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怪，我俩从小一块进剧团学戏，在舞台上不知多少次扮演古代和现代的新郎新娘，从不怯台。可当自已真正地变成那种角色时，仿佛有一种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尴尬和羞涩。不过另一种感觉也兼收并蓄，那就是人类的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在那一刹那间都得到了升华和光大。
就在那年的冬天，我们的小宝宝降生了，生活中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新的乐趣。
记得92年的四月，我们一家人去了祖国的首都北京，实现了我们一家人多年的梦想。
五月一日那天下午，我们全家守候在天安门广场，等候庄严的降国旗仪式，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现众，把旗台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幸好我们去得早，坐在离国旗最近的位置。
19时59分，护旗战士肩扛着装有银色刺刀的钢枪，迈着仪仗队员的整齐步伐，来到了国旗下。降旗队员熟练地解开旗绳，那面飘场的大旗慢慢地慢慢地降下……。“妈妈，红旗为什么要降下来呀？是不是国旗累了，要回家睡觉呀？”孩子突然间幼稚的问话，把周围的人都逗乐了。
我赶忙捧着孩子的小脸说，“国旗呀，是祖国庄严神圣的象征。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国旗也升起来，到晚上太阳下山的时候，再把国旗降下来。”还没等我说完她又问：“那明天早晨我们来看升旗好吗？”我告诉她说：“明天咱们一大早就要回家，下次爸爸一定领你来看好吗？”
是啊，生活就在那面国旗一样，有升起的时候，也有降下的时候。升起时是一种辉煌，降下时是另一种辉煌。
今年的三月七日是我和她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因各种原因我们天各一方，只能通过无线电波传送我们之间遥远的祝福。虽没有象别人那样举行隆重的庆典或邀集朋友在一块热闹一番，可在那既简单又朴实的几句话里，却饱含着10年间的酸甜苦辣。称得上是“甘甜里有艰辛，苦涩里也有温馨”。
人的一生是一首歌，一首永远也唱不完的歌。在我们10年的相知相伴中，有过憧憬，有过期盼，有过拼搏，有过奋斗。虽没有谱写过那种惊天动地的人生的宏伟乐章，却也给自己留下了一段听起来能让身心得到休息，灵魂得到寄托的旋律。
不说别的，光是拥有未来，青年们就够幸福的了。
根
我第二次回到家乡，已是时隔二十多年了。
第一次是1972年初春，我跟妈妈从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草原回到了家乡魏家桥乡汤家村。
记得在东北时，妈妈常念到“南方比北方好。”可我总不相信，我生在北方，在军营中度过了美好的童年，美丽无边的“科尔沁”草原遍地成群的牛羊，粗犷剽悍的牧民，夏天有吃不完的瓜，冬天有看不够的雪，在我童年的想象中，这是最美最美的世界了。
然而，当我踏上这块南国土地的时候，我信了，彻底的信了妈妈的话。
这里有我从未看到过的大山、小河、良田和绿野，还有河岸边一排排的柳树和那座石板桥。
那年回家，经过那座石板桥时，我生死不肯往前走，妈妈气得打了我，最后还是舅舅用手巾把我眼睛蒙住，背着我过了桥。这是回到南方后第一次挨妈妈揍，所以，石板桥曾深深地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每每想起它，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在那个花红草绿的季节，我带着一颗疲备的心重新踏上这块多次耳闻的土地。
