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诗化小说研究》把“词——意象——节奏”作为分析鲁迅诗化小说的核心要素，显然是有讲究的：“如果说，人物——情节——环境是散文小说的基本层面，那么，词——意象——节奏则是诗化小说的结构性因素。一部（篇）成功的诗化小说就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其中的三个因素彼此关联，互相作用。……词和意象是诗歌的两个等值然而有所区别的核心要素，而节奏赋予他们一定的感性和理性形式。在诗化小说中，词犹如建筑的基本材料，意象犹如建筑构件，节奏犹如材料和构件的结构方式，三者天衣无缝地合作，形成了文字的建筑作品，抑或说，凝固的空间音乐，完美地展示作者的风格特征。”（张箭飞：《鲁迅诗化小说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42—43页。）从“词——意象——节奏”的角度切入鲁迅小说研究，把鲁迅小说的形式研究和思想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回顾几十年来的鲁迅研究历程，经历了挫折，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这个具有丰富意义与深远影响的专题领域，要越过前人的高度，拥有新的发现与突破，就要运用新的思路，去挖掘这一领域的深层“矿产”。以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和张箭飞的《鲁迅诗化小说研究》为代表的系列成果体现了新阶段鲁迅研究的鲜明特点。
《鲁迅的生命哲学》从文学与哲学的交叉领域切入，以生命哲学为向度，突出了鲁迅研究的多元化特征。它对鲁迅这一生命类型个案进行了深入的解析，所要求解的是鲁迅对生命的一种哲学态度如时间观、信仰论、审美观等，以求最大程度上还原鲁迅生命体验的哲学本质。因此《鲁迅的生命哲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体现为一种阐释说理的方式，具有明显的哲理思辨色彩。
《鲁迅诗化小说研究》则从诗化小说理论入手，将鲁迅小说纳入到一个新的研究体系当中，系统阐释了鲁迅的诗化小说特征。如钱理群先生所言：“现代文学作品里，艺术水准最高的作品往往是（当然不是‘全部是’）带有抒情性的，或者说是具有某种诗性特征的……抒情性（诗性）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张箭飞：《鲁迅诗化小说研究·总序》，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2页。）这一点是中国现代小说和西方小说最大的不同，因此，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诗化特征及现代文学的诗化理论可能挖掘民族文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所在。《鲁迅诗化小说研究》在方法论上也体现了这一特征。它采用理论阐释与文本细读相结合、且以细读为主的方法，吸取了西学与中学研究的长处，以最大程度上展现诗化小说的审美特征。
总之，两本著作打破了原来单一的鲁迅研究范式，从文学内外部交叉领域着手，开创了新的研究空间，也丰富了鲁迅研究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特征，是新阶段鲁迅研究走向深入的代表性成果。
六、地域文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思维惯性：以现代性的时间尺度去“丈量”鲜活的历史现象与现存文本中的文学发展规律，使之符合我们的主观预设、理论想象和解释体系。这种以“西方文化为摹本”的强势思维用“‘历时态’的辐射机制同化了它的研究者”（朱德发、贾振勇：《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189页。）从而支配了现代文学史研究，其后果便是制造出宏大的历史叙事话语和封闭的叙事结构，用时间性来抹去空间性差异，以“同一性”来制衡多样性存在，压抑和遮蔽了多维度的文学史本真呈现，让文学史研究囿于“新旧嬗变”的进化法则和“东西差异”认知偏见之中。当这种方法论演变为不证自明的学术规范和认知律令时，其叙事话语的保守性维持功能就大于它的开拓性和创造功能。那么，如何破除几十年来的话语系统的垄断，使现代文学史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呈现出空间（共时性维度）上的多元性，而且具有时间上的非同一性，在自觉认知高度上实现学术思维和方法论的转换便成为了艰巨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这种转换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悄无声息地发生着，由湖北学者樊星所著的《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就显现了这种挣脱理论惯性制约的努力。作者以地域文化（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切入当代文学的研究，不仅重估了地域文化的审美价值，而且激活了文学研究中日渐“麻木”的审美感觉，在精英知识分子的知性解读和纵横捭阖的文风中，深掘地域文化的“老井”，去勘探民族精神之源，为我们打开了一条辨明路径、抵达文学本真之境的潜在航道。
