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文学史》（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的创作受孕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此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依然方兴未艾，文化所开拓的主流话语以外的思想精神空间为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言说方式。正如钱理群在文章所强调的：“早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研究者就在最终决定文学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与‘文学’之间发现了‘文化’的中介作用。”（钱理群：《现当代文学与大学教育关系的历史考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第126页。）正是对“文化”作为中介的重视和“文化”作为角度的切入，《湖北文学史》的书写者——王齐洲与王泽龙，可以将文学史的话语实践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从而获得地域文学研究的自律性。虽然，史实还是那些史实，“通史”的结构体例也绝非新鲜事物，但是因为文化的加盟，才使得这些地方的语言艺术在折射和表现悠久的地域文化及其灵魂的时代新旧嬗变中获得了新生。
“文学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王齐洲、王泽龙：《湖北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12页。）——王齐洲在“上古文学”的开篇就完成了“文化”对“经济”或“社会”主题的置换，“文化”理论支点的寻找和“单一”言说模式的打破，让湖北文学史研究的话语实践具有了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广泛、更普遍的外延，这样，湖北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之间就达成一种“互主性”的关系和状态，形成了湖北地域文化与中华文化气脉的衔连与对接，于是，湖北文学史就仿佛变成了一个沉积已久、亟待诉说的历史断层，而深埋其中的重大“历史遗迹”不仅让湖北文学史的研究与勘探获得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在局部与整一的文学现象的交织与重叠间达到又一轮高度契合。
难能可贵的是，《湖北文学史》作为当时的第一部湖北文学史专著，同时也是第一部地方文学通史，不仅从文化学的角度观照了湖北文学的历史进程，而且把具体的文化现象、文化载体（诸如自然、风俗、宗教、家庭、地域等）的研究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结合起来；把文学创作、文学风格与内在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结合起来，注重文学发展规律和文学精神的深度开掘，从而使得这部地方文学史的撰写能够深入文学肌理与精髓，而没有流于简单、浮泛的资料整理和现象描述。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受到进化论和历史目的论的影响，文学史的撰写者在逻辑推演和知性解读中，往往将丰富的、多元的文学现象简单地整合到某些中心概念上，“将文学创作贬黜为一般历史价值或审美价值的样本”（郑家建：《文学史的叙述问题》，载《东南学术》2001年第1期，第11页。）。《湖北文学史》对荆楚文化精神的“知识考古”，则给地方文学的创作现象注入了新颖而丰富的意蕴和内涵，同时，文学创造又把时代的、地域的文化思想、文化精神加以个性化、典型化和精粹化了，注重文学创作的细致描述同文化精神的精心提炼紧密地结合是该书写作特色之一。由此，在整个文学史叙述过程中，撰写者为文化与文学之间构建了一个相互催生、相互交融、相互创造的关系。该书著者认为：要了解湖北文学，“必须首先了解楚文化，了解楚文化的灵魂——荆楚精神”，同时更进一步地指出“荆楚精神是湖北文学的精神之源”，上古时期之所以出现“天下文章，莫大于楚”（《楚宝·文苑论》）的鼎盛局面，绝非偶然，而是楚文化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念祖忠君的爱国精神、信神近鬼的浪漫精神和烛隐洞微的探索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鼓荡、高扬的体现。全书以此为起点考察了这一文化精神在湖北各个时期文学作品、文人思想上的主要表现。既概括了湖北各时期文学的美感特征，又从其美学风貌中寻觅出它们内在的前后相承的文化精神，从而把对文学的历史叙述建立在一种共生、互动的框架之中。