变了。变得太大了。在原来那座拦河坝上游兴建了一座现代化大桥，气魄十分壮观。桥下流淌的河叫邵水河，人说“大江东去”，而这条当地百姓又称为“母亲河”的水却从东往西流，养育着一代又一代淳朴而勤劳的乡民们……
我站在大桥上，映入眼帘的是河中心的那块小绿洲，洲上四面环水，绿草葱郁。听说，常有垂钓者划着小木舟去那里，而且没有所获决不收兵。
往前走距大桥一公里处是一个渡口，一条能载30人的木船日夜往返于渡口两岸；为来往的行人搭起另一座“桥”站在南岸的码头上，一眼望去，最吸引我的是对岸的那两棵古树。船工告诉我，那两棵古树有二百年的历史，原来有三棵，在那非常的岁月中被人砍掉了一棵，留下的这两棵，现在被岸边人民视为珍宝，并称之为“护河神”。
船工的叙述，令我对这两棵古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登上渡船，船工悠悠地摇动着船浆，船慢慢的到了河中央，清澈的河水平如镜，顺水远远望去，你会感觉到天连着水，水连着天。
下船时，我向船工频频道别，他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然后调转船头。目送着这位老船工，从他那朴实憨厚的背影中我读懂了一位普通人的美之所在。
上了岸，我围着两棵古树左瞧又看，树杆上缠满了紫荆藤，又粗又密，仿佛老人们脸上的“岁月纹”。左边的那棵树的根部上方1米处足有2平方米的面积，全部被藤覆盖着，远远望去好似一幅藤画悬挂在树杆上，这使我想起了南方美术馆展出的那幅西欧油画“神藤”……
在北岸的下游，我碰到了一位友人和一位长者。故土相逢，倍感亲切，友人欣喜地向我介绍改革开放后家乡的巨大变化。他告诉我1991年他们“乐施”村成立了全县第一家“精神文明开发公司”，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他顺手指着身旁那位长者向我介绍说：“这就是咱们家乡企业界的佼佼者，名甲一方的刘先生。”他还告诉我，刘先生个人兴办的“魏家桥通用锻压件厂”生产的滑雪工具中的主要零件“雪犁”和铁制手工制作的炊具远销美国，年产值达百万元。
这位看上去不过50岁的长者操着一口洪亮的家乡话，两眼闪着睿智的光芒，从他那非凡的气质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位有知识的企业家。当我起敬地问起他是怎样将产品行销到美国时，他亲切而自信地告诉我：“靠质量、靠管理。”刘先生还风趣地说：“别看这些铁制‘家伙’其貌不扬，可美国人特喜欢啦。”一句话把我们逗乐了，告别时，我由衷地说了声：“祝贺您的成功！”在这位成功者的身上，我真正地看到了家乡的变化，特别是人的观念的巨大变化。我钦佩这种开拓务实的创业精神。
不知不觉中，我又来到了20年前我不敢过的那座石板桥。
它是那么的坚固、朴实，使我毫不犹豫地走了上去，不再有童年的怯懦。
我站在桥上，看着远处、近处的绿洲、大桥、古树和正在田野中忙碌的人们；倾听着自脚下传来的震颤……我那颗漂泊的心仿佛突然找到了停泊的码头，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踏实。也就是刹那间我明白了、虽然这块土地我很少来过，但它是我的根。
根深叶才茂。
代表了什么
我高中时代的一位好友打电话来，寒暄后告诉我，她已经正式和男友租了江南小区的一居室，有爱情，有柴米油盐，却少了一纸婚书。试婚同居，这世上女友不是第一人，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人。末了，她有些释然地说：“爱就爱好啦！别把名分看得太重，其实那一张纸什么也代表不了！”
会吗？