当然，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学现象并不是新鲜事，正如作者所说：“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1页。），早在20世纪中叶，国内就有地区性的现代文学史专著出版，有的是以政治活动为标准来确定地域空间，如刘增杰主编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冯健男和王剑青主编的《晋察冀文艺史》、文天行的《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史稿》等等；有的以行政区划为标准来确定地域空间，如《江苏新文学史》、《岭南文学史》等等。这些著作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域文化视角，但在具体操作中，对地域文化特色也有所涉及，并显示了政治活动对地域文化的利用与改造。真正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量地区性的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出版，不仅为这种研究提供了可能，而且本身就包含着研究的眼光，在一些著作中，如影响颇大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严家炎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其中文化的眼光已经取代了政治活动或单纯行政区划的标准，这里的地域文化的视角已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对话和解构力量，张扬文化差异，用空间性特征来对抗和批判现代性的时间性特征，将被压抑和忽视的文学差异性与多样性从宏大叙事的遮蔽中解放出来，从而激发文学研究的潜能。
地域文化唤起了作者“究天人之际”的学术兴趣和建构了“文学与地域”话题的理论支点，正如有论者将其比喻为“解开地域文化与当代文学浑然一体的关系之锁”（见刘安海：《解开地域文化与当代文学之锁——读〈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载《高等函授学报》，1997年第3期，第28页。）的“钥匙”。正是在地域的“精神之旅”中，让作者能够“站在西化的文学思潮之外”（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100页。），去开掘文化的富矿，守望精神的家园和张扬民族的魂魄；也正是在地域“空间维度”（共时性维度）的言说和体验中，让作者赋予文史资料和现存文本新的知识谱系坐标，调整、更新、充实和强化文学史叙事话语的表意和写意技能，使之具有多维复合的开放性、延展性和多样性的学术品格。更重要的是，“地域文化”不仅让作者找到地域与文学的榫接点和表征域，而且还渗透着作者对这一概念的高度把握和重新认知，并直接影响了该书的写作框架，因此，从“地域文化”概念出发也是我们解读该书、理清作者写作方式的关键点所在。
首先，地域文化是个空间概念。为地方文学史确立一个相对明确和稳定的空间地理存在，是理解和把握地域文化和文学的基点。从《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篇章结构来看，就具有明显的地域空间划分的特征，全书除序论外，分上、中、下三篇，上、下两篇“划江而治”分为南北两个大的区间，下篇则具体到具有独立文学史价值的城市“文化圈”，如“京派”与“海派”，基本上涵盖了地域文学研究的整体与局部，使得该书在不大的篇幅中却获得了充裕的信息容量和广泛的研究范围。此外，三篇又细化为一十三章，同样从地理空间出发，对每一个大的区间进行局部切分，从而确定具体的研究对象，如上篇“北方文化的复兴”中，按照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分为齐鲁、秦晋、东北、西北与中原，又如中篇“南方意识的崛起”中，分为中部的两湖、东南的吴越和西南的巴蜀，从而方便对每一地域的文化与文学特征进行剖析与观照。在这种划分方式中，作者摒弃了文学史常用的具有政治特征的行政区划，而是采用具有鲜明自然地理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先秦时期的地域区划（王祥：《试论地域、地域文化与文学》，载《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4期，第124页。），不仅强化了地域文学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而且彰显了地域文学的悠久绵长。
其次，地域文化是个历史概念。如果说前面谈到的地域区划强调了文学研究的地理空间存在，那么，历史概念则指向时间和传统，强调文学流变的历时性，但这里的“历时性”是“非同一性”的，它立足与地域文化的“局部”时间，与“大一统”的时间轴一同延伸，即使发生个别的交叉与合并也掩盖不了地方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之间“互主性”关系和状态，从而赋予地域文学独特的研究地位与学术价值。正是这种“历时性”，实现了地域文化与中华文化气脉之间的衔连与对接，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精神之间的承继与发展。