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末夏初，抗战形势已日趋严重05月底，梁漱溟应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之邀赴四川，一路上经南京、武汉飞到重庆、成都两处，将近一个月，作了三十多次以上的讲演（有时一天两三次）。
6月13日，梁漱溟在成都省党部作了一次《我如何抗敌》的讲演，分八段讲了乡村建设与抗战的关系、抗战的原则、如何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农业和农民在抗战中的重要性等。
梁漱溟指出：“我们正是准备抗敌，才从事乡村工作”；“中国今日之抗敌，应采取两原则：一是必须靠无限的兵力……一是不求摧敌于一朝，而要能与之作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因此需要“一、增厚革命的抗敌情绪及能力；二、加强政府的统治力量”；他认为在政府与民众联系不够，民众缺乏组织与训练的情况下，“必得要启发出老百姓拥护政府的情绪，并且加以训练及组织才行”。他强调：“为何定须如此作功夫的理由：一、国民之大多数在农民。二、非政府关切农民生活问题，替他设法，则农民不会爱国，不会拥护政府。三、非感情相通，则组织训练不会成功。四、非有日常生活上的组织训练，则临时抗敌的组织训练就无根。”在谈到乡村建设工作与抗战的关系时，梁漱溟认为：“我们的乡村建设工作，正是切近农民日常生活加以教育及组织，健全地方下层机构，为政府统治运用之准备；正是解除一点农业上的痛苦，培养农民爱国情绪，并增强其抗敌能力的。”
6月29日，梁漱溟出川，经武汉北上，7月2日到北平。7月4日南下，于津浦车中遇胡适、林宰平。7月5日，梁在济南下车，返邹平一视。两天后，日军向中国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发动进攻，当即遭到我守军的奋勇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7月16日至20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暑期座谈会，邀请全国名流学者共计15名到会共同研究中日局势及御辱图存之计。梁漱溟被邀请出席了这次会议，旋即应聘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8月，出席了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国防参政会议。该会是国民政府为抗日而设立的咨询性质的机构，即后来“国民参政会”的前身。在这次会议上，梁作了长篇大论的发言。先是讲乡村建设，后是讲抗战民众教育等问题。因发言时间过长，引起在场的傅斯年不满。傅说：“别讲这些了，当前最要紧的是前方的军事和国际形势。这种讲法，太耽误时间了。”但会议主席汪精卫仍让梁把话讲完。在这种情况下，梁自己也感到时间的确紧迫，于是终止了自己的发言。会后他将自己的意见写成文章发表在当时的《大公报》上，其内容是强调发动民众，说明民众是在农村，而当务之急是停办正规学校，大力开展全民众抗日救亡教育工作。
鉴于梁漱溟的意见，蒋介石曾嘱托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江问渔四人起草具体计划，由梁漱溟负责草成交去，没有结果。
8月10日到12日，梁漱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连载），提出抗战三大原则：“第一，全国军民的动作，乃至他们的生活，都要在最高统一的军令下面动作而生活；第二，政治要民主化，政府与社会要打成一片；第三，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同时提出14条较为具体的主张办法，内容包括国家行政以及地方行政的大改革；教育制度的改造；政治的改造等。
8月19日，梁漱溟陪同蒋方震（百里）到山东，视察防务。当时，韩复榘对抗日战争态度暧昧，而梁与韩关系较密，故蒋有此差遣其实是去探查韩复榘对抗日战争的态度和决心，并劝勉他坚决地站到抗日战争这方面来，听从“中央”的指挥，为抗战效力。此事经过，据梁在《告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中回忆说：“8月22日，余陪蒋百里先生晤韩，韩即自谓不求决战但求能战能退，施战施退。对于前途大事，认为中国必撤之平汉路以西，得国际援助反攻过来始有办法。故以兵力于此时决战，徒供牺牲，不如保全实力，以待反攻机会。又自知所部质量甚差，不堪作战，以致消灭。故蓄意退至南阳汉中等地练兵，以冀不失为参加反攻的一个单位。”上述见解，充分暴露其对抗战已缺乏信心，而且还为将来的逃跑埋下了伏笔。针对韩的这种思想，梁曾多次与之交谈，劝其不可与敌人妥协，建议他发动民众，配合前方军事顶住日军入侵，绝不可往后撤退。
10月13日，日军侵占平原、禹城，山东省府深夜开会，决定大部分公务员迁退宁阳。10月14日晨，梁漱溟闻讯急访韩复榘，问为什么要撤退。韩答：个人决定不走，省府也未搬家，而大部分公务员此时无用，不如离去。梁说，这样做必致全市恐慌，市民都走，后方动摇，影响前线士气，最好不动，或将无用公务员给资遣散，亦不必退驻宁阳。韩不采纳，再访，仍不纳。
10月26日，梁漱溟、梁仲华、王绍常、陈亚三和余心清、何思源，在何宅商议怎样建议韩复榘，坚持山东抗战，并草议几条建议，其中有：“1．应将地方自卫组织与国民兵役分为两事；2．关于征训壮丁，补充兵役，应有计划行之，在这一条中曾明确指出：‘请通令本站区各部队，并布告民众，对于地方自卫组织，如乡农学校受训壮丁，不得任意抽调，对于其枪支，不得任意收用’等建议。”
10月30日，梁漱溟与韩复榘同登千佛山细谈，包括条款，从上午10时到午后3时，韩仍不表态。梁接李宗仁电召于当晚离济南赴徐州。
但韩心事已定，不纳其忠言，尚自将其统辖之部队不战而退往鲁西巨野一代。后来韩被蒋介石以不服从命令、临阵脱逃等罪行给予枪毙。
自抗战全面开始后，梁漱溟便积极参与国事，奔走于山东与南京之间。在济南曾参加抗战后援会，被推举为主任常委，因此他对当时前方消息及后方的情况都比较了解。据他观察，抗战初期我方的失败，实不在军事而在政治。因此他说：“今日最大的问题不在外面而在内部。例如平津的失陷，根本误于政治，而非军事上会如此失败。最为明显：军事不统一是政治问题，还有前方、后方未能配合，政治社会未能打成一片军民未能合作等，许多失败之因都是政治问题。”因此，他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更进一步地团结，以加强抗战政府的力量。再者，当时许多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战，只顾逃难，把妻儿资产送往国外，这使他对国民政府及抗战前途感到十分悲观。另一方面对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又不甚了解，很想有机会亲自作一番考察。基于上述认识，1938年1月，他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以参议员的身份奔赴延安，拜会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并和他做多次长谈，当面请教。那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已建立起“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关系，但他还希望能更进一步地加强团结，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
毛泽东曾于1917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那时梁漱溟到北大哲学系任教，与毛泽东的老师（又其岳父）杨怀中（昌济）是同事，梁曾到杨在地安门豆腐池胡同的杨怀中家中做客，见过毛泽东。
所以，梁漱溟到延安访问毛泽东，一见面，毛微笑着说：
“你是老前辈哕！”
梁说：“哪里嘛，是什么老前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