揭下大字报，结果遭到群众批斗，侄女婿黄艮庸同遭批斗，并以“逃亡地主”罪名勒令离京回乡。梁漱溟夫妇则被红卫兵监督劳动，打扫街道厕所。8月28日，梁夫人被红卫兵殴打受轻伤。8月29日下午5时，有红卫兵（上一级）来指导工作，梁漱溟乃冒险进言，指出其夫人陈树棻被斗受伤，似不合于“十六条”之“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决定。
梁氏夫妇席地而坐七八天，在梁漱溟的一再要求下，红卫兵才同意他们拿去一些衣服和铺板、木桌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有一天夜里甚冷，梁漱溟只得“以毛巾联于内裤，穿在内面”。最令梁漱溟心痛的，是他已写了七章的《人心与人生》手稿被抄走，《儒佛异同论》被焚毁（梁已开始重写）。
9月7日，“忽悟我的问题必须上书主席才得解决”；9月10日动笔给毛主席写信，言辞恳切，态度沉着。全文如下：
敬启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鉴阅，并劳转
主席赐鉴
主席此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上精神，鄙视资产阶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之所必要。漱溟于此，何能无所认识。当红卫兵之来临，我以拥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以故拙妻被殴伤，而我幸未挨打，此可告慰于主席者。今后或挨斗，或挨批，方在静候中，当一切听从群众，不烦主席垂注。却有一个问题--我此后余年如何度过问题，愿为主席一陈其情。回忆1952年曾因我请求去苏联从事研究工作，承召在颐年堂谈话甚久。尔时我自陈幼年既未读四书五经，所受近世教育亦甚少。一生数十年唯在一个中国问题、一个人生问题所刺激、所驱使之下，求其有所解决（前者求其实际的解决，后者求其在思想上的解决）而竭尽其心思气力。中国问题现在由于共产党领导既有一条大道可循，我将集中心力于人生问题之研究，写出《人心与人生》，偿其夙愿于余年。此1952年8月7日事也。对于我去苏一层，主席当时未予许可，第未知对于我之自述其生平心愿事今犹留有印象否忽？近年来，我正撰写此书尚未完成。此番抄家，一切文稿（已完成的，未完的）全被收去（似有被毁的）。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续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盖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工作必是从其向上心认为最有意义的工作。
人的生命是与其向上心不可分离的；失去意义的生活，虽生犹生，生不如死。以故家中书籍几于全数被收或被毁；钱财百分之百被收去（发还十二元）；衣物等等被毁被收者百分之九十八；在我举不足惜。唯求发还我的那些文稿，准许其续写成书。书之出版与否，非所计，甚且限于自己寿命，是否得完成其书亦复难定。但我生活一日，必致力于此工作一日耳。此其心情主席其必能谅察之乎！倘得文稿发还，准许写作，则有生之年皆领导党之所赐。披沥心肝，冒昧以陈，敬唯主席裁之！专此布陈，敬颂主席万岁！
梁漱溟敬上
1966年9月10日
梁漱溟发出的信，毛主席是否能收到，不得而知。但10月24日，《人心与人生》原稿被退回来，并发还了被抄走的现款和存折。此前全国政协于9月14日通知梁漱溟领工资，只发60%。从10月份起，发全工资并补发了9月份的40%。10月初，红卫兵准许梁漱溟从北屋拿出褥子、枕头，10月末梁又买了棉被，生活逐步稳定了。
在八九月份混乱、动荡的时光里，梁漱溟何以能够淡定自若，不悲观，不急躁，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这突如其来的变动，这就是由于他始终以佛家所持有的人生态度来对待厄运，从佛教中汲取力量。他在8月16日日记中自作偈语：
（一） 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即心是佛佛是心，心佛众生不差甚。
（二） 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此心好莫昏昧去，留得当前做主人。
（三） 心净如虚空，永离一切有，施舍一切无所吝，亦无所施能施者，此是布施波罗密。
（四） 心净如虚空，永离一切有，嗔心不起能忍辱，亦无所忍与能忍，此是忍辱波罗密。
（五） 心净如虚空，永离一切有，精进不懈于修持，而实精进不可得，此是精进波罗密。
梁漱溟虽然处此恶境，但心情仍然平静。从9月21日起开始重写《佛儒异同论》，每天写1000多字。在这篇2万字的长文里，他首先将儒佛两家同与不同之处作了说明，略谓：儒家从不离开入来说话，其立脚点是人的立脚点，说来说去总归结到人身上来。佛家则反之，他站在远离于人的立场，总是超开人来说话，更不再归结到人身上--归结到成佛。这是不同之处，其相同或说相通之处者有二：一是两家学说不同，然其为对人而说话则是一样的。二是两家为说不同，然其所说内容为自己生命上一种修养的学问则是一样的。接着对其上述论点进行分析、论证，其异同之结论可归纳为：儒家是人世之学，肯定人生；佛家为出世之学，否定人生。二者不相同，可是，都是讲求实行修身养性的学问，不是西洋古代所说的“爱智”（philosophy哲学）思想，如果把它当做哲学来看，那是不懂儒、佛，都是外行。是文于11月末写成后，他又接着写《东方学术概观》等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