那是一个男人爱极了我，想和我厮守终生的证明。他说过三千弱水只取一瓢，情浓如茶；他说过相守白头心不移，寒江天外看夕霞；他觉得做了这些还不够，一定要许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诺言，白纸黑字把他一生的幸福放在我手。
它可以让我做美丽幸福的新娘，美酒红烛，举案齐眉；它可以让我一睁开眼，身边是他温暖踏实的怀抱；它可以让我骄傲地对所有人宣称，我是他的女人；它可以让我合法平安地生下我的儿子“小白”——女人爱到极致，就会想和她所爱的人生个孩子，眉毛像她，眼睛像他。当两个人的生命融为一个，谁还能把他们分开！
我要这纸婚书！
说一句真话！能拥有一片天空。
千里明月
很小的时候，住在乡下姥姥家。
姥姥家最大的家什，就是堂屋外倚墙而立的酱缸，一人抱不拢，铁皮盖子边缘锈迹斑斑。
每年春天，姥姥都要下满满一缸的酱——妈妈、舅舅、二姨、三姨……都爱吃姥姥下的家乡酱。
在我能满山跑着捉蝴蝶时，我就开始帮着姥姥用一人多高的杵子捣碎豆坯（做酱的原料），“嘭”，豆坯的碎末溅了我一脸，姥姥用手替我擦去，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碎末抖落在酱缸里。姥姥几十年都是这样节节俭俭过来的。
可是，在缸里的酱被儿女们一瓶瓶装走时，姥姥却很慷慨。
小时候，我不懂；长大了，才明白：姥姥对于儿女的爱，一样的慷慨。
姥姥这辈子没过上好日子。
曾经看过姥姥年轻时的照片，白底玉兰花旗袍，细瓷样的满月脸不施粉黛，姥姥是个美人。
漂亮的姥姥18岁嫁了姥爷，一共养育了6个孩子。孩子小的时候，姥爷赌钱，前前后后输了一万多。一万，“大团结”时代的一万，那该是怎样一个天文数字！
姥姥一个人辛辛苦苦拉扯儿女长大，看着最后一个女儿也嫁人生女，姥姥苍白的脸上才露出如释重负的笑。
姥姥最开心的，是儿女们携妻引婿一家人来乡下过年。
姥姥家门前的菜地，永远种着妈妈爱吃的黄瓜，舅舅爱吃的芹菜，二姨、三姨爱吃的水萝卜……每年春天，姥姥在菜地忙碌，闲下来，就开始用杵子捣豆下酱。
可是每次欢喜盼来的聚会都会不欢而散，儿女之间，总有些解不开的矛盾，好好的家宴，还不到酒足饭饱，往往就变成了鸿门宴。
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
我看着姥姥下炕穿过堂屋站在酱缸边舀酱，姥姥的脊背已明显地有些弯了；我看到有一滴泪顺着姥姥的眼角淌下来，滴在酱缸里。
怪不得，现在的酱我吃着这么咸。
我常想，自古红颜多薄命，姿色平平的女子，往往更容易找到幸福。
一语成谶。
妈妈也曾是当年乡下出色的美女，只是遇到了爸爸，才放弃了林场安逸的工作来到城里。
后来，倔强又好胜的妈妈和爸爸离了婚，带着我和弟弟过日子。那段日子的艰辛、无助，没有经历的人，不会懂。
我考学、毕业，找到工作，搬出家住在单身宿舍。转眼就是数年，只在周六回一次家，拿几件换洗衣服。
“住不习惯就搬回来吧！”妈妈说。
也许是更急于在妈妈面前证明自己已经是个独立的大人了，我说：“一个人住，挺好的。”
妈妈不再说什么，找个小玻璃瓶，把从姥姥家带回的酱为我装上半瓶。起初我总是敷衍着带走，拿回去给寝友吃。后来，我干脆原封不动地把玻璃瓶摆回了老地方，大的玻璃瓶旁边放着小玻璃瓶，就好像两个人立在那儿，相映成趣，我笑笑，走了。
直到有一天，我刚一出门发现忘带了东西，于是折回去，却发现妈妈呆望着小玻璃瓶，怔怔地出神。
霎时间，我犹如醍醐灌顶——那瓶子里装的，是妈妈浓浓的爱；姥姥无私地把她的爱给儿女，而妈妈也把她无私的爱给我。月亮虽有阴晴圆缺，可是对于世界上每个角落忙忙碌碌的所有人，千里明月素心同。
我笑着对妈妈说：“你看，我居然把装酱的瓶子忘带了，幸好没走远。”
我上前一下子把妈妈搂得紧紧的。
我觉得，从来没有和妈妈靠得这么近。
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下决心有多幸福，就有多幸福。
最是时光消人
