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眼光和现代意识去考察分析文学史中的材料和问题，在研究课题上取得新的突破，是《湖北文学史》的又一特色。著者从大量文献资料出发，对各个时期的文学现象进行考辨分析，往往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从而使该书的写作具有了“理论性、学术性、史料性和现实性品格”，体现了较强的现代意识和现代学术品位。例如在《诗经》开篇出现的“周南”、“召南”诗集编撰中，作者提炼出富有楚国特色的“二南诗风”，既在共时性层面上强调了“楚风”在当时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又在历时性层面强调了其泽被后世的开启之功，让读者全方位地把握住楚文学的辉煌灿烂和源远流长。又如对神话典籍《山海经》的考证，作者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从七个方面详细论证，得出“《山海经》是楚人保留下来的一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重要典籍”，这种重考证的学术风格，加强了该书的学术气氛。无论是对流行旧说的纠偏释误，还是对历史疑难的细心考证，都使得这部文学史别具风味，显示出作者的功力与胆识。
纵观全书，《湖北文学史》作为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湖北文学的通史，有着筚路蓝缕之功，作为一部合著，难免存在写作方式的不同和评价标准不完全一致，但从整体上看，它在地域文学方面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等诸多方面，都为今后的湖北文学研究作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的范式。该著从一般着眼于地域文学史“纵”的线索脉络的梳理，发展为注重从全面、动态的角度研究文学的流变历程，由单纯注重作家、作品的分析注重文学发展规律、文化精髓的深度开掘，极大丰富了湖北地域文学史的研究。此外，该著还沟通了湖北地域古今的文学传统和文化精神，建立了湖北地域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血脉联系，从而建构起一个开放形态的湖北文学史研究体系，提升了湖北地域文学研究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
《新时期湖北文学流变》也属一种对地方专门史进行研究的断代史，但又兼有文体史的特点，因为全书在结构编排上主要依据文体进行分类：除绪论部分外，第一章至第五章是对湖北小说的流变进行分析和阐释；第六章与第七章则对诗歌创作展开叙述；第八章与第九章分别就湖北的散文与戏剧创作进行言说；最后一章还对湖北地区的文学评论状况进行了概述。仅仅从比较直观的结构形式上看，就可以体会出作者们独具匠心的“打磨”功夫——全书不仅对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文学批评都有所涉猎，一些重要的文体，如小说，还对重要作家展开深入研究，单设章节进行阐述，而且每一部分皆有绪论与结语，显示出了各自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说是各类文体史的一种集中展示，似一幅气势恢弘的“清明上河图”——并非是各卷的简单连缀，而是各卷的有机整合，由此而来的整体性或系统性，便显示出了大于各卷之和的“综史”价值。《新时期湖北文学流变》不仅清晰地勾勒出湖北文学近二十年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脉络，而且对湖北文学现今的文学史地位和文学资源进行了价值重估，此外，还对湖北文学近年来发展的经验教训也进行了反思。总之，系统性、群体性学术研究的优势和威力在此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
结合上述情况的分析，《新时期湖北文学流变》乃一部整饬、系统之作，这种编撰结构与创作意图的结合使该书写作呈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从大量的创作文本中，梳理出湖北近二十年来各类文体的发展过程和流变轨迹，力求清晰地描画出湖北文学发展的总体性线索和阶段性脉络，并从纵向上展现其发展格局。长期以来对于各式文体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名家名篇的欣赏和解析上，而对该类文体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缺乏研究。这种方式不仅对文学及文学体式的生成演进、创新的过程、实践的经验教训等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而且生硬地打破了文学及文体发展过程的系统性、贯通性和完整性。有鉴于此，《新时期湖北文学流变》的编撰者开拓视野、调整格局，以湖北文学及各类文体自身发展演化的轨迹为主线，辅之以鲜活、生动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创作的详细阐释，“史论结合”，实现地方文学及各类文体研究的一体化，从而获得了新时期湖北文学研究的独立品格，并促成了该著原创性极强的选题意向。例如，对湖北文学的“重镇”——小说流变史的研究，依照其自身的演进规律划分为三个阶段：“抒情时代”（1978—1987年）、“叙事时代”（1987—1993年）和“言说时代”（1993年至世纪之交），分别就“复苏期”成就较高的短篇小说创作、“自觉期”的中篇小说创作和“多元化期”的多样化小说创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对湖北文学从随“大流”文学创作“古典时期”到获得独立意识的“现代时期”再到众声喧哗的“后现代时期”各个阶段的发展特征和创作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从系统的流变轨迹中去提炼湖北文学的发展规律、挖掘湖北文学演进的内在动因。