如作者所述，这种“气脉”与“精神”在时空中的承接，保证了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能够“超越时代局限”，富有“更长久的（有时甚至是永恒的）意义所在”，因为“它是民族性的证明，是文明史的证明”，“能够经受住时间的磨洗，战乱的浩劫，昭示着文化的永恒生命力”（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15页。）。作者在书写格式上往往在展开话题之初，便对该地域的地理环境、风俗民情进行精心描绘，提炼出泽被后世的文化精神，实现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学精神上新一轮的高度契合。例如，作者在介绍山东文学时，首先激活山东的“文化基因”——“山东，齐鲁文化的故乡，是一片浸透了理性和血性的神奇之地。”然后在“礼乐文化的品格”和“勇敢善战的血统”的矛盾与分裂中分析齐鲁文学的特点和作家创作的特色，既为当代文学勘探到了历史悠久的“文化之根”，又增加了学术作品的“趣味性”，“诱惑”着读者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
再次，地域文化是个立体概念。自然地理或自然经济地理之类可能是其最外在最表层的东西，再深一层如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而处于核心的、深层（内在）的则是心理、价值观念。因此，在进行研究时，必须把它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该书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对“地域文化”的全方位多角度研究，而不是居留在笼统晦涩的文化概念说理上，作者在对以山川风物、名胜古迹、四时景致等构成的地域文化的自然景观和以民风民俗、方言土语、传说掌故等构成的地域文化的人文景观的生动描绘中，让文学现象一下子鲜活起来，充满生命的律动，同时也让地域文化研究变得绚丽多姿，例如，作者在强调地理环境对作家的影响时，这样分析山东：山东地处黄河流域，又濒临黄海，所以山东作家群既拥有黄河的雄浑、朴实，又拥有大海的浪漫、宽广，从而点染出了蕴蓄在山东作家身上的凝重道义感和浓烈的浪漫情怀；再如，作者这样分析河南方言的独特韵味：上承“汉赋”“乐府”等中原文学传统，而显得朴实、凝练、工整和押韵，又因袭河南民风的刚烈、泼辣和狡黠，而显得朴野、幽默和精妙……正是对这些地域文化的多维展示，让读者领略了地域文学的独特魅力，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塑造这些地域文化的民众的生命力、创造力的热情颂扬，还深深渗透着作者对重新发现民族文化、重铸民族精魂、优化国民性的一种热望，正如作者所坚信的：“在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彩中，孕育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化的基因；在民间文化的勃勃生机中，涌动着重铸民族魂的热能。”
又次，地域文化是个参照概念。也就是说，“地域文化”是一个比较性、对照性的概念，任何地域都应有一个可资比较、对照的参照物，然后此一地域文化之特点才能彰显。可以说，该书对“地域文化与当代文学”之间关系分析的过程就是一个比较的过程，正是在比照过程中，作者发现了丰富多元的地域文化，也是在比照中，作者归纳出风格迥异的文学创作。纵览全书，既有大的整体比较，如中国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水文化与土文化之比较；又有局部比较，比如同处北方地域，却有齐鲁的悲怆、秦晋的悲凉、东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和中原的奇异；同局南方地域，却蕴藏着楚风的绚丽、吴越的逍遥和巴蜀的灵气；还有更为具体的城市之间的比较，如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和苏州等城市的不同风味。当然，这种比较不仅仅停留在区域空间的比较上，还有文化与文学风格、特色的比较，比如北方文化中，同样是“悲”，齐鲁是苦难坚忍中的“悲怆”，秦晋却是贫瘠沉寂下的“悲凉”；同样是“奇”，东北是梦幻般的“神奇”，西北是壮美的“雄奇”，而中原却是芜杂的“奇异”；再如语言风格的比较，同样是调侃，北京是油滑、耍贫的“京油子”，上海是尖酸、俏皮的“海派腔”，天津是斗嘴、夸张的“卫嘴子”，武汉却是粗鄙、泼辣的“汉腔”。此外，作者还对地方民俗、文化景观、民族精神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正是在这种多角度多层次的比照中，才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住地域文化特色，同时也使得这种地域文学的研究与探讨变得“妙趣横生”、“饶有风味”。
总之，空间的、历史的、立体的、参照的“地域文化”概念，使地域文学的研究呈现出多维度的“空间”（共时性）拓展，尽力避免了长期以来地域文化批评中的公式化、教条化弊病，为我们描述了更加复杂和多样化的文学场景，在一定程度上解构和颠覆了一元化的知识观和科学观，从而使人们可以从更为广泛而深入的角度去认识地方文化史和文学史。
樊星的地域文学理论为地域文学实践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也为研究湖北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湖北文学史》《新时期湖北文学流变》是系统研究湖北文学史的重要著作，他们显示了湖北文学研究的实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