十多年前，我在地区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是篇六、七千字的小说。文章结尾有指姆大绺作者简介：“傅厚蓉，女，十八岁，××学校教师。”一时走在街上就象长高了不少，眼角也能看到许多赞许的目光。
不久，陆续收到好些读者来信，很欣喜，绝无大家城府，封封必读。有封信是从邻县寄来的，内容记不清，名字倒记牢了，因为正好跟我小学时一个要好的同学同名。
那年春节将至，有两人突然走进我家，说他们辗转多次才找到。“是读者！”第一次在家里接待生人且是读者，一切都不知所措，心慌慌从里间出来，见到两个跟我差不多大的男孩，比我更腼腆，低着头叫傅老师。怎么说话，什么长像都记不清了，最清楚的，是等他们一落坐，父亲便端了茶杯，严严实实坐到我身边，严然一尊护身佛或带电的铁丝网，任何不轨的眼光和言语都休想从那里穿过。可想而知，谈话一无所获，只知道，其中之一便是与我同学同名的那位读者。
过后再发作品，哪怕是中篇小说，也不再有作者简介了，轻松之余，不免有些遗憾，女孩子，总好虚荣吧？
几年过后的一个冬天，我读的函大已进入最后一学期，全班同学在山城重庆面授完毕不约而同坐上同一江轮返家。长江两岸起伏叠翠的山峦迤逦而过，江风挟着水雾扑面而来，有一种摄人的冷峻。船舱里却热闹非凡，中文系的学生向来不差话说，大家都明白这是最后的团聚，五年的时光一晃而过，直到毕业才读出了感情，许多同学甚至希望“再读五年”。
不知何时，同学们拿起了精致的小本，相互留言签名，而我却愣住了，居然没想到！身边什么东西都没有，就连普通记录本也写得满满。找我留言的人却特别多，班上百分之百的同学认识我而我连一小半也认不完。诸如调动工作、发表作品、有无男朋友等，他们似乎比我还清楚。那些明显的来而无往非礼也的眼光令我惭愧不已。后来硬着头皮找同学撕了几张白页，又生怕别人说我不恭，所以只请了少数同学留言。当时我想，有机会的时候，在哪篇文章里一定公开向同学们道歉：请原谅我的大意，并不是我骄傲。
一个男同学递来一个精致的小本让我签名，翻开封面。几个字突然吸引了我，“××县××。”这个地方，这个名字让我迅速想起了那封读者来信和那个来访者。我疑惑地望着他：你是……？没等我说完，他笑笑说：是的。我突然什么也说不出，只感到世界太大，大得同窗五年却不识旧友，世界又太小，小得天涯何处不相逢！过了好一阵，我神色怆然地对他说：我父亲去逝了，是前年冬天……
我已记不清我在他本上写下了什么，可他留给我的“相识与分别都在不知不觉中”让我永远记住了。
如今我离开故乡，独自在川西蹉跎岁月，也少有人知晓我。时有旧事人梦，重视十年前那张年青的脸，心仍跳不已，他在哪里？那位……读者？
相识与分别都在不知不觉中。
生命之花
和我共渡三年的九八级同学离校了，只有我的办公桌玻璃板下留下一张合影和瑶丽临行前送给我的花篮。
每天早晨，一踏进办公室，我就不由自主地凑近花篮，闻一闻她的香味，看一看她的美丽。可是第六天的早晨，我突然发现，我桌上的花篮变小了，再仔细一看，一朵朵鲜艳的玫瑰、月季等变得消瘦而又干枯，泪水立即模糊了我的视线。
这虽是意料之中的事，可毕竟来得太快了，也许是这几天太热的缘故，而她们又离开了适宜自己生长的土壤。不怪乎歌中唱道：“好花美丽不常开，好景怡人不常在。”美的东西总是稍纵即逝的。
花是这样，生命何曾不是如此。孩童时天真无邪的嬉戏，学生时代朋友相知相悦的欣喜，奶奶嗔怪中含着体贴的唠叨，恋人疼爱中含着的责怪——这些明明还刻在记忆的底片上，可事实上又的确成了生命中的过往云烟。
我总是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叹，却难以有“似曾相识的燕归来”的达观。在理性中，我相信不由自主地回头眺望。于是，即望不到消隐的景致，又容易忽略了身边的风光。有很长一段光阴，我的生命就在这种无奈的留连中飞逝。也许是我曾目睹了生命之花绽放的艳丽，却未亲历她枯萎、凋谢的缘故吧。然而，身边的风景何曾不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