其二，自觉地站在当代的高度，以新的时代眼光和清醒的反思意识，审视湖北文学二十年来流变的得失，同时对若干问题提出前瞻性的看法。王先霈在序言中提到这样一种情况：“感情影响理性的冷静和精确，这就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本地人写本地史的弊病”，“褒有余而贬不足”本来就是文学批评的一个普遍现象，何况还牵涉着一份“乡党”情谊，对湖北文学创作和湖北作家的充分肯定是抬升湖北文学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对湖北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和作家创作的不足之处进行反思和“内省”也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向内”的深度探索往往被人有意规避和忽略，这也表明我们面对自身的怯懦与胆小——特别表明了我们文学生命力的不够强盛，一种敢于“内省”的地方文学才是真诚坦荡和率直的，一种敢于直逼弱点的地方文学才能造就无比生动无比真切的真正艺术品。该书特别值得肯定的一点就是编撰者们对湖北文学发展“不尽如人意处”的正视和反思，例如湖北文学对楚文化浪漫品格的遗失，有名家无名作的尴尬状况，作家独立品格和创新意识的迷失等湖北文坛确实存在的现象和状况，该书能够勇敢地指陈出来并作出了初步分析，认为是湖北人过于世俗的精神气质、“九头鸟”精明有余的文化心理，以及不够健全的“作家的灵魂”所造成的。此外，对于其他文体如诗歌、散文和戏剧发展的不均衡和“营养不良”情况也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构思，这些对于实现湖北文学的良性发展都是不无裨益。
其三，从同国内当代文学的多重联系中、同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多重关联中，对国内文坛有一定影响的湖北作家的创作特点进行全方位剖析，总结湖北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当我们对文学作品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的交叉观照时，就会了解到不同的文学思潮流派、文化语境和不同的创作风格之间其实也隐藏着一种“对立互补”的关系，由此，掌握某部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并不等于发现了艺术规律，把艺术作品背后的完整世界纳入理性思维的判断，才有助于我们的深入的审美判断。能够结合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与普遍联系对湖北作家的创作进行分析是该著的又一特色，这种写作模式下的作家论才显得厚实，体现出研究者丰富的学术积累和深广的学术思路。例如，该著对刘醒龙“乡土小说”创作的解读，首先将中国现代以来的乡土文学进行了系统概说，指出乡土文学创作长期以来存在的角度单一、表现平面化的缺失之处，然后结合刘醒龙的小说创作分析出其乡村生活表现的“立体化”特点，并予以了充分肯定。再如对“新写实”的两位重要湖北作家——池莉和方方创作特点的分析，首先在绪论中就对“新写实”为什么能够在湖北地区“成形”的文化因素、外来思潮和人文地理进行了总体观照，为后文两位作家的具体分析做了很好的铺垫，有助于从整体到局部全面把握作家的创作特点。通过这样的方式提炼出来的文学创作经验和教训就更加有说服力和学术价值。
对丰富复杂的湖北文坛二十五年来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景式的观照并作出流变规律的分析是一项有相当难度和挑战性的工作，纵观全书，编撰者的学术预想和学术目标得到了初步实现，以上几点的分析与归纳仅仅反映了研究工作中部分特色，更多更深入的总结留待读者的发现，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编撰者努力把握当下地方文学“脉搏”的勇气与胆量、注重价值判断与多元取向的融和统一、宏观把握和与各类文体发展研究的分类组合，使得该书获得了创新性、厚重性、系统性的特点，这与著作者们甘于寂寞的学术精神和艰辛扎实的学术探索是分不开的。
自然，该著也有其不足之处，虽然在绪论中提出了宏大的研究设想和一些很值得关注的湖北文坛现象，如楚文化精神的失落、湖北文学创作“慢半拍”的情况以及“世俗化精神”在湖北（武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内在动因等等，但这些话题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却没有得到更加深入地发掘和研究，所作的分析阐释也给读者一种“不痛快”的感觉。湖北文学理论批评家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传统作协批评力量比较单薄。李鲁平长期在武汉文联任职，长期从事文学批评工作，格外关注湖北文学。他的评论集《湖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亲历》，带有更多的湖北文学研究的现场感。从宏观上看，《湖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亲历》全面反思、审视了近三十年湖北文学，勾勒了湖北文学发展的历程与总结了湖北文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李鲁平的宏观思考，着眼于文学发展规律与中国文学发展趋势与高度，对湖北文学的总结就既有理论深度又贴近实际。不仅如此，《湖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亲历》还细致地分析和评述了湖北代表性作家如邓一光、刘醒龙等，又有湖北地区的小说、散文、诗歌的细致分析。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深入地反映出了湖北文学地发展脉络。论文集反映了作者良好的理论素养、敏锐的学术目光与细腻的文学感受能力。湖北地区理论批评家众多，三十年来持之以恒地关注湖北文学的并不多。论文集的出版不仅是李鲁平个人的收获，也是湖北地域文学研究的收获。