对时间的划定，一直以来是文学史研究者的难点，如何选取一个合理与恰当的历史分期，不仅决定着文学史的内部书写结构，同时也显现着撰写者的学术眼光和学术水平。对于《湖北文学史》长达数千年的时间跨度来说，著者既没有将其变成社会史的简单比附，也没有陷入编年体式的“精耕细作”，而是拉开了较为广阔的历史长度来考察、叙述文学史，按照湖北文学的发展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代和现代五个时期。上古追溯了远古氏族的神话传说至先秦的楚风余韵；中古缅怀了封建盛世的汉赋兴隆与唐音绝响；近古描绘了宋元的词曲兴盛与明清的文坛喧嚣；近代回首了封建末世的楚声余绪与晚清社团的回光返照；现代则领略了五四以来建国之初的名家辈出与文类繁盛。应该说，这样的划分方式是合理的，既参照了社会发展与时代更迭，又兼顾了文学形态的兴衰与审美特征的迁移。那么，在具体的湖北文学史写作过程中，写作者便拥有了相对开放的自由度，不必囿于各个时期具体作家作品的详细评介，而是在历史文化的时代背景中，根据湖北文学的发展实际，抓住每个时代的特点，提炼出时代的文化精神，以统摄每个章节的书写，正如著者所说：“去追溯湖北文学的浪漫气质和绚丽风采，去寻绎湖北文学的独特精神和优良传统，去重铸湖北文学的活泼生命和现代灵魂”（王齐洲、王泽龙：《湖北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9页。），显示出统一中的多样化特征。
细心展读全书，著者不仅以生动鲜活的文学创作来演绎文化精神的整体构思，而且在每个部分的叙述中匠心独运，所侧重的主题也并不相同。上古是湖北文学地域形成时期，也是地域色彩最为浓厚时期，作者注重表现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对于作家的深刻影响，以湖北境内作家为中心，通过对屈原、老庄等人作品的透视和考察，揭示出楚文学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对中国文学广泛而持久的影响，突出湖北文学开启山林之功。而中古以及以后的湖北文学，作者将其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紧紧抓住南北文学风骚融会这一规律，通过对湖北作家和旅鄂作家创作的研究，生动而具体地展示了湖北文学发展的全貌，突出其“有容乃大”的开放性格。整体融会之外，作者还注意到湖北文学内部的差异性，以“襄阳诗韵”、“荆南文采”、“唐音交响”这些带有地域特征的学派分析来展示湖北文坛盛景。如果说上古和中古的文学史叙述具有地域上的空间感，那么宋元以降的近古与近代则给读者一种时间的流动感，一系列的文学形态和文学思潮奔涌而来，又迅速消隐，带给我们的早已不见上古的崇高、中古的博大，而是镌刻在字里行间的沧桑流变。近代部分、现代部分与古代部分的铆接还是比较成功的，并没有因为时代的急剧裂变与写作者的不同而出现结构上的“突变”，作者在精神探源上，抓住了“爱国主义”、“独立不倚”这一古今文学的契合点，从而打通了不同时代荆楚文化精神的气脉，实现了湖北文学品格的时代传承与发扬，同时也展现了湖北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血脉相连。
对于地域文学史的编撰来说，还会面临这样两个难点：一是地域范围的划分，二是作家作品的取舍。二千多年中国经过无数次的分裂与统一，行政区划分经过无数次变更与调整，很难找到一个自古迄今始终稳定的行政区域。地域范围的游移给文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增加了困难；对于作家作品来说，既有土生土长的湖北籍作家的创作活动，也有祖籍湖北但迁居外地作家的创作活动，还有非湖北籍作家旅居或宦游湖北的作家的创作活动，如何对这些群体做出界定和确立研究重点便成了另一个颇为棘手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于前一个难点来说，撰写者采取了这样的处理方式：以秦代的行政区域划分为界，秦以降则按照当今湖北省所辖区域为参照，无论其在历代政区中有何变动，在此区域内的文学现象便是湖北文学史的研究对象，由于先秦地域文学特别是楚文学地域特色鲜明而且地域范围较难划断，故将楚文学作为湖北上古文学，以见其文学发展初期阶段的整体风貌。这种统筹兼顾的划分方式，既符合当下读者的地域心理定位，又避免了由于历代沿革带来的地域范围的扩大或缩小。对于后一个难点，主要确立三点处理作家作品的原则：其一、对于湖北境内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作家，是《湖北文学史》叙述的主体，他们所创作的作品是首先关注的研究对象；其二、对于湖北境内出生或祖籍湖北的作家，如果其作品创作受到湖北文学传统的影响，或汇入湖北文学流派的作家作品，也应该成为《湖北文学史》关注对象，以丰富我们对湖北文学发展的认识；其三，非湖北籍作家旅居湖北，或在湖北宦游期间创作的作品，其创作对湖北文学发展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者，同样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以肯定他们对湖北文学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这种主次有序的划分方式，避免了在一些作家问题上的纠缠不清，又扩大了湖北文学的外延，使湖北文学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